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的观点

二、总体性的观点

社会现实是一总体，是一个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现实的观点不能不要求一种总体性的观点。由前面的讨论不难得出，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最终是依循精神的自我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辨的辩证法来定向的;而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依循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质的社会关系来定向的。如果说，总体性的观点将立即引导出一个总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那么，按照伽达默尔的概括，上述两种总体性的区别就在于:对于黑格尔来说，问题在于“个人如何同世界精神发生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个人在何处发现自己处于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之中”。^[22]

所谓总体，就其最古老也是最一般的涵义而言，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总体大于它的部分之和。即使是在这个最一般的涵义中，也已经提示出在认识活动中，总体的理解对于部分的认识来说的本质重要性。诚然，总体性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现实的领域中。例如我们会说，某一历史时期是一总体，某一历史事变是一总体，某种思想观点是一总体。甚至一个文本、一个句子也不能不是一个总体，因为正像一个词的含义总是在一个句子中获得规定一样，一个句子的意义领会亦需经由文本的总体方始成为可能。较为切近地说来，并且特别是就其对于历史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说来，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总体性观点的发挥上可说是居功至伟。所以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试图履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这项“迫切的义务”时，他便突出地强调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ger)。”^[23]

总体性观点在历史科学方法论上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是总体性的观点。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与总体问题有关的内与外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构成由“存在”到“现实”的辩证过渡。在这一过渡中，经由诸多环节的形式规定之被扬弃而建立起来的是:“它们是一个绝对的总体。”而“内与外的这种统一是绝对的现实”。^[24]按照这种总体性—现实性的观点，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并且正因为如此，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这样一来，孤立的经验事实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表现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卢卡奇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25]

因此，当总体性的观点同社会现实的观点重合起来时，它便再度表现为同主观思想的批判的脱离。那种同样是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以“事实”——孤立的、个别的事实——的名义，拒斥总体性本身(就像它们曾经以这样的名义拒斥社会现实一样)，把它看成是虚假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构造物”，或至少是否定总体对于部分——亦即现实对于事实——的优先权或统摄权。这种主观思想的理论表现，被黑格尔称为“形式的知性”或“反思的知性”;而被马克思称为“抽象的经验论”。它在与实证主义相联系的历史学中得到其当代形式的种种反映。

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反思的知性，一般是指“进行抽象的因而是进行分离的知性”;亦即要求超出具体的直接物之上，并且规定它和分离它;但反思的知性在它的分离活动中却僵化起来，执着于这种抽象的分离本身了。^[26]这样一来，知性便只是把孤立的、分离的因而是抽象的片段认作真正的实在，殊不知这种脱离了总体的片段不仅不可能反映现实，而且连它自身作为片段的实在性也消失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说过的那样，机体上的各器官肢体，只是由于它们的统一性，并且由于它们和统一性的内在联系，方才是其所是:从身体上割下来的一只手，虽然按照名称仍可叫做手，但按其实质来说，已不再是手了。^[27]“形式的知性并不深入于事物的内在内容，而永远站立在它所谈论的个别实际存在之上综观全体，这就是说，它根本看不见个别的实际存在。”^[28]

反思的知性或形式的知性之所以连“个别的实际存在”也根本看不见，正是因为它疏离并且拒斥现实的总体。如果说，在这里进行抽象和分离的知性还不满足于孤立的“事实”并且继续要求着“对全体的综观”，那么这种综观只不过是“知识脱离了内容而退回到自己的一种反思”而已——于是我们在这里就再度遇见前一节中所谈到的那种纯全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了。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同样尖锐地批评了例如体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抽象知性及其外部反思:“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29]这里所谓的纯粹反思联系(Reflexionszusammenhang)，就是指那种由脱离现实总体的外部反思“综观”地建立起来的抽象联系。

因此，主观思想对于整体或总体(Gesamtheit，Totalit－t)的否定，就不仅表现在它似乎是直接建基于单纯的“事实”之上，而且它可以不顾内容本身而把一般的原则运用到任何事实之上。虽说这两者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却是相互补充的——正如黑格尔常说的那样，“两极相通”。然而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第一，任何被意识到并且能够被表述的“事实”都已先行地处于某种思想的联系中了，要能够全然撇开这样的联系来谈论所谓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寻常的、平庸的历史著作家，他也相信，而且自称，他只抱着一种纯粹容受的态度，只致力于事实上所提供的史料——可是他的思想的运用不是被动的。他离不开他的范畴，而且从他的范畴来观察他心目中所见的各种现象。”^[30]第二，当所谓现实还完全处于晦暗中的时候，孤立的“事实”还是根本不确定的;这里所说的不确定不是说它是不精确的，而是说它还是纯全偶然的。除非我们愿意用“事实”来指称“表象”或“假象”，否则的话，为了正确理解事实起见，就必须辨明诸实在与其本质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是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31]

在较为晚近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已经被意识到了——即使不是从其肯定的意义上得到理解，至少也是从其反面的否定性意义上得到了理解。例如，按照柯林武德的批评意见，19世纪的历史编纂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抗拒了实证主义哲学的较为极端的形式，但它仍然接受了实证主义纲领的前半部分(收集事实)，而只是排斥了它的后半部分(发现规律)。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学还是完全依照实证主义的精神来领会和设想“事实”的:一方面“事实”被当作分别独立的或原子式的，于是历史认知的整个领域便被分割为无数细微的和彼此外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历史认知的主观方面也要求被一概剪除，历史学家只有权说事实是什么，而无权对它们作任何判断。在柯林武德看来，尽管这两个方面对历史学的实践来说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却都是有害的。他指证说: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蒙森(T.Mommsen)，由于无力摆脱实证主义的巨大阴影，所以终其一生的罗马帝国研究，却使他的《罗马史》不得不止于罗马帝国建立之前的阿克提姆之役。“因此，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32]关于实证主义后果的类似评论也出现在怀特海那里，他说，这种后果导致了对于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

我们在前面说过，只有当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被归结为总体时，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变为对现实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虽说对现实—总体的一切认识均需从事实出发，虽说在这两者之间必得保持一种持续不断的循环往复，但对现实—总体的把握仍然在方法论上具有优先性，因为单个事实的真理性恰恰是由这个总体来奠基的。这样一些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点费解，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非常清晰简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这样说过:在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为什么事情是如此呢?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完全由资本支配的工业部门，地租也是如此。这意味着:资本是这个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正是由于它如此这般地构成为一个现实—总体，所以“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33];也就是说，只有经由这一总体，现代社会的一切经济事实方始能够从其必然性上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把握。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现实—总体的观点意味着双重的总体性:它既是结构的总体又是历史的总体。与主观思想只是执着于孤立的“事实”或孤立的反思规定(范畴)相反，总体性的观点一方面要求把事实、反思规定等“因素”置于一个结构的总体之中，以便从其现实性上把握它们;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总体中，每个个别“因素”自在地具有总体的结构，也就是说，作为该总体的一个部分或环节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上述因素及其结构本身又必然地从属于一个历史的总体，而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所谓事实还是反思规定，甚至包括使这些因素作为其环节显现出来的客观结构本身，都不能不是历史的——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不仅处于不断的生成变化中，而且始终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样一来，孤立杂陈的事物、事实、范畴、因素等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权就被打破了;因为历史的趋向比它们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因为它们只是在被完全“溶化”于过程之际方始作为历史总体的诸环节积极地显现出来。^[34]

然而，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本质差别就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了。对于黑格尔来说，现实性总体的立场在冲破了种种主观思想的桎梏后直接导向作为绝对者的理念，亦即导向“神秘的主体—客体”:正像其结构的总体意味着范畴论性质的逻辑图式主义一样，其历史的总体意味着思辨思维之自我运动的唯心主义，因而意味着思辨理性之统治世界的专制主义。依据这样的总体性立场，黑格尔所建立起来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即思辨的概念运动;马克思称其为“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它们只是“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35]与此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总体性的现实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过的那样，乃是在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会关系;因此，正像其结构的总体首先意味着作为人类社会之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一样，其历史的总体不过意味着这种社会结构之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在这里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明确地表现为:只有当一切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从属于这样的总体之时，它(他)们才可能作为真正的现实被理解和把握。就此马克思曾举过非常简单的、几乎每个人都不能不赞同的例证:“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36]

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正像单纯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从来不可能全然摆脱其特殊的语境以及由此而给出其特定的意义一样，任何孤立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人物从来不可能脱开一切“总体”——无论何种总体——而成为历史学实践的真正对象。毋宁说，那种试图纯全摆脱一切总体以便由原子式的“事实”来保障历史之客观性的“中立”主张，本身倒是隶属于现代性总体的意识形态神话。这种神话的结果只是导致德罗伊森(J.G. Droysen)所谓的“方法论的天真”以及“阉人般的客观性”。对此我们不可能详加讨论，而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当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意识到历史事实本身的独特性质时，这种独特性质恰好是——而且只能是——通过某种总体来获得规定的;离开了这种总体，即便是事实(或事件)之间的差别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更遑论其作为历史学的真正对象了。举例来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一位无名旅游者发现了一条景色迷人的新峡谷;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而在他之前就有人发明了在宫廷里转动烤肉叉的蒸汽动力机;拿破仑有他的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而波旁王朝皇帝也有他们军事上的大胜和惨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难道所有这一切作为事实都不过是事实吗?难道它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历史差别而理应等量齐观吗?难道这些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经由某种总体而获得其特殊的光照，并因而成为真正客观的历史事件吗?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在反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突出地强调了作为一种总体性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按照柯尔施的说法:“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37]在力图恢复总体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决定性意义方面，卢卡奇无疑功勋最著。但是，他却同时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38]这种对立，正如卢卡奇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导致了对马克思哲学方法的黑格尔主义的歪曲。^[39]只有当这一点被清楚地意识到并且被牢牢地置入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识中时，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则方才表现为与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的脱离，方才能够本己地将其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纲领呈现出来。

这种总体性纲领在下述说法中得到明确的表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0]很明显，这里所谓“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正就是作为现实的总体;它制约着在它里面出现的一切事物、事实、存在，并决定着它们由以显现出来的全部特点和比重。同样明显的是，这样一种现实的总体，既不是什么抽象的共相，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思辨构造，而是依循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来定向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观点首先就是其社会现实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就决不可能对立于“经济的优先性”;所谓“经济”，难道不就是指生产的社会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