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方法的运用问题

二、解释学方法的运用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方式上，除了要加强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有机结合外，还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注意恰当推进文本自身的研究，使文本研究真正具有科学性。近年来，围绕着“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话题，国内学术界对如何研究马克思文本给予了较大关注，引起了广泛讨论。在研究讨论中，解释学方法的引入和运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少学者特别关注解释学方法的价值，既用它来审视以往的哲学研究，又用它来考察今天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于是，在有关文本研究的讨论中，理解、解释、前见、处境、视野融合、对话逻辑、解释学循环、解释学经验等概念已经成了常用词。应当说，解释学方法为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它所强调的理解、解释等具体方法，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文本研究，进而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都是有益的。但是，随着解释学方法的引入和运用，马克思文本研究又开始罩上了一层新的迷雾：由于理解和解释的作用日益突出，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基本东西也似乎难以把握了，“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致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越来越成为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我们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这并不是要贬低以至否定解释学的方法论意义，而是旨在强调应把解释学的方法放到恰当的位置上，并加以合理的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又真正推进马克思文本研究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这里提出目前文本研究中的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供讨论：

一是诠释不足与诠释过度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早已存在。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间不乏可喜的成果和有益的探索，但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理解和解释上的片面化。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往往从需要出发加以任意解释，因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全面、准确的理解。如有的只从马克思的文本中读出“阶级斗争理论”，有的只从中读出“人学”，还有的只从中读出“科学主义”，等等。这些解读造成了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读，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和社会影响也是有害的。正因如此，重新理解马克思确实是必要的，纠正历史上对马克思的片面理解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上述问题主要不是在解释学层面上发生的，它跟我们今天所谈的解读现象并不是一回事。这里所要谈的是目前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诠释问题。

应当看到，目前在对马克思的文本作出新的理解的同时，确实存在着“诠释不足”与“过度诠释”的问题。前者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一些基本观点缺乏深入的、全面的理解，甚至是用前马克思哲学的水准来进行解读，结果使得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贡献大打折扣，其当代价值也大为降低；后者则表现为对马克思文本中的某些观点、思想作任意发挥，抓住一点，无限引申、演绎，甚至将文本中没有的思想加诸其上，使得解释后的马克思与本来的马克思越来越远。这两种情形虽然都存在，但后者表现尤为突出。无论是“过度诠释”还是“诠释不足”，都是不合理的诠释。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路向走下去，马克思文本研究很难取得科学的、高水平的成果。

当然，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历来是开放的，并不能以某一种解释定为一尊。但是，我们不抱守某种一元的解释观，并不意味着将解释看成是完全主观的任意涂抹，想把解释对象怎样打扮就怎样打扮。这就涉及解释学方法运用的限度问题。限度怎么确定？虽然很难划出一个严格的界限，但基本的准则还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立场、观点。否则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哲学。按照这样的准则，解读过程中必须注意如下问题：其一，要认真辨别文本，尽可能弄清各种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研究过程中，所依据的文本不同，研究的结果和描绘的形象也就不同。如在过去，不少学者仅仅依据《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来理解马克思，因而将马克思的思想诠释为“斗争哲学”；又有一些学者则依据马克思的早年著作、文章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马克思的思想诠释为“人道主义哲学”。如果不把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加以认真辨别并弄清其思想联系，就很难避免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误解。国内外学界之所以会造出“两个马克思”，原因与此直接相关。其二，要依据马克思文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其哲学思想，而不是依据后来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用后来的实践及其需要来解读。抽去了特定的语境，好多思想是无法得到准确的说明的，或者得到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其三，要注意把握文本的整体思想，用整体思想来看待其具体观点。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体系，各种观点在其思想体系中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离开文本的整体思想孤立地突出其中的某个或某些观点，力求防止片面化的解释。

二是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解释并不是从虚无开始的，而是以“理解的前结构”为条件的。“理解的前结构”是由“前有”、“前见”、“前设”三者构成的，任何解释都不可能离开这个根本条件。不容否认，在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中，研究主体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对文本的理解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自己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的影响，从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研究者都是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来解读文本，因而理解和解释中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马克思的真精神和真实思想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需要通过理解和解释才能揭示出来，这也不能离开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此而言，马克思文本研究确实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文本研究的结论只能是主观的、解释学的结论，不可能达到对文本的真实意义的解读。假如马克思的思想根本没有什么本真性或客观性，而完全是一种可以任意界定的东西，那么这种研究还有没有意义？能不能进行？假如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什么确定性的东西存在，有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解中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根据？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标准？过分夸大解释和理解的作用，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马克思文本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确实不一样。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它是以客观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它的知识的客观性，就在于关于知识的判断和表述中要力求避免主体的东西参与其中，严格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所以，在自然科学中，什么是主体的，什么是客体的，能够分得清楚。尽管在研究中由于作为认识主体的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可能会受到主体的影响，特别是在微观领域中，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较大的，但是往后深入的研究通过对研究结论的不断校正，可以逐渐达到对认识对象相符合的具有客观性的知识。相形之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情况就比较复杂。由于这一研究是以马克思的思想活动及其产品为对象的，其研究的成果一经概括和表述，就难免有主体的东西渗入其中，要在这里完全分清楚主体与客体的东西是较难的；而且，这种研究既不能求之于实验，也不能单纯依靠纯逻辑的推演方法，其研究成果不具有精确的量的可测度性，其结论也不具有自然科学性质那样的可重复性。这样一来，要严格确定文本研究的客观性确实有一定困难。但是，文本研究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作者思想的客观性或本真性。事实毕竟是事实，理解毕竟是理解，不可混为一谈。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只能说明对马克思思想本真性的把握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为了更好地揭示作者思想的客观性，关键是要对研究对象由于时空间隔、文化背景而产生的距离作出合理的解释，由此揭示文本的原有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当然，强调作者思想的本真性决不是要贬低和否定解读者的主体性。实际上，这种本真性能够把握到什么样的程度，与解读者主体性的发挥和运用是直接相关的。如果解读者主体性的发挥和运用是适当的，研究的方法是合理的，研究的态度是科学的，那么，研究的结果就越有利于逼近作者思想的本真性。所以，在这里，文本研究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内在统一的。

三是“解释学循环”问题。海德格尔提出的这一问题，可以说是解释学的一大难题。如何保证解释的合理性？这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马克思的文本研究也是如此。到底是解读者解释文本，还是解释自我？这里确有点难分难解，循环论证由此而生。如果仅仅停留于这种循环圈子里，那么，无论怎么解释和理解，都很难深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真实精神与思想。怎么办？出路就在于打破这种循环，走出一条新的研究之路。

如何打破这种“解释学循环”？关键在于引入实践、切入实践。这里所讲的实践，首先是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实践。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活动和理论创作活动都是直接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概括，所以，要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不能把马克思与其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相分离，不能把马克思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相分离。离开了当时的社会实践，仅仅就文本解释文本，很多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很多思想是很难领悟的。文本的真实思想、真实意蕴不是简单地存在于表述的形式中、上下文的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解释学根本不考虑文本后面的生活实践，仅仅关注的是解读，用这样的方法很难避免理解上的随意性。

关注马克思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除了注意当时的社会历史和工人运动外，还应当注意到马克思本人的实际活动。马克思在其许多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中，一边参加工人运动、参加反对各种思潮和各种理论派别的斗争，一边从事理论创作，其好多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活动和斗争中形成的。要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不能光是解读文本，而必须注意到这些事实。强调这一点，对于真正理解马克思是非常重要的。如用当代流行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等来诠释马克思的思想，这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马克思理论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假若我们根本不考虑马克思对其他思潮和理论派别所作的批判，不考虑马克思本人对自己思想的声明，而只是醉心于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这绝对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要通过文本研究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同样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实践。我们并不是为文本研究文本，而是要通过文本研究推动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以更好地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一般的诠释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当代价值不是简单地诠释出来的，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才使马克思文本中的许多思想被激活，从而使其具有当代性。显然，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不能完全固守解释学方法，必须重视实践、切入实践。重视理论与实践互动，当然也包括理解和解释，但不能归结为理解和解释。

虽然我们在上面探讨的是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但这些方法论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同样是适用的。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作为新形势下一种新的研究重点、新的理论探索，必须确立一种科学的研究方式。通过上面对方法论的辨析，目的是为我们的研究驱除迷雾，厘清方向，保证其健康发展。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初衷。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