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提法违背逻辑的学理原因

“知识经济”提法违背逻辑的学理原因——兼论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

董志勇　高　婕

一

据笔者所知，大约从1997年起，国内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在国外学者的相关学术观点的启发下，开始对“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这两个新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少报纸和学术理论刊物相继登载了多篇相关文章，有些地方和学术组织还召开了专题讨论会，从而使对“知识经济”的讨论一时显得十分热烈。由于到现在为止公开发表的相关论著一般都是支持用“知识经济”一词来概括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的，致使目前一些省市大学统编哲学教科书竟然也采用了这一提法。

然而，笔者认为，用“知识经济”一词来概括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并没有准确概括出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的特征。这是由于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在划分经济时代时违背了形式逻辑中的划分原则，犯了“子项相容”和“混淆根据”这两种逻辑错误，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也不很好。

凡是学过形式逻辑的人都知道，划分是将一个属概念划分为若干个种概念。这个被划分的属概念也被称为划分对象。划分是由三个要素组成，被划分的概念被称为母项;划分后所得的概念叫子项;划分时所依据的对象的属性或特征叫做划分的根据。划分时必须遵守的规则之一是划分所得的各子项，其外延必须互相排斥。违反这一规则就要犯“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划分时必须遵守的另一条规则是，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违反这一规则就要犯“混淆根据”的逻辑错误。^[1]

本文所论述的划分对象是经济时代。从表面上看“知识”是可以和“农业”、“工业”相并列而同时成为经济时代的限定词，从而形成三个可以相互并列的子项或三个可以相互并列的种概念，即“知识经济时代”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

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分析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所持的划分标准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错误之所在了。

从前几年相关讨论的论著内容来看，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一般都强调当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新知识新技术。应当承认，强调当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新知识新技术这一认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要进一步把知识一般作为划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标准就不对了。

笔者承认，了解和掌握知识量的多少，的确可以决定一个人类共同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时代;了解和掌握知识量的多少，的确是决定一个人类共同体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时代的基础。例如，人类在17—18世纪进入“工业经济”时代时所掌握的知识数量就远远高于此前的“农业经济”时代。

但是，在谈论划分经济时代问题时，如果用“知识”来与“农业”、“工业”相对立，则就不对了。这是因为，不论是进行工业生产或是进行农业生产，乃至进行渔猎生产，都需要掌握和知道大量的知识。而当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这一观点的人把“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并列时，也就是说当他们将“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互对立时，马上就会使人产生“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似乎不大需要知识的感觉或印象。然而，这种结果却是与人类历史相悖的，从而犯了“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这是因为，人类历史表明，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生活在每一个经济时代的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类共同体，为了其生存和发展，都需要知道和掌握大量的知识。

例如，在“农业经济”时代，即当农业是一个社会的主导产业时，每一个人类共同体如要搞好农业，都需要掌握和知道大量有关农作物生长规律、灌溉工程建设、手工业生产知识，以及大量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假如人们连四季春秋变化的规律都搞不清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绝对不可能搞好它的农业生产。而单单要搞清楚四季春秋变化的规律，搞出一份能表明节气变化的老皇历来，就需要掌握大量的天文学、地理学和物候学知识。据中国最早的历史书籍之一《尚书·尧典》就曾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帝尧时期，帝尧就曾组织过一批天文官员到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去观测天象，用以编制历法，预报季节。

在谈到大工业占主导地位的近代社会时，则更是如此。假如英国在十八、十九世纪时还没有掌握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话，那它就不会完成工业革命的使命。这也是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之所以能够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一般都还强调说，承认“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我们全民族重视知识，有利于我们全民族重视知识创新，有利于我们全民族重视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实现党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方针政策，等等。

笔者承认，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所说得以上观点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

但是，笔者在这里也不得不指出，由于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错误观点的论著并未正确地概括出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的特征，所以它更有可能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假如我们不能正确地归纳和概括出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的特征，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就有可能制定不出最为科学的产业扶植和产业发展政策，从而导致应该加大投资的产业和科研项目得不到应有数量的政府投资，甚至还会影响到民间民营企业的投资方向，进而减缓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绝对不会是引进和讨论“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新的概念的学者们的初衷吧。

二

既然我们不能用“知识经济”来概括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的特征，那么我们应当该用什么概念来概括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的特征，或者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划分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呢?

我们知道，在汉语中，每当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学术术语，或者是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新的学术术语或者是新的学术概念与原有的相关学术术语体系或学术概念体系之间的传承关系。在我们应当该用什么概念来概括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的特征，或者说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划分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问题上，我们也应遵循这一原则。这是因为，在提出划分经济时代的标准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个遵守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即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的问题，以防止出现“混淆根据”的逻辑错误。

据笔者所知，在划分经济时代问题上，人们过去主要使用过四种划分标准。第一种是依照所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包括武器)。据此，人们提出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石工具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动机内燃机时代、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等概念。第二种是依照主导产业来划分。据此，人们提出了渔猎经济时代、采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信息经济时代、生物基因工程经济时代，等等。第三种是依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来划分。据此，人们提出了原始公社经济时代、奴隶制经济时代、封建制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等等。第四种是依照经济交往的范围来划分。据此，人们提出了原始部落经济时代、小生产经济时代、近现代大工业大农业生产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时代，等等。

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相对立相并列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所以与此相对应的涉及到划分经济时代的标准就是主导产业。另外，由于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说的都是世界正处在什么经济时代的问题，所以笔者所说的经济时代自然也相对应地是指全世界正处在什么经济时代。那么，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主导产业是什么呢?全世界目前正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时代呢?

实际上，对这一问题，以前许多学者已经作过大量的论述。笔者在这里只是赞同它们中的两种观点。这就是，当前世界的主导产业是以计算机及现代通讯工具的大量制造和使用为基础的“信息产业”以及全世界目前正处在“信息经济时代”这么两种观点。

笔者赞同以上这两种观点的理由首先是，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共同体是美国，因其每年的GDP是世界上最高的。在2003年一年中，美国产生的经济总量为11亿万美元，^[2]约占当年世界经济总量33亿万美元中的1/3。^[3]而且近十几年来，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不慢。而美国商务部发表的《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1995至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的30%来自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是当前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4]其次，2004年2月2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其新闻联播栏目报道中也说，在2003年中，中国的通讯产业的产值和计算机产业的产值均超过上一年度产值30%以上，是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第三，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04年3月18日“早间新闻30分”栏目中报道说，日本由于其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太快，日本国内严重短缺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的人才，所以它不得不修改移民和入境签证法规，破例规定凡是持有与信息专业有关的大专以上文凭的含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内的外国人，可以申请长期多次进入日本的工作签证，而且在申请此类签证时还将获得优先批准。这一情况说明，目前在日本发展最快的产业也是信息技术产业。由于中日美三国目前每年产生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0%以上，^[5]所以中日美三国当前的产业发展状况实际上代表着目前整个世界的产业发展状况。

由于中日美三国目前发展最快的产业均是信息技术产业，还由于中日美三国当前的产业发展状况实际上代表着目前全世界的产业发展状况，所以我们说当今世界的主导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是完全有根据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世界著名信息技术专家比尔·盖茨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依靠经营信息产业，由几乎是一名不文到今天成为拥有超过四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首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计算机及现代通讯工具的大量制造和使用为基础的“信息产业”已成为世界的主导产业这一事实。

由于笔者在上面说过，在划分经济时代时，我们可以依照主导产业来划分，所以我们说世界目前正处于“信息经济时代”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并且是十分有根据有道理的。

三

正是由于“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这两个新概念在哲学上站不住脚，所以现在人们对这两个新概念的讨论也越来越少，这两个概念也正被人们渐渐淡漠。笔者认为，这种结果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任何概念最终都要接受逻辑和历史的检验。

但是，我们最好不要就此罢休，对历史采取鸵鸟政策，让关于“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这两个概念的讨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却不能从这中间总结出点什么东西来。

那么，我们到底能从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中所犯的逻辑错误中总结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笔者认为，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之所以能在划分经济时代时违背形式逻辑中的划分原则，犯“子项相容”和“混淆根据”这两种逻辑错误，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学理原因。这更深层次的学理原因就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辩证逻辑体系还有不完善之处。具体地说，导致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在划分经济时代时违背形式逻辑中的划分原则，从而犯了“子项相容”和“混淆根据”这两种逻辑错误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辩证逻辑体系还没有明确提出“原质排除”这一概念和思维原则。

那么，什么是“原质排除”呢?

凡是学过辩证逻辑学的人都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同质的事物可以因其数量上的不同而对其他事物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或者是具有了不同的功能，从而表现为不同质的事物。

但是，在表达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同质的事物可以因其数量上的不同而对其他事物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或者是具有了不同的功能，从而表现为不同质的事物时，人们可以而且需要自由使用其他任何新的名词或新的概念来表达这些原先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同质但不同量的东西，但唯独不能用原先用来表达该质的同一概念或同一名词来表达这些原先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同质但不同量的东西，否则就会引起思维和表达的混乱。

例如，在军事学中，军人是军队的基础。同时，不同数量的军人可以而且必须被编成规模大小不一的军事编制单位，如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之类的军事编制单位等。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即在被编制方所持武器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规模大小不一的军事编制单位一般也相应地具有大小不一的战斗能力。

然而，人们在划分军事编制单位时，完全可以自由地按军人数量的不同而把被逐级划分的军事编制单位叫做是今天常用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或者叫做是晚清时的镇、协、标、营、连、棚、伍，但是唯独不能把军人作为一个军事编制单位。这是因为，从军事编制学的角度来看，虽然不同数量的军人可以形成不同质的东西，但是在这一因数量不同而把原来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同质的东西划分或转换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同质的东西过程中，我们必须使用其他的概念和名词来称呼这些已经受过数量限定的军人，而绝不能使用原来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同质的东西的概念和名词来称呼这些已经受过数量限定的军人。这是因为此时的军人已经是受过数量限定的军人了。此军人非彼军人也。否则就会引起思维和表达的混乱，从而引来上面所说的形式逻辑中逻辑错误，如“子项相容”和“混淆根据”等逻辑错误。

持“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观点的论著之所以在划分经济时代时能够违背形式逻辑中的划分原则，从而犯了“子项相容”和“混淆根据”这两种逻辑错误的更深一层原因也就在于此。

也就是说，尽管了解和掌握知识量的多少，的确是决定一个人类共同体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时代的基础;了解和掌握知识量的多少，的确可以决定一个人类共同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时代。但是，在我们划分和称呼这些具体的经济时代时，我们只可以自由地而且也应该将它们称作为“渔猎经济时代”、“采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后工业经济时代”、“信息经济时代”、“生物基因工程经济时代”，等等。但是，就是不能称呼其为“知识经济时代”，以免犯“子项相容”和“混淆根据”等逻辑错误。

据笔者所知，黑格尔曾非常明确地描述和说明了可以根据量的不同来设定不同的质这一思维原则，但他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在我们描述和表达根据量的不同来设定不同的质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原质排除”这一思维规则和表达规则。^[6]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和当时所能找到的极为典型的科学事例详细论述了根据量的不同来设定不同的质这一思维原则。但他在该书中也始终没有明确提出或概括出人类在根据量的不同来设定不同的质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原质排除”这一思维规则和表达规则。^[7]

但是，“原质排除”这一思维现象和思维规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对人们的逻辑思维和概念表达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对它进行承认和研究。否则的话，人们今后可能还会犯类似的逻辑思维错误和表达错误。为此，笔者谨在此提出“原质排除”这一辩证逻辑学中新的概念和规则，以就教于方家。并盼我们的辩证逻辑学体系能在我们不断解决社会新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我们不使用“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这两个概念来描述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时代并不会妨碍我们全民族更加重视知识，更加重视知识创新，更加重视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更加重视科教兴国的方针政策。

反之，如用“信息经济”一词来概括和表达业已到来的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新经济时代的话，一则它更符合新经济时代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内容，二来可使人们更加明确自己行动的目标和手段，从而能够促进信息产业得到更加高速的发展，加快人们用计算机和新的通讯手段装备和改进包括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行政管理、医疗服务、军事指挥、金融产业，自然科学研究，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在内的各行各业之过程。

【注释】

[1]华东师范大学逻辑学教研室．形式逻辑．修订本．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2－44．

[2]陶坚．世界经济前景与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复印报刊资料·F8世界经济导刊，2004，(2)．

[3]范章丽．广场协议、日本长期经济萧条与人民币升值．复印报刊资料·F8世纪经济导刊，2004，(2)，第103页．

[4]罗东文．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复印报刊资料·D1社会主义论丛，2003，(9)．

[5]范幸丽．广场协议、日本长期经济萧条与人民币升值．复印报刊资料·F8世界经济导刊，2004，(2)，第103页．

[6]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7－114．

[7]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8－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