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任务

三、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任务

大体说来，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有阐释主要依循着上述那样一些方式——即依循费尔巴哈、黑格尔或尼采——来获得发挥与展开。虽说这样一些方式之间存在着差别，甚至存在着重大差别，但从根本上来说却仍然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滞留于近代哲学的框架内、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并且最终复归于形而上学之完成形式(并因而作为“形而上学之一切”)的黑格尔哲学。从区别的方面来说，第二国际理论家直接地并且实证地仿照费尔巴哈(并且退行性地经由18世纪而达于斯宾诺莎)来阐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而最为显著地公开了其哲学基础方面的天真性和幼稚性;为了从这种天真性和幼稚性中摆脱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试图撇开费尔巴哈而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直接联系”中来揭示这一哲学革命的本质发生，但由于“绝对者”的运行机制要在它的实体性质被去除的情况下保留下来，所以这一解释方案的哲学基础本身就变成晦暗的和可疑的了(尽管它本质上从属于黑格尔的规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等当代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解释，应该说本质上包含着两个环节:首先是与现代形而上学(甚或是与整个形而上学、整个柏拉图主义)的批判的脱离，然后是在其最极端的对立面上向形而上学的复归或回返。若要就这种解释做出基本判断的话，那么我们的观点是:它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整个理解包含着误解，甚至是很严重的误解;然而尽管如此，这种理解方案在其挑明问题方面仍然提示着某种较为深刻的东西，这些较为深刻的提示包括:(1)由马克思哲学变革所引导的决定性的基础不可能现成地寓居于近代哲学的规范之内，因而对这一基础的根本性理解不可能实证地从此一规范之片断或全体中来获取;(2)如果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本质上来说仅只是达于形而上学之最遥远的或最极端的对立面，那么，它向形而上学的复归或回返就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如果对这一哲学革命的理解仅只从属于单纯的“颠倒”或“反动”，那么，这种理解之令马克思哲学最终落入形而上学之下就是不可移易的;(3)如果说这里的核心之点乃在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乃在于这一基本建制的持存或者瓦解，那么对事情的根本判断就将立即引导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否真正触动到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它以何种方式并且在何种程度上触动到这一建制，此种触动究竟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引导出怎样的实质性后果?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一些问题也许根本没有被认真提出来过，也许只是匆忙地做出结论而没有就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审慎地研究过。既然尼采在20世纪初对现代形而上学和现代意识形态如此猛烈的袭击尚且不得不屈从并借重其对手本身的力量，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马克思难道有可能规避这样的命运吗?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确实写道:“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但是，当海德格尔说“全部马克思主义都以这个论题为依据”时，这样一种说法所意谓着的东西难道是正确的吗?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分别有以述说:第一，在某种非常确定的意义上，亦即对于1843年的马克思来说，上述命题确实可以被完全恰当地理解为“形而上学命题”，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费尔巴哈的命题，因为马克思在该文中所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学说，正就是费尔巴哈的学说;就此而言，海德格尔说得对，马克思的命题——实则是费尔巴哈的命题——把黑格尔“颠倒”了过来:“对于黑格尔来说，知识的事情是处于其辩证生成中的绝对。通过把人而非绝对做成知识的事情，费尔巴哈颠倒了黑格尔。”^[21]这说得十分准确，而事实上马克思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但是第二，要根据此说而推论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纯全立足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个形而上学命题之上，那就必须证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止于1843年，更加确切地说，止于费尔巴哈或止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单纯颠倒;从而也就必须证明，马克思自1845年春开始对费尔巴哈实施的清算本质地说来是无关紧要的，并且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触动其存在论基础的。如果不能精详地证明这一点，那么，依上述形而上学命题来解析马克思的“改变世界”之说，并且先行地将其设置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狭隘联系”中，就会是一种完全不合法的——或者至少是十分可疑的——做法。第三，倘若马克思本人并不能包揽“全部马克思主义”并因而不能对之全盘负责(就像马克思曾经有一次说过的那样:“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其间是否经历过一个命运般的转折，即马克思哲学在其基础上再度被近代化了，我们的意思是说，它再度被现代形而上学化了。如果确曾有过这样的转折，那么它缘何而起?如果未曾有过这样的转折，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否就应当被直接理解为费尔巴哈哲学，或径直就是黑格尔哲学(按马克思的最终看法，费尔巴哈哲学不过是黑格尔主义的“支脉”)?

在我们上面分别予以列论的三个层面的问题中，海德格尔对第一个问题的应答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而第三个问题根本没有被提出来，因为他对第二个问题(确实，这是中心问题)的解答使之不可能或不必要被提出来。然而核心问题恰恰在于:马克思的思想是否止于1843年?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是否始于那个形而上学命题?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奠基是否一本于费尔巴哈的单纯颠倒?即使是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已经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同意海德格尔的应答方式，但由于本文的目标不是论战而是提出任务，所以重要的事情乃是使真正的问题成为问题并且切近地同我们照面。但上述的所谓核心问题果然是真正的问题吗?在海德格尔看来也许不是，因为它们似乎已经被理所当然地解决了。然而，如此这般的解决难道不是匆匆越过了马克思的1844年和1845年，匆匆越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全部哲学的批判”，并且还匆匆越过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决定性的全面清算?这样的追问固然不足以构成对海氏所下之判断的实际反驳，但却能够使如此这般的判断成为可疑的或成问题的。诚然，也许有更多的人认为他们已有的判断(无论是哪一种判断，也许是和海德格尔正好相反的判断)同样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因此没有什么比要回答上述所谓核心问题更加简单的事了，对于此类想法所要提醒的是:我们所下之判断是否在哲学的根基处是内在巩固的?这些判断在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有所言说时，实际上是否仍仅只依循费尔巴哈或黑格尔来制订方向(或至多使之具有尼采式“颠覆”的外观)?而只要这样的言说无意于居留在非批判的肤浅性之中，难道它们竟然能够不遭遇到真正的问题吗?

形成真正的问题意味着提出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如果有人明确地指认马克思哲学之从属于(或最终复归于)现代形而上学，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事情真正说来是否如此并且缘何如此?如果另一些人声言马克思已完全超越了现代形而上学并从而使其彻底终结之，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此等声言与其做出声言的基础是否吻合，以及这一基础是否内在一致地建立起来并且内在巩固地得到阐明?真正说来，这样的问题并没有最终得到解决。自以为根本不存在问题的确信经常逗留盘桓于这样一种肤浅性之中:不管他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何种判断，实际上他却使这一哲学牢牢地锁闭在现代形而上学的顽固基础之中，而这又仅仅因为他自己的一双脚完全无批判地深陷于由此一基础所滋生的意识形态泥淖中。但是，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运动和哲学运动，上述那种肤浅的理解方式应该而且能够被中止了(在哲学上也许特别应当感谢海德格尔，虽然他的某个判断可能错误，但他却使肤浅表面的判断成为陈腐的东西)。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这一任务，就不能不在以下诸端上有切实的和深入的开展。

首先，这一任务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存在论根基处之最彻底的澄清。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而经由这一革命而在哲学上的重新奠基，从根本上来说，纯全发端于存在论根基处的原则变动——若取消或遮蔽这样的原则变动，则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不涉及根基的或者本身是完全缺失根基的，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的“哲学革命”。至于这一存在论根基处的原则变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在哪样一种区域间发生，则不是我们依本文的主旨应该在这里做出实体性判断的;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这一革命确曾发生(或竟至于根本未曾发生)，对它的任何一种判断和估价都不能不首先是并且最终是存在论性质的。即便考虑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最终能够证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际地立足于费尔巴哈或黑格尔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一证明也必定是存在论性质的;并且它也应当在存在论根基处有最彻底的澄清，而不是使之停留于混淆与晦暗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性质与意义的任何一种重估，都最为急迫并且也最关本质地牵扯其存在论根基的澄清。

也许我们在这里很容易遇到的一种反对意见是:马克思要求“废除哲学”，换言之，要求拒斥全部形而上学;但存在论(ontology，本体论)难道不正是形而上学之最基本的领域或最主要的部门吗?确实如此，然而关键之点恰恰在于:如果缺乏一种存在论根基上之最彻底的澄清，那么“废止哲学”的任何一种图谋都将最可靠地栖身于别种样式的“哲学”(往往是一种更“坏”、更幼稚的哲学)之中，就像拒斥形而上学的激进反动最广泛地依赖于作为实证主义的完全无批判的形而上学一样。只要我们懂得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术语学上的争论(请思考一下海德格尔之使用“基础存在论”一词的含义)，那么，一种本身晦暗而不涉及存在论基础之澄清的思想难道有可能切中形而上学的中枢吗?就此而言，柯尔施说得对: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哲学，可以说是肤浅的极至;在这个意义上倒毋宁说，马克思主义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乃是“彻头彻尾的哲学”。^[22]

其次，这一存在论前提之澄清的要求，在涉及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性质与意义的估价时，将本质重要地围绕着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来获得开展。换句话说，此一开展的要害之点就是现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持存或瓦解，是它的被保有或被击穿。这种基本建制，就其大要而言，可以被概括在“意识的内在性”一词中。进一步的说明则如海德格尔所言:“只要人们从Ego 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23]我们之所以把这一建制特别地强调为检审权衡的核心，乃是因为它构成理解当代哲学变革之基本性质(以及这种性质之变动区域)的原则尺度。只要“我思”作为意识的内在性仍然被保持着，即便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被保持着，现代形而上学就没有从根本上被触动，那些仅只从外部被打碎的哲学片断就依然环绕着那个拱心石旋转，并且将再度构建成一种本质上向其核心回返的形而上学。如果说费尔巴哈、孔德，乃至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以急进的反叛始，而终至于复归形而上学的基地一事乃是真确的，那么这里的要义正在于，无论此等反叛或颠覆行动看起来如何惊天动地，但作为基本建制的意识的内在性却未曾被真正洞穿并从而土崩瓦解。因此，只要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性质与意义的任务能够坚决而真实地出场，那么这一任务在今天就根本不可能避开这个核心之点而获得其存在论基础上的澄清。

最后，重估的任务或澄清的工作除开基本的出发点之外，将不能不涉及哲学思想的主导路径或路向，这当然是一个预先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建制——更加广泛地说来，预先与整个柏拉图主义——有牵连的步骤或方面。在这里，本质重要的和有意义的识别来自于知识论(或范畴论)路向与生存论路向的区分;大体说来，前者把真理和本质性先行地领会在一个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中，而后者则试图首先揭示并诉诸“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前概念、前逻辑和前反思的。当伽达默尔指证德国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与当代思想的分别时，那里被提到并且被批评的三重天真正是一条预先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建制有牵连的知识论路向;当海德格尔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颠倒乃在于“把人而非绝对做成知识的事情”时，这里被强调并且被提示的正是费尔巴哈仍被封闭在知识论的路向中从而不得不分享德国唯心主义的全部天真性。对于当代哲学变革的估价之所以必须充分体认这两种路向的根本分野，不是因为它表面看来仿佛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而是因为它本质地关涉同柏拉图主义(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接续或是脱离，关涉“生活世界”对于思想之事业而言的敞开或是锁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此种路向的分别根本不是什么外在的形式，毋宁说，它直接就是事情的本质。正像哲学上所谓的“理论态度”并不是指一种偶然的主观方式，而是指一种与现代形而上学及其知识论路向内在相关的意识形态本质。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以上诸方面乃是一些基本要点，通过这样一些要点方始有可能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性质与当代意义做出积极的重估。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只是提出一些问题，并使这些问题聚集为并且显现为一项任务，我们希望很快能够有机会被召唤到这项任务中来，以便就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做出切近的和直接的阐述。

【注释】

[1]［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2]［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6～147页。

[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8页。

[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8、162页。

[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7页。

[7]［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4～107页;［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9]参看拙作:《卢卡奇的存在论视域及其批判》，《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柯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反拨》，《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20页。

[11]［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118页。

[12]［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13]［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14]［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5]《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4页。

[16]《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17]《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71页。

[18]《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19]《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20]［美］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21]《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22]［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7页。

[23]《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