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学说与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

一、实践学说与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

对马克思实践学说的理解，非常切近地牵扯世界观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普列汉诺夫。在其《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一文中，他写道:“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但是马克思说得对，费尔巴哈用来解释‘宗教的本质’的那个‘人的本质’的概念，缺点在于抽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作到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费尔巴哈就可以消除自己学说中的这个缺点。”^[1]普列汉诺夫用来批评马克思的《提纲》误解费尔巴哈的论据是:费尔巴哈不仅经常地提到“生活”和“实践”，提出哲学与实践比较只是“不可避免的不幸”，而且认为唯心主义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仅仅从理论的观点来考察世界的客观性或主观性、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问题”。确实，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生活”和“实践”的提法是经常出现的，或许并不比马克思来得少。

但是，只要稍稍浏览一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例如，除开《提纲》的第一条，马克思在第五条中说，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而《提纲》的第九条，马克思径直把直观的唯物主义称为“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2]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有关章节，类似的提法俯拾即是，不消一一例举了。

在这里，不是普列汉诺夫错就是马克思错，二者必居其一。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普列汉诺夫错了。这里不可能详尽地论证这个问题，只需指出一点，即普列汉诺夫恰恰没有(真正说来，依其哲学立场也不可能)理解:尽管费尔巴哈可以和马克思同样经常地使用“实践”一词，但其意义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却是非常不同的。普列汉诺夫之所以以为马克思误解了费尔巴哈，只是由于他自己的误解——对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误解，对“新世界观”的实践原则的误解。

不仅如此，问题的更加深入之处在于，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实践”观点既然是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所分有的，因而也就是与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本质上无关的东西(至多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上面我们引述的那段话中，普列汉诺夫的判断是多么地轻率啊!费尔巴哈是了解“实践批判”活动的，但这种了解根本没有帮助费尔巴哈摆脱抽象的“人的本质”的概念。“这是必然的”，什么是必然的?何以是必然的?难道仅仅是因为费尔巴哈喜欢“抽象的”概念?此外，了解“实践批判”活动的费尔巴哈没有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而只要他做到这一点，就能克服其缺点了。“只要”这两个字在这里用得多么轻易，似乎问题只在“一念之间”罢!但是，费尔巴哈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如果他借助于“实践”也未能做到“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那我们将指望他借助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呢?

不难看出，这里的关键之点是:除开种种外在的“附加”或“补充”，当普列汉诺夫在“实践”观点上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等同起来时，他也实际上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世界观混为一谈了。于是普列汉诺夫很自然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哲学本身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与费尔巴哈相同的观点，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这种根本上的误解和混淆立即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倒退和失误。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理论乃是在唯心主义的攻势下向实证主义求救，那么他关于法国史学家丹纳的意见同样表现出这种无原则的妥协。这种情况说明，普列汉诺夫(以及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并没有真正深入地把握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而各种即使是出自良好意愿的“附加”又恰好说明了这个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已经得到真正理解的东西。因此，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们也往往只是诉诸实证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正如列宁所见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对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进行批判，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式)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3]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卢卡奇。在对“实践”的理解方面，卢卡奇恰恰是和普列汉诺夫对立的。卢卡奇的理论旨趣就是从所谓“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下解放出来，从而“为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境界”。最富特征的对立非常明确地表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概念——“实践”上: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同费尔巴哈关于“实践”的说法混为一谈时，《历史与阶级意识》却构成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为了避免过多地涉及理论上的细节，我们在这里主要采用卢卡奇本人后来在《自传》中关于这个“实践”概念的说明:这种实践概念虽然“对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却不仅遗忘了“劳动”，而且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企图用以“解除世界的必然性”的所谓“行动”或“实践”，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极左的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这部著作虽然认识到马克思是一位全面的思想家，但却是“透过黑格尔的眼镜”来观察马克思的，因而是以黑格尔为基础“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一种‘历史哲学’中加以综合”。^[4]

因此，正如卢卡奇后来所指证的那样，《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实践概念乃是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回避了的问题”，但它对阶级意识的分析包含着明显的“唯心主义成分”。于是，这样的实践概念便表现为一种主观主义的“高调”，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5]在这里还应补充一句，即:这种乌托邦主义实际上往往是那时哲学理论上庸俗唯物主义倾向的必然补充，是分裂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基础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实践”原则的理解，是非常切近地牵扯到哲学世界观基础的。在这个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的对立，虽然主要地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倾向，但却深刻地意味着“基础”从中间爆裂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爆裂，才使得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能够各执一端，才使得“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在面对同样抽象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时成为可能的。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问题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实践”概念意味着它同庸俗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理解倾向构成对立，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以主观主义与之形成对立。

这种基础方面的“爆裂”甚至出现在同一个理论家身上。例如，按照梅林的见解，机械唯物主义在今天仍然是合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不过否定了它在历史范围中的权利，而根本没有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权利。因此，“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在另一处梅林又说，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隔离开来或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它们应当并存。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而这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代表就是费尔巴哈。^[6]关于这种见解，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而只需指出:梅林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局限于历史领域，恰恰是为机械唯物主义在世界观方面留出地盘。这样一来，似乎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基础作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立足点，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机械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及对费尔巴哈的全部批判仅仅是牵涉“专业范围”或“学科领域”的问题了。

然而，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当梅林同机械唯物主义妥协时，他甚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同唯心主义妥协的迹象。这是必然的。让我们给出一个最简单的说明: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动的”、“革命的”唯物主义(这是我们的理论家所熟知的)，而且既然这些理论家没有(或不可能)在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来说明这种能动性和革命的方面，那么，为庸俗唯物主义留出地盘也就直接意味着为发展了能动方面的唯心主义留出地盘。例如，在梅林看来，叔本华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是因为他用“意志”向机械唯物主义宣布了不妥协的战争，但是，叔本华“并不能长久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不只是他们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他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伟大哲学家”。^[7]此外，在说明“革命意志”的时候(而且是在题为《康德和马克思》的论文中)，梅林似乎根本无意于谈论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而仅只引用“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8]在其他一些同类主题的论文中，他给予“唯心主义者”拉萨尔(作为费希特的继承者)以同样无原则的颂扬。

事情的结果必定只能如此。当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被分裂地理解时，就像它的一个片断变成为费尔巴哈(或霍布斯)一样，它的另一个片断就不能不表现为费希特(或黑格尔，或叔本华)。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核心乃在于“实践”，因而对它的任何误解都必定是对这一世界观之基础及整体的误解。基础的分裂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片断，在这些片断中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整体意义却消失了。但是，无论人们借用这些片断来玩多么精妙的戏法，或用各式各样细致的遁词使之连缀起来，问题的实质却丝毫不会有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