现代性的指向

三、现代性的指向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目标指向，就是超越现代性和重建现代性。所谓超越现代性，就是指克服现代性既有发展形式的内在矛盾，利用既有形式所孕育的理性潜能，为现代性更为合理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超越现代性正是发现矛盾、合理解决矛盾的过程，从现在到未来架起一座桥梁，通达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重建。所谓重建现代性，就是指在现代性既有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合理、更为完整的现代性发展形式。

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理解为某种未完成的存在：因其未完成，所以才表现为“残缺的现代性”，也正因其未完成，才表现为“有待完成的现代性”。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现代性规划作为“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对“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构成了批判性的张力，同时也开启了现代性进一步自我完善的趋势。社会现代化进程对启蒙规划的偏离和异化，只有通过社会现代化与启蒙规划的重新结合与协调才能够得到纠正：“我们不应把现代性及其规划当作失败的事业加以抛弃，我们应该从那些力图否定现代性的偏激方案的失误中吸取教训。”“现代性的规划尚未实现。……这个规划旨在把现代文化与日常实践有所区分的结合起来……这种新的结合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实现，那就是社会现代化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12]现代性内部既然包含着自我捍卫与自我批判的双重要素与倾向，因而也就孕育着不断自我矫正、自我超越的机制，这就决定了现代性既不可能全面终结，也不可能永世长存，而只能通过其自身来完成“自我超越”与“自我重建”。“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理念非常鲜明地标识出了现代性自我超越与自我重建的问题意识，其显著特点就在于将既有的现代性形式理解为一个自我冲突的矛盾体，在其内部中不断孕育着克服自身矛盾的发展趋势和超越自身存在的解放潜能。

显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视野中，批判启蒙和现代性，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和抛弃现代性，而是要批判非理性的、异化的和片面化发展的现代性，呼求一种更为合理、更为全面和更为完整的现代性。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超越现代性与重建现代性的意向，体现了一种“内在超越”的方式。所谓内在超越，就是正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并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现代性的正常发展，使之更有利于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超越，其本质在于超越某种畸形、残缺、片面化发展的现代性，而走向另外一种健康、完整、全面发展的现代性。

法兰克福学派超越现代性又重建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路向，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当代中国发展所召唤的恰恰是不同于既有现代性形式的“新现代性”。“现代性有多种可能，这便是自反性现代化的回答。根据启蒙运动的老公式，后者依赖现代化来克服现代化。”^[13]

超越片面的现代性发展模式，首先需要正确认识今天我们所要确立的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发展着的“流”，而不是一个终结了的“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代性，既不是启蒙运动兴起的现代性，也不是工业社会一般倡导的现代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信息社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现代性。应当看到，现代性发展到了今天，既有辉煌的历史，又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理性主义的泛化一方面使人类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另一方面又使人类陷入生态、资源、环境等严重困境；科学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现代人所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成果”，另一方面又使人类面临价值、情感、信仰等方面的危机；市场原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社会公正、伦理规范、精神生活等产生了强列的冲击和挤压。这一切都标志着现代性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不少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吸取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立新的现代性标准用以指导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认清现代性的当代价值是什么，需要克服、避免的东西又是什么，从而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步入现代性发展的健康轨道。在这方面，应当用一种未来的眼光审视和反观现实，因为一种富有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能力的现代性必然是面向未来的现代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善于借助未来的眼光来审视历史经验和当下现实，才能成为富有创造性的民族，才不会重蹈其他国家现代性的覆辙。

其次，正确理解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并予以合理解决。历史发展到了今天，马克思当年所剖析的现代性各种矛盾虽有所改变或表现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这些矛盾还依然存在。就总体而言，我国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两大矛盾：一是在国际上，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展与我们的现代性自主发展形成尖锐冲突，“西化”的势力给我们的现代性发展造成严重压力；二是在国内，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与道德、科技与人文、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日趋紧张，“物化”现象及其影响干扰着现代性的正常发展。能否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事关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成败。对此，还是需要用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观点来认识和看待问题。在资本全球化的扩展与现代性的追求相互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看到全球化尽管是资本扩张的结果，但它毕竟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客观历史进程，因而我们不可能回避这一大趋势，应当自觉加入这一历史潮流，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不能面对这样的全球化简单地讲“顺应”或“适应”，而应当是积极参与，有所作为，自觉寻求现代性的自主发展。利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果来发展我们的现代性，这是一种合理的抉择。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功利与人文分裂的问题上，解决的出路既不能靠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也不能靠对功利的谴责与贬斥，而只能是在肯定功利追求的前提下并在功利追求的基础上提升超功利的境界。也就是说，讲人文不是要鄙视以至排斥功利，而是要勇于面对功利又不完全陷于功利。正确的价值导向应该是提倡一种既在功利追求上有竞争精神，又同时具有远大目标和崇高境界的理想人格。追求功利与超功利是应当可以而且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真正的人文精神与功利追求不应该是截然对立的，保持二者的合理能力，便是解决现代性内在分裂的一种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