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题上的基本对立

一、发展主题上的基本对立

自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虽说也存在着某种不安和抗议，但从主流方面来讲，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与期待，就像对于科技发展的评价与期待一样，是很少成为问题的。对于当时的绝大多说人来说，弗兰西斯·培根用“果实”一词所标识的那种目标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它意味着人类境况的不断改善，意味着减轻人类痛苦和增进人类幸福，意味着无可争辩地普遍造福于人类。对于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乐观主义气氛，汤因比这样描绘道:近代晚期是信仰——对进步的信仰、对人类臻于完美之境的信仰——的伟大时代之一。自满的中等阶级的乐观主义，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年纪念时就已不是新东西;到19世纪末，流行于不列颠中等阶级的世界观在这样一句引文中得到了切近的表达:“历史现已结束，因此这是最后一部历史。”而这种基本的世界观亦是为德国和北美的同时代人所共有的:“他们打着如意算盘，想象一个安稳、太平、美满的现代生活已经神乎其神地降临而常住于一个突然揭幕的无时间性的现在。”^[1]

然而，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那种对于人类进步的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抱有充分信心的乐观主义却从内部发生了动摇。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和核弹的蘑菇云中，在工业的废气和城市的浓雾中，人类远景的地平线似乎开始变得模糊暗淡，开始变得成问题了。近代以来人们最为熟知常用的“进步”概念(以及以此定向的“发展”概念)，日益成为批评、争论和检审的主题。斯宾格勒预言了“西方的没落”，胡塞尔讨论了“欧洲科学危机”，卢卡奇描绘了当代世界中“理性的毁灭”，而罗素则特别引人注目地发问:“人类有没有前途?”确实，20世纪最重要的那些思想家，几乎都在这方面成为追问与反省的大师: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雅斯贝斯，是弗罗伊德还是弗洛姆，是布洛赫还是哈贝马斯，也无论是韦伯、爱因斯坦，还是D.H.劳伦斯。

于是我们看到，在历史的变迁中，关于进步—发展的主题似乎开始显现出某种对立。然而，更加深入地说来，虽然主流的特征大体上是与时消息的，但这种基本的对立却不仅长期存在并在观念上得到映现，而且实际上更深刻地植根于现代世界的本质之中。在观念形态上，这种基本对立的一端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而它的另一端则是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如果说前者乃是迄今为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意识形态，那么，后者则作为它的反运动并因而作为它的补充而逗留盘桓于同样的意识形态构架中。正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两极相通”;或如海德格尔所指证的那样，“单纯的反动”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总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2]

对于经济—社会之无限进步的实证主义观点，可以说在古典经济学的完成形式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几乎成为整个古典派政治经济学定理的是，一般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李嘉图看来:(1)需要是无限制的;(2)需要可以而且是用生产来满足的;(3)因而，生产是永远不会超过需要的。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李嘉图的学说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完成，李嘉图的学说乃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制发展的学说。尽管它立即遭遇到了来自西斯蒙弟的反动，但其基本的观念却在一般的意识中持久地起着支配作用。19世纪末经济学的所谓“马歇尔革命”(或“边际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基本的意识状况。虽说它把经济发展的本质性导回到社会的欲望—需求体系，从而预告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但就一般的意识形态而言，却丝毫没有真正触动上述那种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毋宁说，它倒是以某种变换了的方式为这一立场辩护。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恢复与繁荣持续地强化着这种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就像我们可以在苏东解体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听到19世纪中等阶级世界观的遥远回声一样，我们可以在“9·11”前克林顿的经济报告(2001年1月向国会所作的经济报告)中看到老一辈实证主义观念的跨世纪版本。^[3]

然而，对立却始终存在。如果说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在近代的范围内一直可以追溯到卢梭、卡莱尔、西斯蒙弟和蒲鲁东，甚至可以追溯到重农主义的先驱者例如布阿吉尔培尔等人，那么，它在当今时代却决不是没有知音和追随者的。举例来说，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在他们关于21世纪的那个著名对话中，对当代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他们声称，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所谓进步，都是建筑在我们无法忍受的损失之上的。当代世界的基本观念，都是把视野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而把属于人类整体之一部分的经济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乃是时代的一大错误。经济的当代发展，已使人类社会的整个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崩溃着。从现代人对GNP(国民总产值)的信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所谓发展方面，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当池田大作认为GN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力量的指标有其意义但必须更重视GNN(国民总福利)时，汤因比甚至认为，“国民每人平均收入”(GNP除以人口)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因为把这件事数字化本身就是难以想象的错误，毋宁说，它倒可以更恰当地作为“每人平均物质上受损”的指标。而衡量国民总福利的尺度应当是:(1)社会成员间的协调程度和相互间的亲切程度;(2)平均每人的精神福利;(3)自我克制的平均水平;(4)社会为防止物质和精神污染而对追求利润的控制程度。^[4]

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以一种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方式，把当代进步—发展问题的另一面尖锐地放到了我们面前;它以当代人面临危机的切肤之痛来提出问题。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批判性立场在取向上乃是浪漫主义的，并且因此而构成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外在对立。在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看来，问题的症结及其解决恰恰集中在精神方面。至今人们称之为文明的种种“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经济的提高，以及使用非人格的力量的提高，它与道德上伦理上的提高绝不是一回事。因此，必须呼吁“人类革命”的必要性，必须诉诸自觉明辨人生意义及其本质的“精神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应当“放弃经济目标，而去开拓精神目标”，以便在21世纪建立一个“在经济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而在精神方面是自由主义的全球人类社会”。^[5]但是，当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诉诸单纯的宗教觉醒，诉诸个人之内心的精神革命时，克服危机和实施新型理想的要求实际上获得了某种浪漫主义的方向。他们把目光转向不发达的东方，而此种转向的理念是:“将现代化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要在这个范围内保持传统的牧歌式的以农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不追求富有。”^[6]

由此我们看到，在当今所谓发展的主题上，事实上存在着某种基本的对立。一方面是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它表现为一种汪洋大海般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它时常表现为一种绝望的抗议，一种主观主义的、夸张的“高调”)。进而言之，这样的对立并不是偶然出现在不同意见中的东西，并不是表面上的观点分歧。毋宁说，正像它在观念形态上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一样，它在现实中深深地植根于生活世界本身的分裂和对立之中。因此，只要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意识的内在性)未被洞穿和瓦解，只要现代生活世界本身之分裂和对立的原则(资本)未曾遭到决定性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那么，上述在发展主题上的基本对立——无论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就是未被解除也无法解除的。既然如此，那么当我们看到这种基本对立在当今关于发展问题上的几乎所有争论中到处表现出来时，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