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构成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景观之一，而这一转向又是至为密切地与批判所谓“主体哲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所要谈论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理论上的“领先权”，而在于对马克思哲学之基本性质的估价，在于明了这一哲学是从属还是脱离以主体哲学为核心的现代形而上学，从而在于对下述事项做出判断: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
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构成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景观之一，而这一转向又是至为密切地与批判所谓“主体哲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人们把对语言现象具有哲学意义的卓越分析一直追溯到威廉·冯·洪堡的时候，却几乎从来没有提及马克思在这一领域中的巨大贡献。这种情况部分地是由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迟至1932年才全文发表(而其中的相关讨论看起来又颇为零散)，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对马克思哲学的近代解释(特别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解释)已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正统”而居于支配地位。我们在这里所要谈论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理论上的“领先权”，而在于对马克思哲学之基本性质的估价，在于明了这一哲学是从属还是脱离以主体哲学为核心的现代形而上学，从而在于对下述事项做出判断: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或者，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参与到当代哲学的运动中去?因此，我们将在这篇论文中予以指证的观点是: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深刻批判洞穿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从而使这种形而上学本身趋于终结;而在这一批判中获得表述的语言概念，由于将语言现象同主体哲学的瓦解本质重要地联系起来，所以不仅切近地预示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且也为对这一概念本身的进一步理解提示了可能的路径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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