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

五、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

（一）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不同形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中，人类社会是不断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或“社会形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历史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考察社会性质、社会阶段的特点以及社会过程的演进时，他们经常运用这一概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来看，社会形态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以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为主轴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内在聚结。它是社会不同发展水平和状态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考察人类社会发展演化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¹³⁹⁾恩格斯也说过：“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¹⁴⁰⁾。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要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形态，必须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全面深入地认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本质、模式、特点和动力，把握社会历史的演进规律、发展轨迹及其基本趋向，要排除某些枝节问题的影响或某些偶然因素的干扰。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¹⁴¹⁾他还说：“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¹⁴²⁾，正是依据这样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社会形态作了科学地考察和划分。

当然，社会历史的演化不是单线条的，社会形态的划分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以及“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从不同视角对社会形态历史演进进行了多侧面地揭示和概括。马克思曾经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更新和变换，认为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大机器工业时代。也曾依据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大形态和三大形态。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具有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两重性，由此必然形成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生产关系的纵向结构指的是人们对于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它包括人们在生产劳动前对劳动条件的占有关系，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们之间职能分配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其实质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它决定着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以此为尺度概括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依次排列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五大形态。生产关系的横向结构，指的是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或者说社会劳动的总体分配方式，通过这种社会的劳动物质交换，人们对个别劳动的占有转化为对社会劳动的占有。其本质是个别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它决定着社会生产的经济形式。以此为尺度来概括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依次可排列为自然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形态和产品经济形态。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为止统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到了马克思晚年，又进而提出“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的观点。⁽¹⁴³⁾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存在的性质和社会进步的实质与标志的理解是全面的，他们并不是单纯把某一因素看做社会演化的唯一标志，而是同时把生产力的发展、人在劳动中对自然界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政权的更替以及人在社会关系中自由度的增长等等，都看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

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演化形态的划分中，“五形态论”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社会历史发展观的最具代表性的认识。关于社会五形态论的思想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主要著作中，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反杜林论》直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这一认识一以贯之，并不断得到完善和深化。

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初步形成。在该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所引起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并对每种形态的基本特征作了分析。他们首先指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¹⁴⁴⁾随后又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和预测了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¹⁴⁵⁾这一划分虽然还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演化的最初设定，其用语也与后来科学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它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基础上奠立了社会历史发展“五形态论”的基本认识框架。关于社会五形态理论的看法，在马克思1859年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在这里，他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¹⁴⁶⁾。在马克思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又有了新的深化。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剖析，解释了它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趋向。而为了科学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资本论》还考察了前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的规律性，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而且它必将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正如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一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¹⁴⁷⁾。他还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¹⁴⁸⁾

当然，鉴于当时的人们对人类社会原始形态的认识还缺乏人类学的史料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初始形态表述为“部落所有制”或表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都不是很妥帖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在人类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所出现的既有土地公有、又有私有制产生和国家专制的带有东方社会特质的经济社会形态，它并不能反映和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所经历的整个原始社会的状态。这一缺陷，在马克思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最终克服。随着人类历史学研究的推进，特别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路·亨·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后，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和论证。马克思读了摩尔根的这一著作并作了详细的摘要，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说法，而代之以“原始公社”、“原始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等概念。

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析和阐述，其意旨不在于人类社会按某几种具体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问题，而在于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¹⁴⁹⁾“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¹⁵⁰⁾这里所说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就是指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自然发展过程。显然，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从一般意义上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上讲的。也就是说，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有其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进程。然而，由于人类历史发展受地域性、民族性的影响，必然呈现出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¹⁵¹⁾所以决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演进的各种具体形态的描述，当做确定不变的模式去套用到各个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去，不能以此作为绝对的公式去裁剪人类历史。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是统一性和多样性有机结合的科学理论，他们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并没有规定统一发展的模式。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就其总体和一般进程来说，必然有规律地依次经历各大历史阶段，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但是，这种有规律的进程在各个国家、地区、民族并不是一刀切地表现为一种模式、一种顺序，而会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特征。

（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

总的来看，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文明不断积累、进步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每一社会形态都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水平和形式，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未对文明这一概念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他们经常使用文明这一词语来表述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状态。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作出的种种论述，实质上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这就是立足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把文明理解为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和社会能动改造的结果，以及在此过程中人类自身的丰富和发展。恩格斯说过：“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¹⁵²⁾。从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理解文明，也必然要把文明视为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历史范畴，并且表现为从无到有、从贫乏到丰富、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文明的内容、性质和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大体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文明的产生时期、进入文明时代的时期和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每一大的时期中，又可以划分为大小不同的许多发展阶段。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既是连续的、渐进的和前后相继不断积累的，同时又是阶段的、自我扬弃的和不断变革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¹⁵³⁾

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原始社会，这是人类文明产生并逐渐发展的时期。摩尔根在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时，曾将其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三大阶段。恩格斯指出：根据摩尔根的分期，“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¹⁵⁴⁾。这两个时代就是对原始社会状况的表述，而文明时代则是对原始社会结束后人类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总概括。基于摩尔根的这种划分，往往会使人们产生某种误解，似乎只有进入文明时代后，才有人类文明可言，其实不然。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当然，在原始社会，人类刚刚从动物界脱胎而来，还处于自身的童年时期。人的劳动表现为简单地占有现成天然物，还未能创造出自然界所未有的东西，人的智力发展很不成熟。从这时的生产力水平、人的需要和生活方式看，人基本上还是一种自然生物。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摩尔根把原始社会称作“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把原始社会排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之外，而是把它作为人类文明的起始阶段来看。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¹⁵⁵⁾这表明，人类已经开始了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人类已经开始对于外部神秘世界的探索和对于自身的反思，积累着生产和生活的经验知识，创造着物质的和精神的宝贵财富，完善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奠定着人类文明的一般性基础。从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来看，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化到野蛮时代，也展现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足迹。

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即进入摩尔根所说的文明时代。恩格斯肯定了摩尔根的论述，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¹⁵⁶⁾这就是说，由于冶铁技术的提高，人类制造了较多和较先进的铁器，由此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力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人类的生产和社会管理经验得以记载下来，使人类能更好地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使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能力大为提高。这样，人类便脱离了蒙昧和野蛮状态，开始迈入文明时代。但上述这些，并不是认识文明时代的全部内容。恩格斯说，这只是摩尔根对文明时代描述的图景，虽然“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但是“这幅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¹⁵⁷⁾。

那么，恩格斯又给人们展现了什么样的图景呢？他进而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揭示，深入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探析。恩格斯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¹⁵⁸⁾那么，整个社会完全改变了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这就是，私有制出现了，阶级产生了，氏族社会组织被破坏以至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阶级划分基础上的国家，这样人类最终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据此，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了摩尔根所没有认识到的文明时代的具体特征：（1）文明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奴役劳动。私有制的产生，使社会分成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中进行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存在于整个文明时代，“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¹⁵⁹⁾。（2）文明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当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便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把阶级矛盾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于是国家作为这种力量应运而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¹⁶⁰⁾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进一步强调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¹⁶¹⁾。但是，国家并不是超阶级的、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而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又借助于国家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国家“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¹⁶²⁾。（3）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在私有制和奴役劳动的基础上，文明时代“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来激起人们变本加厉地追求财富的冲动和情欲。商品、货币、地产乃至劳动力都以剥削阶级私有财富的形式表现出来。“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¹⁶³⁾（4）文明时代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因而在其发展进程中，既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进步，也有物质成果的挥霍浪费和精神垃圾的堆积。文明和道义与野蛮和卑劣并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¹⁶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又说：“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¹⁶⁵⁾。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发展时也曾深刻地指出：这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¹⁶⁶⁾。而对于文明时代的这种矛盾，统治阶级总是极力地掩饰和否定。他们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认为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¹⁶⁷⁾。恩格斯认为，这种伪善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极点”。

以上就是恩格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关于文明时代的图景，由此可以看出，这幅图景的确比前面所引的恩格斯概括摩尔根关于文明时代的说法的那段话所展示的图景丰富和深刻多了。所以，仅用“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这段话来解释文明时代，是远远不够的。这段话只是从生产和技术方面的变化对文明时代作了表象的说明，而没有深入到人们的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上对社会的变化作质的概括。在文明时代，无论是“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还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们、聚敛个人财富和满足个人贪欲的手段而已。这是伴随文明时代的到来和发展而出现的社会本质特征。由于研究立场和方法的局限性，摩尔根没有揭示出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如果不揭示出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则是很不够的。所以恩格斯说：“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¹⁶⁸⁾

当然，这样分析，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时代一味持抨击和否定态度。他们只是把文明时代当做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来进行客观考察的。文明时代既是以往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人类创造前所未有更加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期，还是为人类向更高类型的文明演进奠定基础的时期。正如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也有骄人的文明业绩一样；在文明时代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野蛮和卑劣的现象，也是正常的。什么事物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应当历史地辩证地来看待。

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新型文明产生并高度发展的时期。人类永远不会终结文明发展的脚步。即便摩尔根也并不认为他所说的文明时代是永恒的，他也已经预见到文明时代必然还会向更高的文明阶段迈进。这种预见已经超出了摩尔根自己仅仅从生产和技术进步来界定文明时代的说法，具有了更广博、更远大的认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援引了摩尔根这样一大段话，“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¹⁶⁹⁾。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这段话大加赞赏，指出：“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¹⁷⁰⁾。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新型的更高的文明时代。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文明已经是同文明时代的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性质不同的新型文明。不能再把社会主义文明仍作为文明时代的一个发展时期而与以往的文明形态相提并论。它已经走出文明时代，走向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文明新时代。在这一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显著特征是：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人类摆脱了一切旧的分工和生产关系的束缚，在更加能动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使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人类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真正主人，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跨越。

（三）人类社会由地域性走向世界历史性的趋势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中，人类历史是不断从民族地域性走向世界历史性的过程。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经过长期发展，由封闭到开放逐步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¹⁷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地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正确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演进的必然性和一般进程。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¹⁷²⁾。这句话阐明了考察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说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物质的、客观的自然过程，是在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客观过程。这表现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前所属，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主要阶段。横向发展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历了由分散、封闭发展到在交往、交融中发展的不同阶段，后来形成了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不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以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为纽带，以各个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为机制，以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进步为旨归，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和通讯落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社会分工和交换发展缓慢。马克思指出：“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¹⁷³⁾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与分工的制约，全球各地、各国家、各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中，相互间的交往和联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基本上处在各自闭关自守、互不来往的状态，不能形成彼此交往、相互依赖的局面。偶有交往发生，主要也是由兼并领土、掠夺财富、王朝征服引起的战争，或者朝贡、宗教仪式等形式的礼仪往来，而不是以经济上的必然联系为基础的经常性的、世界范围的、密切的普遍交往。那时的国家和后来资产阶级建立的民族国家在涵义、职能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不同。有的专家形象地说，中世纪的或封建的国家好像是一袋子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彼此没有或很少有什么政治联系。在这种经济政治条件下，尽管整个世界在地理上是联为一体的，但在社会交往上却是彼此分离的，还称不上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类还没有创造出统一的世界历史，有的只是各个民族孤立存在的历史。

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实现的，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多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阶段的特点做了如下概括：“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¹⁷⁴⁾这里讲的就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几个主要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1）资本运动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动力。资本的商品经济属性要求其不断扩大商品销路，所以它必然要在世界上到处扩张、广泛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借以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¹⁷⁵⁾在资本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要求冲破一切自然的和人为的限制，要把生产和交换扩大到国际上，在世界各地不断开辟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场所，以资本的力量夺取全世界的财富。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¹⁷⁶⁾资产阶级是资本的人格化，是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主导力量。“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¹⁷⁷⁾（2）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形成的促成因素。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欧洲新兴资本家阶级开始了开辟海外市场的探险活动。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创到达非洲南端的新航路、麦哲伦绕地球航海一周为起点，欧洲人开辟了通往全球的航路。这场交通革命为世界性的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起了加速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¹⁷⁸⁾马克思后来又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¹⁷⁹⁾（3）大工业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基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但世界历史在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后才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大工业为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确立了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¹⁸⁰⁾可以说，世界历史已经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具备了形成的条件；但只有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发展，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展开激烈扩张，亚洲、非洲、美洲的广大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之后，才真正形成了世界历史。“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¹⁸¹⁾（4）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条件。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基本条件和标志。世界市场是各国经济交往和联系的舞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资源的配置和流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此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¹⁸²⁾。“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¹⁸³⁾只有在世界市场形成后，资本才可能实现国际化，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分工和协作，进行生产和消费。这样，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才走出狭隘闭塞的地域范围，具有了全球性质，具有了世界历史性。

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把世界历史进程继续向前推进；并且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完成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一伟大进程。资本主义基于它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本性，开拓世界市场的目的是为了狭隘民族主义利益的需要，所以它对外奉行殖民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这必然引起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和民族的反抗斗争，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争斗不休。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只是它贪婪地攫取财富的手段，而不是其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目的。资本主义在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给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制造许多的麻烦和障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将进一步推动世界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发展，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诞生。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¹⁸⁴⁾他们还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¹⁸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¹⁸⁶⁾。当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时，人类历史才会真正进入各民族团结平等、每个人都能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世界历史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