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体系，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各国国情也不是固定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愈益进步的事物。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现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实际结合——创新——发展、再结合——再创新——再发展，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1)。列宁也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2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将其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同时，也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以发展完善。譬如，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整个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固守他们过去研究、认识资本主义而形成的观点，而是敏锐地捕捉住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他们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的出现给予及时的关注，分析这些现象将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和趋向。他们针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和阶级统治方式出现新的调整的现象，在坚持暴力革命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斗争胜利的可能性，强调了工人阶级要重视利用“普选权”、加强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他们针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革命因素的增强，对俄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提出了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新见解。
列宁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解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实际问题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理论；他根据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制定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找到了一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可行途径；他针对俄国小农占优势的现象，倡导通过发展“合作社”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地形成了“集体所有制”这一公有制的新形式；他针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状况，一方面肯定它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同的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阐明了改革政权机关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创新发展的脚步，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创新发展中，显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既继承、坚持又创新、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在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又根据中国实际不断创新、发展所取得的。离开创新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言。对此，毛泽东曾作过许多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跃起来。”(23)“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4)正是基于这种创新精神，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熟理论；阐明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成功地以公私合营及和平赎买的方式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要求，等等。正是在这样一步步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进程中，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得以诞生，并独立自主地屹立于世界东方。邓小平在中国陷入极“左”路线的困境之时，又一次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舵盘。他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破除极“左”教条主义的束缚。他说：我们“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5)。他还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6)邓小平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楷模。他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英明决策；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还阐明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正确论断；提出了“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由此，把中国这艘濒于搁浅的巨轮重新引入正确的航道，驶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后，继往开来，以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使党的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还根据中国全面进步的现实要求，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科教兴国战略、依法治国方略、和平·发展·合作论等一系列新观点、新决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迈向新的辉煌。进入21世纪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共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发展理念，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每一份成功都离不开勇于探索的精神，每一个进步都饱含着开拓创新的勇气，每一步发展都体现着与时俱进的风范。
以创新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做好这件事，首先，必须要有敢于创新的胆识和勇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决不等于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迷信。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27)。列宁说：不能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28)。毛泽东说：“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29)邓小平说：要坚决反对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不能“一切照抄照搬照转”(30)。所以，只有创新，才是真正的坚持，才能坚持得准，坚持得好。教条主义的坚持、形式主义的坚持是很容易的，也没有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但这种所谓坚持最终危害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以创新的态度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很困难的、艰巨的，因为这要动脑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要冒可能失败的风险，还有可能被扣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而受到批判和打击。但是，唯此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并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毛泽东一再激励人们要破除迷信，敢想敢干，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1)。邓小平也不断强调要解放思想，“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32)。如果遇事总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就不会有任何创新可言。其次，以创新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有科学、慎重的态度，不能盲目蛮干，瞎闯乱创。任何创新之举都应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来进行，否则，就会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就不可能把事情搞好。所以，要经过学习、研究、调查、分析，正确地认清哪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已经阐述得非常深透，是人们应始终不渝地坚持的真理；哪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过具体结论，人们今天应借鉴其精神实质而灵活变通地运用；哪些问题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尚未涉及，没有提供解决的答案，需要人们去做新的探索，得出新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明晰什么地方需要创新，如何去创新，创新到什么程度。这样去创新，才能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实质，又符合社会现实和发展要求。最后，还应明确一点，不能认为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只是各国无产阶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事情，只有他们才有责任、有能力去创新，而普通群众只是听从、照办就行了。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全党全民都应为之努力的现实使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通常比普通群众具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居于主政地位，因而，他们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更大的创新责任，也更有可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并在全社会推行。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创新性理论成果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思考、践行的结果，而往往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研究、创新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升华而产生的。邓小平曾经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的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3)所以，必须把领袖和群众两方面创新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新作用，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注释】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20页。
(2)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1867年12月12—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56页。
(3)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9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04页。
(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6)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7)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147页。
(8)马克思：《致达·奥本海姆》（1842年8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3页。
(9)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0页。
(10)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91年5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4页。
(11)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
(12)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2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页。
(13)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9页。
(1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
(15)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1页。
(16)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1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8)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19)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2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21)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22)列宁：《我们的纲领》（不早于1899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23)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5页。
(24)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25)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26)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5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292页。
(27)恩格斯：《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页。
(28)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29)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页。
(30)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2页。
(31)毛泽东：《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5页。
(3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
(3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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