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

第四节　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一节具有重要地位，是马克思发动哲学变革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思想。因此，对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涉到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理解，同时也关涉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这一判定不是任意的表达而是有事实作为根据的。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上，焦点大多集中在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解上。如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是不成熟的思想，还是在费尔巴哈问题域中，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之间有一个断裂。另外在早期对马克思作为人道主义思想的探讨上，理解的焦点也是集中在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解上，认为马克思早期劳动思想只是人本主义设定，只是对现实应当的一种道德诉求。

当代思想家也有对马克思生产的错误理解。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作为异化来认识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认为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根子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基础。还有思想家如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的表达。应该说，这些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都是相当紧要的。还有一种理解认为既然马克思有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是否马克思有一种本源意义上的劳动作为判定异化的标准?马克思既然从存在论上谈及劳动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异化劳动是否就不是感性对象性活动，而是一种价值诉求?如果是一种价值诉求，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消灭劳动，提出有个性的活动的复归是否又是一种空想?这又直接关涉到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该如何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本质性地关涉到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理解。

马克思的生产不同于黑格尔劳动原则，也不同于国民经济学所讲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的生产是对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的根本转向，它们在存在论视阈上有着根本差异。黑格尔哲学虽表达了劳动原则，但他的劳动是在意识范围内的纯思想的辩证法，他抛弃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是从自我意识出发又返回自我意识的思想运动。国民经济学同黑格尔有着相同的哲学立场。国民经济学最后所达成的劳动是抽象劳动，把私有财产的本质归结为抽象劳动，工人从事生产的生命活动被抽象为一般劳动，把这种一般劳动看做合理的事实存在并作为它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开对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抽象劳动的批判，与他对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的批判性剥离是一脉相承的，是他的哲学变革的成果之一。如果说对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的批判性分析还属于从哲学根基上展开的哲学批判，那么对国民经济学的抽象劳动的批判则是对现实生存条件的批判，因为黑格尔的精神劳动是对现实世界中抽象劳动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辨表达，是对现实世界的无批判的实证的唯心主义的肯定。因而，对黑格尔哲学精神劳动的批判必然会对国民经济学的抽象劳动的批判。当我们把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放在这里一起比较着阐述时，并没有着意区分马克思对两者进行批判的时间上的先后，它们属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上变革的环节，正是因为马克思在存在论基础上已不同于近代形而上学存在论，他才能展开对黑格尔劳动原则(实际同时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都是马克思哲学彻底摒弃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发动存在论变革的成果。马克思曾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57]黑格尔的劳动本质同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本质是同构的，它们由此出发的存在论根基是相同的，即共同站在近代形而上学存在论基础上。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劳动的批判就不是和黑格尔站在同一个存在论根基上。既然黑格尔哲学是对现存世界的哲学的抽象的思辨表达，因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不能实证地肯定现存世界的合理性，就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承认私有财产的合理性，把私有财产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接受下来，而不去追问私有财产存在的根源。因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是预先肯定现存事实的合理性，而是去追问现存事实产生的根源。正如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8]这是马克思对他之前的研究活动的一个总结。马克思先是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在不列颠博物馆研究了大量政治经济学，为的就是要深入揭示物质生活世界的真相。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看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是如何的不一致，从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能站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不能简单套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而应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科学的入口处，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懦弱都无济于事。”^[59]这同时表明马克思在追求真理、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勇气，在与近代形而上学批判脱离上的巨大勇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像批判的神学家那样，或者从作为权威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以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抛弃或撇开这些前提而实际上是对这些前提的屈从。马克思指出，批判的神学家还是神学家。因而，真正要展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既不能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也不能站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立场上，因为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有着相同的根基。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批判性分析中，突破近代形而上学视阈，实现生产作为自由的自觉的感性生命活动这一存在论根基上的根本转向，对被国民经济学看做事实存在的抽象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来源进行存在论的阐明，达成感性对象性活动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洞见。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抽象劳动的批判，不是基于伦理道德、价值上的评判，也不是对异化劳动的消极扬弃，而是在批判中的建构。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性分析中，揭示出抽象劳动的形而上学根源，清理出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基础上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从而把握人的存在方式，揭示出私有财产存在的根源。马克思说:“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60]

1．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实是异化劳动

国民经济学两个主要论题即劳动和私有财产，但它不理解现代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本质，把现代劳动和私有财产作为事实肯定下来，并作为其理论发展的基础。它一方面承认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另一方面又把私有财产看做劳动的前提和条件。因此，国民经济学自身陷入矛盾着的循环论证中。

在国民经济学看来，私有财产是现成合理的无需说明的事实，资本家只是“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61]马克思指出:“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62]按照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劳动的全部产品，应属于工人。但国民经济学同时又断言，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只得到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国民经济学认为，一切东西都可以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它同时又指出，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马克思通过考察国民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诸多不一致得出结论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63]工人的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却为工人自己生产贫困。马克思指出:“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64]

国民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实情是如此不一致，它自身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不一致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国民经济学自身又为何会出现自相矛盾?为什么工人的劳动为别人生产财富，却为自己生产贫困?国民经济学表达了事情真相了吗?马克思指出现在必须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①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②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马克思通过考察国民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指出对事情真相的了解必须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对抽象劳动本身进行追问，而不是像国民经济学那样把抽象劳动作为既定事实接受下来。马克思把抽象劳动放在人类发展中进行思考，思考这一抽象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可说是非常根本的，是直接与人类生存相关联的问题。像蒲鲁东那样的改良主义者不了解劳动、工资和资本的本质关系，把社会革命的目标仅仅看做希望提高工资或希望工资的平等，这种所谓的“革命”只是改良式的，根本触及不了现实，那么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可说是对他的存在论变革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引导他继续深入展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虽然他没有明确给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但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超出了国民经济学的视野。

国民经济学虽超出货币主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把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看到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使私有财产“不再束缚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方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而代之”。^[65]但它不了解劳动的本质。马克思一方面高度肯定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称他们的经济学为“启蒙的国民经济学”，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另一方面同时指出，国民经济学虽承认人、人的独立性、人的自主活动，但是“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的本质”^[66]。即把人的感性生命活动仅仅看做生产财富的手段和工具，作为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在国民经济学的眼中却被看做抽象的一般的人，是仅仅从事劳动的，作为商品存在的人。因此，人被全面异化了。国民经济学所承认的人是异化了的人，把人的真实的具有感性内容的生命活动抽象为一般的抽象的劳动。工人成为可以随时替代的商品，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67]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不知道资本关系以外的人，在它的视野内，只有工人。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被看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因此，国民经济学虽承认人的自主活动，但它所承认的活动、劳动不过是异化劳动。然而，国民经济学却“不顾这种学说使它陷入的那一切表面的矛盾，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是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指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无宁说是敌视人的”。^[68]因而他们总是积极地和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国民经济学由于把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确立为劳动，既把人变为本质，同时又把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即私有财产变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地，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69]

国民经济学视野下的人是生产财富的工人，劳动是生产财富的劳动，整个社会都是围绕着私有财产而存在的，整个社会的关系就是私有财产的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70]它“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的人类活动的生产，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说来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类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性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甚至连表面上的人的关系也没有了)，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71]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对作为国民经济学之前提的抽象劳动的批判，国民经济学最后所达到的成就是把一般劳动作为一切财富的本质基础。既不是工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是一般劳动，并把它在理论上确立下来，把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看做一般劳动，从而暴露了国民经济学理论自身的支离破碎，而国民经济学却用劳动和资本的原始统一来掩盖自身的支离破碎性，国民经济学认为劳动和资本的统一的基础是劳动本身，他们说资本无非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在生产中的使命就在于生产劳动，“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72]一方面，劳动是私有财产的自为的活动，活动结果是以客体形式存在的私有财产，就是资本、货币、商品等。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基础和源泉。另一方面，劳动本身就是私有财产。财富的主体本质是劳动，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二者统一的基础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在国民经济学那里是一种原初统一的天堂般的原始状态。

国民经济学只看到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国民经济学认为，不仅劳动的对象，而且劳动本身，都是作为私有财产存在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以抽象劳动作为主导原则，对活劳动实行统治和支配。现有劳动是有害的、造孽的。国民经济学对这样的劳动无批判的实证的加以肯定。尽管国民经济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确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把劳动和资本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但在这种私有财产关系中，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在现实中，私有财产表现出巨大的支配权和统治权，不仅统治和奴役人，而且统治和掠夺自然。国民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现实中的巨大的矛盾和对立，但他们只把这看作“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73]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现象学观看，突破国民经济学的科学逻辑，揭示出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的抽象性及私有财产作为原初存在的虚假性，把被遮蔽了的工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揭示出来。生产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生命活动，是不断生成其感性存在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生产自己生活的生命活动变成异己的活动，工人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外在于人的、受生产出的东西支配的抽象的物。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劳动不过是异化劳动。

2．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性分析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所陷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自相矛盾的考察，揭示出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实际是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不考察劳动与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把它们当作两个不同的、相互分离的事实，把相互联系着的关系说成是偶然的关系，从而掩盖了劳动本质的异化。马克思从考察劳动与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开始，展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性分析。

1)活动的结果之异化

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二率背反，国民经济学是视而不见和不加追问的。国民经济学是反映真实情况的理论吗?这些矛盾着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一事实说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4]

劳动的对象化生产出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75]劳动的对象化同时是劳动的实现。但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对象化活动即劳动的这种实现同时意味着劳动产品成为外在于他的东西，成为奴役和统治他的东西。工人感性对象性活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不属于他自己，反而作为他的对立面同他相对立。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工人失去现实性，以致工人从现实中被排除，直至饿死。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靠最紧张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国民经济学状态下工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生产产品，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是工人的异己的力量，是不属于他的东西。

劳动是生命活动，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这个生命却不属于他而属于和他相对立的对象。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外化、劳动的对象化是以异化的方式存在的。马克思指出，劳动同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劳动的本质关系就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即工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的关系。以往在谈论劳动时，认为是直接谈论人本身。用抽象的人本身来理解同样抽象的劳动，这样对劳动的理解是空洞的，是揭示不出劳动的真正本质的。“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的。”^[76]劳动产品是工人生命活动的对象化，而工人的生命活动的结果却是生产出反对他的力量。由于工人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与他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力量，因此，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马克思通过从工人劳动同产品的关系的经济事实出发，看到了工人的劳动同他劳动的产物的对立性、异己性、矛盾性。劳动为别人创造属人的物质财富，却为自己创造非人的存在。这样的劳动、生产，如果不是异化的活动，又是什么呢?马克思通过考察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指出劳动产品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另一个对象，它是人生产出来的对象。劳动的本质关系就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从事实进入到事实背后的本质的关系所达到的成果。承认了劳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那么随之而出的问题是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异化呢?

2)活动自身的异化

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不仅表现在劳动的结果上，同时还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马克思追问道:“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77]产品是活动、生产的总结，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的总结。劳动的外化表现在: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满足劳动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这种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劳动的外在性质还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他的劳动不属于他，他的活动属于别人，工人的劳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劳动的这种外化的结果是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的机能时才觉得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的生命活动抽象为执行动物机能的抽象活动。劳动同生产的关系就是劳动同他自己的生命活动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成为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工人的劳动对工人来说是折磨、痛苦，这就是工人同自己生命活动的异化。

3)活动的类本质之异化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第一、第二规定推出第三个规定:劳动之异化同时也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费尔巴哈在其哲学中使用了“类存在”，马克思这里沿用了费尔巴哈术语，但不能因为马克思也使用这一术语，就认为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费尔巴哈的类存在只是感性的直观的存在，他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直观中看到类存在，而马克思所讲的类存在是在人的生命活动这一层次上讲的。在这一点上，表明马克思已大大超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已开始从活动层次上理解费尔巴哈直观到的东西，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原则区别。人的劳动是生命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而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就是人的类生活，它是产生生命的生活。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78]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点。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人是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有所领会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生命活动的存在，是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中领会着存在的活动。所以，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才能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对象。而“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79]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现代形而上学生产的根源，同时是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何以变成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的生存论的揭示。

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是人活动的自由自觉性和人的创生性的明证，人的生命活动是属人的，是人自由自觉发挥的对人本身力量的确证。类存在物并不是意识创立的，不是意识虚构出来的对象，而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是通过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生产出来的，人的意识是在对象化活动中形成起来的。“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80]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81]何谓“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在意识中复现自己，从意识出发来构造世界和自身，把世界和自身纳入、吸收进意识中，这是近代理智形而上学所做的工作。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复现自己，而且现实地复现自己，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生产创造对象世界，人在创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就发现自己、直观自己并确证自己。

但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力量，他的生命活动同他自身相异化。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谋生的活动，工人只有处在资本关系下才能生存。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资本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异化劳动不仅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变成维持人自己生存的手段，而且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异化。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身体，而成为外在于人的东西。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而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这些东西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人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的对象化表现为非对象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生产是劳动者现实的占有感性自然界的过程，但他越是劳动，外部的感性自然界越不属于他。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变成人的异己的对象，并成为统治他的力量。异化劳动从劳动者那里夺去他的生产的对象，夺去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也就是夺去他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因此，感性的自然界、与人不可分离的自然界变成外在于人的抽象的自然界。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他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82]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肉体生存的手段。把人的生命活动、生产生活变成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把人的类生活——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变成抽象的异己的存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4)人同人相异化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第一、第二、第三个规定推出他的第四个规定。“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83]人同人相异化是前面三个异化的直接结果，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工人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不属于他，反而作为异己力量同他相对立，那么这产品必定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这个异己力量就是资本家。

从以上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存在论分析中可看到，马克思处处都没有预设劳动的主体，也不是对劳动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评判，而是以活动作为立足点，考察活动之异化及其如何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看到在对象性活动中的对象性的人和关系的诞生，异化劳动生产出异化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突破近代形而上学视阈所达成的生产概念。“异化”这一词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借用过来的，对这一沿用过来的概念，在给马克思哲学的正确理解上增添了许多麻烦。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根子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视阈。“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84]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来看，马克思已赋予异化以新的不同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含义，异化也即实践，马克思指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是活动之异化，而不是黑格尔观念的异化或费尔巴哈宗教的异化。黑格尔的异化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即是抽象的思维和感性的意识和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费尔巴哈虽承认宗教的异化，但他无法说明异化的根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了这种异化的必然性是源于分工，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异化劳动本身的根据就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被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抽象表达的劳动实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和感性生命异化的结果，这个异化有其生存论根源，它是在人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85]“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86]

因此，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不在于马克思是否承认异化，或以近代哲学中的异化概念来理解马克思哲学，或把异化简单消极地看待，而要从马克思哲学所开启的突破近代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境域中理解马克思思想。只有从这一境域出发才能理解马克思生产的创生性，即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作为对自我异化的扬弃和作为人的人的生成。自我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着同一条路。生产就是感性活动，是人的感性对象性的生命活动，是为了实现自己对象性生活的活动。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存在论境域的确立使他与一切形而上学家区分开来了，不仅与黑格尔哲学划清了界限，同时也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抛弃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达成感性活动创生世界的伟大洞见。我们只有从这个高度上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生产概念，才能明白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所作的存在论批判，才能体会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提出的“改变世界”的深意。

异化劳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为资本家创造不断增殖的财富，却为工人不断生产贫困。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性分析，揭示出私有财产的生存论根源，指出私有财产不是表面所呈现的物，而是人与人异化的关系，私有财产是异化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我们虽然是“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87]。

3．私有财产生存论根源之揭示

马克思在作为《莱茵报》的编辑时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开始对关于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问题进行深入思索，但当时的黑格尔哲学无法帮助他去解决这一本质来历问题。费尔巴哈的感性本体论给了马克思极大启发，但费尔巴哈仅只是承认现存的东西，只是用他的“二重直观”解决现实中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实是对现实世界采取理论的态度，无法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作出说明。随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愈益关注和思考，马克思逐渐超越费尔巴哈的感性本体论。马克思不仅承认感性对象性，同时承认感性对象性就是感性活动，就是生产。这一洞见使马克思能在对现实进行解释之外又不满足于仅仅解释世界，而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揭示现存世界所遮蔽了的存在本身。私有财产是否诚如国民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现成的永恒状态?人类的诸多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吗?私有财产是否具有永久的合理性?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性分析，破除私有财产被看做既定事实的永恒状态的假像，揭示出私有财产的生存论根源，形成了人的感性对象性生产活动创生社会关系的伟大洞见。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正像他把自己的生产变成使自己失去现实性，使自己受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关系。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他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88]

工人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不属于他外在于他的东西与他相对立，工人的感性对象性生命活动被抽象为维持生存需要的手段，抽象为不属于自己的、被迫的、强制的活动，而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那么，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就是在这一关系上有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力量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这种活动看成是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一活动看成是为别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活动。“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89]工人通过自己的异化了的感性对象性生命活动生产出同自己对立并压迫自己的阶级，“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感性。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90]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的批判性分析，揭示出私有财产的生存论起源，摒弃了那种把私有财产看做天然存在的形而上学想法，明确指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异化劳动的原因。这一揭示归根结底是马克思所确立的生产、劳动的存在论根基，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仅只在直观范围内理解人的感性存在，也不是像黑格尔、国民经济学那样，只是抽象地理解生产、劳动，这样抽象地理解的生产，离开了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只是抽象的概念、范畴。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虽然承认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这一事实出发，把私有财产当做一个天然的合理的事实，它只不过是在表述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马克思把生产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把生产、劳动与人的感性存在联系起来，“因为，如果生命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91]生产不仅是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还是人的生命本身的生产。生产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生命活动，它既是对人的生命的确证，同时也是人的生命的不断创造。生产使人的生命不断得到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

马克思指出:“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92]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倒回到异化劳动同人类的发展的关系进行考察，从生存论存在论基础上深层次地考察了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而不是像国民经济学那样在私有财产范围内谈论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看成是人之外的东西，把私有财产作为现成就有的事实，并从这个事实出发，而不说明这个事实。马克思的这一追问，使他深入到事情本身，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现象本身的描述上，而是追问造成这一经济事实的根源。从这里可看出，马克思并没有认同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而是揭示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真相，并在社会存在的历史性视野中看到异化劳动的终结。劳动的终结并不就是活动的终结，而是有个性的活动的复归，这一复归也是人自身生产的结果。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生存论起源问题的揭示意义是重大的。它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创立的显示，标志着马克思在存在论根基上已完全不同于近代形而上学存在论基础，不仅突破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而且超越费尔巴哈感性本体论。它是在马克思之前未曾有人对历史真相作出如此揭示的，空想共产主义不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把私有财产归结为导致人类罪恶的根源，幻想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摆脱异化。蒲鲁东等人从私有财产的客观方面来考察，试图通过工资的平均化来取消资本。这些都没有真正认识私有财产的真实本质及其历史起源。

马克思指出:“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93]一切奴役关系是工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的异化的结果，是异化了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生产的结果。因此，一切奴役关系的解除就是异化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解除，就是回归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如果说人的生命为本身的需要曾经需要私有财产，那么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工人通过同资产阶级的对抗不断要求着自己的解放。工人只有废除异化劳动本身，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而工人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随着异化劳动的消亡，私有财产也必然跟着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