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上的差别

二、哲学上的差别

必须从这样一个基本点上去理解马克思同“自由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分歧。当卢格和海尔维格到柏林去的时候，他们发现“自由人”既轻率又自大，而布鲁诺·鲍威尔却为这些人的愚蠢行为辩护。当卢格指责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浪漫主义空想式的任性时，鲍威尔却说只要从理论上消灭宗教和政治反动派就足够了:“应当把国家和宗教以及私有制和家庭作为概念加以扬弃;没有人知道必须肯定地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应当否定一切。”^[15]

因此，当马克思拒绝使《莱茵报》成为“自由人”唯命是从的机关报时，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反对的正是他们的“自由”概念:他们的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着眼去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着眼去看待自由”;或者，“这种自由主要地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所以，马克思对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提出的要求是:“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局势，因为这样做才更加符合报刊事业的本质和广大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而随着那以宗教为理论的被颠倒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16]

关于马克思的这些说法，有两点当需引起特别的注意。第一，就哲学的观点而言，马克思在当时还谈不上真正的唯物主义，毋宁说，如果撇开我们已经涉及的那些差别，马克思在这里是更接近于黑格尔主义的。他反对“自由人”的“自由”概念集中于一点，即他们的“自由”是非现实的;所谓非现实的，是指没有“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而仅只是从“不受任何约束的”、“方便的形式”去看待自由。那么，“现实”或“内容”又指什么呢?一般来说，乃指客观的思想或理性。因为鲍威尔等人的“自由”概念，非现实的、无内容的“自由”，正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这里的情形恰恰与黑格尔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相类:封闭于自身的、纯粹主观的“自我意识”是空洞的，抽象的、无内容的;由于它同“事物的自身”隔离，所以“自我意识”连同它的自由乃是纯粹形式的——虽则它可以是立足于自身的或纯粹自为的，但它却并不是现实的，即所谓自在自为地真实的。

第二，尽管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分歧可以而且必须追踪到哲学立场方面，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批评意见却主要以关乎策略和作风的问题表现出来。当马克思要求“自由人”更多地注意具体现实的时候，他针对的主要是自我吹嘘、自命天才和浮夸的作风;当马克思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来批判宗教时，他考虑的主要是，这样做“才更加符和报刊事业的本质和广大读者的水平”。这种以非原则高度的方式提出的想法本身表明，马克思当时同“自由人”的分歧还局限在某种范围内。这是因为，作为“实践的党派”，“自由人”对现存的一切采取否定的、批判的立场——就这一立场本身(不论其具体内容)而言，马克思与之是一致的。此外，在理论立场上，虽则分歧已经出现并且公开化，但分歧却很少上升到哲学的原则高度，因为马克思当时的哲学观点还不足以真正克服“自由人”的观点。如果马克思能完全(所谓“百分之百地”)返回到黑格尔的立场，那么问题就会简单得多。但是，既然现实的或客观的思想(“人民精神”或“人民理性”)拒绝被归结为“绝对”或“上帝”，既然这种思想的现实性的基础只是大致地被归诸自由的人民或人民的自由，那么，这种现实的思想或“理性”确实也只能在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内拒绝和反对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了。

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原先同鲍威尔的隐蔽的差别现在成为公开的分歧了，而这种分歧就马克思的那一面而言，则表现了他的思想发展，表现了这一发展之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这种分歧却并没有完成;马克思当时甚至还没有在费尔巴哈的主题上完成这种分歧，更不用说在“新世界观”的意义上完成这种分歧了。而马克思在未来的几年中之不断地回过头来重新批判鲍威尔之流，正说明《莱茵报》时期分歧的未完成。那种为当时驳难的激烈言词所蒙蔽从而无原则地夸大此处分歧的观点，实际上是把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德法年鉴》时期乃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同鲍威尔的分歧等同视之(至少没有在比较确定的概念形式上规定这种分歧的差别)，而这样一来，虽然“一贯性”好像时时被指示出来，但真正的发展却被那种无原则差别的“累积”湮没了。

例如，科尔纽在《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一著中，无疑极度夸大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同“自由人”的分歧。他写道:“马克思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事实比观念更有力，事实不会因为观念要它们改变而改变。因此他不得不修正黑格尔学说，使观念适应现实，而不是要现实适应观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同布鲁诺·鲍威尔以及自由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马克思从现实本身出发，争取实践原则的胜利，使观念同现实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内在联系。”^[17]

所有这些说法不仅是含混的，而且总的说来是错误的。所谓“实践原则”是指什么?是指费希特的实践原则(契希考茨基和鲍威尔在这一点上是与费希特派接近的)呢，还是指费尔巴哈的实践原则?抑或指马克思后来的实践学说的胚芽?如果是指这种“胚芽”，它的意义又应当如何来规定呢?此外，所谓“事实”或“现实”应当如何去理解?如果可以肯定马克思后来曾赋予“事实”或“现实”与当时的理解相当不同的含义，那么在这里简单地说“马克思从现实本身出发”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理论上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在马克思当时看来，真正的现实决不是当时现存的东西，例如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这种现存的东西甚至主要地只具有否定性的意义;真正的现实毋宁说是理性，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既然如此，那么在这里说“从现实本身出发”，是指从理性本身出发呢，还是指从现存的“事实”(现存的东西)出发呢?

至于说到“事实比观念更有力”，说到马克思“使观念适应现实，而不是要现实适应观念”，那么这些说法在这里是完全不适当的。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书报检查的“事实”比废除书报检查的“观念”更有力?是不是意味着普鲁士的反动的事实比推翻它的革命的观念更有力?是不是要使后者“适应”前者?也许，有人会说，这里的问题本身提得不正确，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观念与现实、哲学与世界的联系或相互作用，是的，说得很对。但是正因为如此，科尔纽用一个简单的命题做出的断言就是错误的;而马克思在当时只可能用两个(对偶句法的)命题来表述那种相互作用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提请读者注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年底)中对问题的提法。马克思说，“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8]由此可见，即使在《莱茵报》之后，马克思的观点也不能一下子被归入“使观念适应现实，而不是要现实适应观念”的提法之中。在上述《导言》中，马克思甚至还说:“今天，神学本身已被粉碎，德国历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锐表现——我们的现状——碰到哲学也要垮台。”^[19]诚然，这一说法实际上只是马克思观点的一半，但这一半却确凿无疑地表明，科尔纽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他过快地用“从现实本身出发”的提法把这一半完全弃置不顾了。

确实，我们可以把作为“新世界观”的唯物主义概括在“从现实本身出发”这一命题里。但是，就马克思而言，《莱茵报》时期恰恰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未完成。我们之所以说科尔纽的概括在理论上甚至是危险的，是因为这一概括强使未完成的东西完成;而这种做法只可能使发展中断，因为它把构成发展之张力的东西取消了。诚然，以马克思后来的“新世界观”来衡量，所谓“不仅思想要体现为现实，而且现实本身要趋向于思想”的说法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但是，就构成整个发展的一面而言，这种说法甚至是一个真正的优点。因为在《莱茵报》时期，达成“新世界观”的发展环节仍然必须通过思想与现实的“相互作用”的表达方式。如果现在就要把马克思的观点直接概括为“从现实本身出发”，那么这种概括虽然会较早地给予马克思以唯物主义者的荣誉，但同时也将大大地降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际水准;因为这种过早的荣誉会使能动原则或批判原则过多地弱化和丧失，而马克思的这一能动的批判原则当时仍只可能寓居于“理性”或“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