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社会进步的基本立场

三、看待社会进步的基本立场

既然社会进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文明与野蛮相互交织、相互较量而不断推向前进的过程，因而站在不同的角度、立足于不同的重点，对特定的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理解和评价会大不一样。就以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如果仅就现代科学技术文明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言，其社会进步意义是无论如何需要肯定的；而如果从人的扭曲发展和社会的严重不公正方面来看，其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则是受到强烈质疑的。这样，如何从总体上对社会发展作出一个合理的评价，这对于正确看待和全面理解社会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马克思曾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观点上的对立阐明了自己有关社会进步的原则、立场，同时也阐明了如何看待社会进步的方法论。

李嘉图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坚定地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竭力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信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唯一可能的、绝对进步的自然形式。为此，他特别关心生产力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27]按照李嘉图的看法，资本家在发展生产时，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即利润，可是利润又是为了积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则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因此，资本家的利润是同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同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李嘉图公开为资本家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辩护，认为只要能够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使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也都是应当的，任何阻碍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力量都是必须坚决反对的。这样一来，李嘉图完全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或物的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人们追求的不再是自身的需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客观需要，即无限制的“无主体的”资本增值和利润。所以，“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么办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28]在这里，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主体性被消灭了，工人与驮畜或商品一样，是机器的附属物，资本“不属于我们或他们”，“把资本家只看成人格化的资本，看成G—W—G’，看成生产当事人”。^[29]这样，原来在斯密那里，通过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体活动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最后变成了个完全物化的社会，物的增长和发展就是一切。用马克思后来的话来说，斯密的经济人，终于在李嘉图那里变成了非人的“帽子”。

与李嘉图的客观主义立场相反，西斯蒙第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所持的是一种带有感伤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不像斯密和李嘉图那样只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个人“发财致富”的只关心物的科学，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为人类谋利益的理论”。不过，在西斯蒙第眼里，斯密与李嘉图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斯密的理论还多少有点人情味(道德情操和经济人)，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理论。西斯蒙第特别批评李嘉图，“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30]李嘉图“把人遗忘了，而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31]西斯蒙第认为，人的消费是经济生活的目的，生产不过是满足消费的物质手段，分配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因而消费决定生产便是其基本结论。显然，相对于李嘉图那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客观主义立场来说，西斯蒙第的出发点是人类主体的消费。针对李嘉图所肯定的人与物、生产与消费的颠倒，他强烈地质问道：“大家请看，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32]如果说这样的理论也是一种科学，那它不过是一种“骗人的科学”。^[33]

正是由这样的理论出发点出发，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体现出这样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反主体性的强烈批判。依照西斯蒙第的看法，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必须明确注意到：劳动是人的劳动，财富是人的劳动的结果，财富是为人的需要而生产出来的，所以财富必须造福于人，人人都应该“享受劳动的成果”。这是一个严谨的逻辑推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推论根本没有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创造财富的现实与结果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劳动创造了价值，但是价值需要取代了人的真实需要，抽象的物取代了人的真实劳动。这种人与劳动本身的分裂是劳动成果不公平分配的前提。正是在这种分裂中，资本家才将土地、资本和劳动并列为三种生产物，并通过利润和地租的形式掠夺了劳动者，从而造成了劳动创造价值，可劳动者却在交换中不能占有财富的可悲现象。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是非人道的。二是对工业主义的强烈反对。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西斯蒙第反对大工业的发展，认为正是大工业才造成了新的贫困。为此，他指责李嘉图肯定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工业主义”，这种工业主义完全无视“机器抢走了工人的饭碗，全面的竞争减少了各种劳动的合法利益，一泻千里的生产不仅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生活，反而扼杀了穷人”。^[34]工业主义在试图证明人征服大自然的胜利的同时，“它更证明了人征服人的胜利”。在这个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中，“凡是物取得进步的地方，人就得受苦”。^[35]正是工业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一个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愈先进，劳动者和享受者的命运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也就愈严重”。^[36]当然，西斯蒙第也看到，这并不是机器本身使用的结果，而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组织造成的”。^[37]三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强烈抵制。西斯蒙第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制度”是一种进步，但又认为，在这样的制度中，“大家的思想，不再向往追求共同的利益，从此之后，只考虑局部的利益了”。^[38]每个人在生产中仅仅追逐自己的利益，这就必然在经济生活总体上造成无政府状态和盲目的发展。比如，“当工业超过消费的需要时，便出现困难和痛苦，市场便发生壅塞；以及生产财富生产得过多时，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便备尝困苦”。^[39]而且，由此必然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因如此，西斯蒙第提出要重视国家的调节和指导，并且主张一种有限生产论。他认为，“如果由于技巧和工具的不断完善，生产能力还是不断提高，那么很快就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数量应该停止增长，而把力量用在改善质量上”。而质量的改善也会有一定的限度。“因此，生产是有限度的，不能逾越。”^[40]

可以看出，西斯蒙第和李嘉图在对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上，双方的立场和倾向显然是大为不同的：李嘉图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发展和财富创造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标准，而西斯蒙第则把是否人道、公平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准；李嘉图是主张通过无限制地扩大生产来寻求社会进步，而西斯蒙第则是主张用限制生产发展来求得进步，以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级利益的冲突。对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究竟怎么看？在其基本倾向上，马克思比较认同的是李嘉图的观点。这样的认同主要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从感伤的、浪漫主义的情调出发的。面对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尖锐冲突，马克思还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坚持后者服从前者的观点，以深刻的历史观来审视和分析问题。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41]其实，人的“类”发展与个体发展固然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就其总体发展来说，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矛盾中不断走向统一的。因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42]因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毫无顾忌”是“科学上的诚实”。^[43]这种诚实就反映在其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的，是符合人类进步方向的。迷恋于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抽象的伦理要求，只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步伐。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是要放弃进步观上的价值审视，而是站在历史观的高度，对社会发展给以理性的把握，并将不同的评价标准放到合理的位置上。事实上，当马克思在肯定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基本观点时，也始终没有离开主体角度即价值角度的理解，如“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就是这样的理解。

谈到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和把握，常常涉及对“崇高”与“鄙俗”的认识。按照一般的理解，进步总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的，是逐渐摆脱鄙俗而趋向崇高的，因而崇高既是一种境界，又是一种追求。无视崇高的进步，决不是一种真正的进步。但何谓“崇高”？这不是一种诗意中的崇高，而是历史中的崇高。既然是历史中的崇高，它当然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和价值意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有不同的理解。相应地，对于何谓社会进步也要作出具体的阐释。马克思当年就面临过这样的难题，并且从中阐发了独特的社会进步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发展中的“目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无疑显得崇高得多，因为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世界，情况恰好相反，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表现为自身的完全空虚，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过程，一切行为的目的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就此而言，古代世界确实显得崇高，现代世界明显流于鄙俗。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表面地、抽象地看，而是放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的话，崇高与鄙俗就需要作新的理解了。“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44]所以，同样是崇高与鄙俗，古代的理解与现代的理解截然不同，“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45]用一种怀旧的、感伤的“崇高”观点来看待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评价，甚至对社会发展作出严重的误导。因此，要合理地把握社会进步，必须对崇高与鄙俗加以深刻的、全面的理解，自觉以一种健康的崇高观来引导社会发展。

马克思观照社会进步的这种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考察社会进步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不公正问题日渐增多，以致批判的呼声日益强烈，追求崇高的人文诉求也不断加剧。消除丑恶，走向公正，这是天经地义，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但是，在追求崇高、实现进步的过程中，如果用某些陈腐的道德观念来看待社会发展，或者是用限制市场经济和生产的大力发展来寻求社会生活的和谐、公正，这决不是明智之举。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以保证社会进步的具体实现。

【注释】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12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5]康德：《从世界主义的观点看普遍史的思想》，见H.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6页。

[6]康德：《从世界主义的观点看普遍史的思想》，见Yirmiahu Yovel：《康德和历史哲学》，普林斯顿大学1980年版，第146～147页。

[7]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2页。

[8]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9页。

[9]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2页。

[10]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2页。

[11]这一思想确实抓住了历史进步的深刻矛盾，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对于这一思想，恩格斯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12]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4页。

[13]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92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39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8页。

[30]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79页。

[31]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7页。

[32]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页。

[33]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

[34]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页。

[35]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

[36]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1页。

[37]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50页，注1。

[38]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3页。

[39]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9页。

[40]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5～9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4～12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