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和活力源泉。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处于转型期和换挡期，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国内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再造一个“开放红利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了重要部署，必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一、正确把握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一）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1.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1）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快速恢复， 自由化仍是主要趋势

从政策层面看，金融危机后各国投资政策出现双向调整的迹象，多数国家继续开放并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政策。在制度安排层面，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FTA）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3年1月，已向关贸总协定（GATT）或世贸组织（WTO）通报的FTA总数达到546个，较2012年1月增加了35个。而且，在已经和准备启动的自贸谈判中，也出现与重要经济体建立跨地区的自由贸易制度性安排的趋势。比如2013年4月15日中国和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与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2013年7月6日中国和瑞士签署中瑞自贸协定。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和世界经济20强国家达成的首个自贸协定。

（2）跨国公司继续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国际化生产布局

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由于日益重视拓展海外业务，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近年来呈总体上升趋势。根据贸发会议（UNCTAD）的年度调查，2011年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从衡量国际化水平的跨国指数看，全球非金融类企业中，前100强的跨国指数不断提升，从1993年的47.2%上升至2011年的62.3%。

（3）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

经济危机之后往往是新技术革命的孕育期和创新活动的爆发期。近两年，各国加大研发投入，纷纷推出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尽管新兴产业的前景尚不明朗，技术创新的产业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以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和应用、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为特点的新一轮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各国加快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入口老龄化等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促使各国深切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满足共同的利益需求。

2.全球化新的特点

（1）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新动力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是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复苏进程中的双速增长使实力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从经济总量看，24个新兴经济体（E24）的占比从16%上升至29%。从贸易和投资额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益提升，2012年全球跨境投资降至1.3万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达6800亿美元，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在全球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分别达23%和37%的历史新高。

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实力和企业所有权优势，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逐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激发了经济活力。在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资源、技术、海外市场和跨境投资的需求巨大，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机遇。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2030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中国在2000～2020年间的GDP增长将占世界GDP增长的55%，到2030年印度和中国将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2）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各国面临全球化新挑战

一是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加剧。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制造业化、出口倍增等战略，新兴经济体也更加看重开拓国际市场和吸引跨境投资。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消费增长尚难以弥补发达国家低速增长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将日益加剧。

二是对技术创新和引领新兴产业的竞争加剧。为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下一轮经济上升阶段占据主导优势，危机后出现各国政府出台激励政策和措施的高峰，抢占全球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不断加剧。新兴经济体也不例外，据《全球研发投资预测》，未来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增长率将明显高于OECD国家，预计2013年美国研发投资将增长1.2%，而中国和印度的研发将分别增长11.6%和12%。

三是对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竞争加剧。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和国际化生产的不断发展，各国不仅关心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也更加关心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亚行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积极研究以增加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更加全面、清晰地反映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中的收益。

规则制定是决定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内容，各方围绕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纷争不断。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参与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的公平权利，如在全球性组织或区域集团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以反映其发展诉求。另一方面，在多哈谈判陷入僵局时，发达国家采取多种手段力求巩固其规则制定者地位，如美国力推TPP，希望以国内法为模板塑造高标准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并向全球推广；欧盟重新修订贸易防御体系，倡导绿色经济和碳排放交易规则等。

（3）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低潮，区域集团化趋势增强

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和双边FTA已成为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各国都在加快推进FTA战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出现新趋势：

区域集团化趋势凸显：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欧盟不断完善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美国强力推进TPP并不断吸收亚太区域成员加入，东亚一体化出现突破性进展，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于3月底开启，涵盖1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也于5月启动。

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 日本加快与欧美“结盟”， 3月15日宣布加入TPP谈判，3月23日与欧盟就启动双边经济伙伴协定（EPA）谈判达成一致；欧美有意于2013年6月前启动两大核心市场间的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

排他性有所增强：虽然FTA加速推进有利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排他性特征渐强引人关注。例如亚太区域一体化倡导兼容、开放，但近期有了一些变化。TPP虽然设立了“开放条款”，但实际上通过预设规则对新加入者进行资格审查且强调高标准、全面一体化的理念，如要求服装和鞋只有所用生产原料均来自TPP成员才能享受零关税，对谈判进程严格保密，都是排他性的表现。

自由化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在欧债危机重压下，2012年年底“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路线图的达成，意味着更紧密的一体化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美国在力推TPP的过程中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和投资，全面一体化涉及成员国经济管理政策和体制等领域；美国在APEC提出“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将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关注点逐步转向改善“边境后”条件。

总体来讲，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较为困难，各国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的制度性安排更加积极，区域一体化将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

在亚太地区，短期内实现建立覆盖整个区域的自贸机制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中国因素和其他非成员国的态度仍存变数，TPP作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现实途径还存在较大挑战。今年启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都将加快东亚一体化进程，也有助于避免东亚国家陷入在中美两国中“选边站”的矛盾。TPP和RCEP将并行推进，各国依据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选择。各机制运行效率、核心国协调能力和重点国家的态度，将决定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发达国家，欧美自贸协定能否达成要看自身发展态势和世界格局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外部压力将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多边进程受阻，欧美已将FTA视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保持优势、巩固其规则制定者地位的重要途径和平台。东亚一体化提速，欧美日的反应进一步升级，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其目的不仅是通过自由化刺激经济复苏、创造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应对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的挑战，维护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布热津斯基在新作《战略远见——美国和全球权利危机》中就谈到：“为了应对东方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复杂局面，美国必须首先要维持西方的稳定，形成以跨大西洋联盟为核心的、扩大的西方。”

（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35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促进之下，中国经济增长是现代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奇迹，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说明它。第一个层面就是它保证了、实现了、超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衡量生产力标准重要方面，经济是否增长了？那我们一个基本的数据可以证明，从1979年到2012年的33年当中，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达到9.8%，持续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率达到三分之一世纪之久，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我们提到了很多奇迹，比如战后日本奇迹，韩国的汉江奇迹，等等，他们也无非就是20年左右，只有个别的年份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是三分之一个世纪，34～35年的时间，平均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率。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明显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要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7个百分点，要相当于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三倍。在这33年的时间当中，中国的确出现了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奇迹。

经济增长速度它是一个流量值，在这三分之一个世纪中，流量持续快速增长一定会带来存量快速发展，就是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从方方面面都可以得到证明。首先表现在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如果按当年价格来计算，中国GDP总量在35年当中增长了141倍，第二个就是生产能力。35年之前，中国是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但是作为农业国吃不饱，没有粮食可吃。一些重要的工业制成品就更加缺乏。从农业角度来讲，那个时候6.7亿人口现在翻了一番，由于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进展，我们的耕地面积大幅度的削减，人口成倍增长，土地、耕地大幅度削减了，但是我们粮食现在吃不了，为什么？生产能力、生产率提高了，工业制品成不仅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身边用的每一个工业制成品，无论是电脑还是茶杯，中国的生产都是世界第一。

外汇储备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表现。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外汇极其贫乏，非常的紧俏，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从1990年到2013年的6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300倍，2006年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现在是3.5万亿美元，第二位是日本，那我们作为第一位的外汇储备大国，相当于第二位的日本2.8倍。所以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大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一个重要表现。

再看财政规模。中国财政收入35年当中增长了103倍， 目前的财政收入水平都换算成美元，我们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还有更重要的是金融实力，我们有几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的储蓄规模，从1978年到2012年增长了7.97倍；我们的信贷规模在这个时期增长了332倍；我们这个时期股市规模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的银行实力，世界前十大银行中中国有四个，第一第二第三位的全是中国的，老大就是中国工商银行，老二是中国建设银行，老三是中国银行，还有一个老十——中国交通银行。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资金、 日趋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不断增强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也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如何巩固传统优势、增创新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和期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各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更加注重对我国的借重与合作。同时，我国被加速推向国际事务前台，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方面对我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待也越来越多。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外界认知同我国实际情况的落差，给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带来复杂影响。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举措

（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内容

在《决定》的第七部分系统阐述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内容。《决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决定》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放宽投资准入；二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三是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但这些内容，可以从七个方面来理解。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举措

1.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现阶段利用外资不是简单的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国际投资中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管理经验，这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三十多年来，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跃居全球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得益于制造领域实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对外开放。相比之下，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低、竞争力弱，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块“短板”。壮大和发展服务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重点是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服务业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

2.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

多年来，我们采取逐案审批和产业指导目录的外资管理方式，同时，在一些领域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法律法规。这种管理方式的优点是产业政策导向性强，缺点是审批环节多，政策稳定性不足，容易导致“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行政成本和营商成本都较高。而世界越来越多国家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方式，将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列入清单，未列入的领域外资均可进入，内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为企业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借鉴这种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纠正“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倾向，赋予各类投资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不仅扩大了服务业市场开放，而且试行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今后国家将在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为在全国推行这种管理模式积累经验。

3.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近十年，我国对外投资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从总体看，我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关键是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落实“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对此，《决定》提出了“三个允许”，即“允许企业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这是广大企业和投资人的热情期盼，充分体现了国家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政策导向，必将推动我国对外投资迈上新台阶。

4.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开放相比， 自由贸易区有对象可选、进程可控的特点，可以起到以局部带动整体的开放效果。 目前，我国已经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不高、规模有限。今后，我们要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拓展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要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进一步提升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中韩、中日韩、中澳（大利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5.扩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存在开放口岸少、物流费用高、区域转关难等诸多亟待破解的制约因素。扩大内陆开放是一篇大文章，要从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方面下功夫，全面夯实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创新内陆加工贸易模式，推进整机生产、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发结算在内陆地区一体化集群发展，使内陆地区成为沿海加工贸易链条的承接地。要统筹推进内陆地区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快建设面向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航线，发展江海、铁海、陆航等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要推动内陆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扩大“属地申报、 口岸放行”等改革试点，使内陆地区货物进出口逐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关成本。

6.加快沿边开放步伐

我国同14个国家毗邻，陆路边境总长2.28万公里，沿边139个县级行政区国土面积合计约20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45个少数民族。加快沿边开放，对优化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繁荣稳定的边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近年来，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迈出了坚实步伐，但受历史、 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规模总体偏小，经贸合作层次不高，与周边国家合作机制不健全，经贸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亟待提高。 目前，我国加快沿边开放的有利条件在增多。周边国家人口众多，能源资源富集，近年来经济普遍发展较快，与我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愿望强烈。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共鸣，为我国加快沿边开放带来了重大机遇。推进沿边开放要坚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东西互动、内引外联的原则，在“边”字上做文章，从合作机制和开放政策上寻求突破。要创新沿边开放政策，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要发挥金融对沿边开放的支撑作用，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沿边开放提供良好条件。要鼓励边境地区与毗邻国地方政府之间建立高效务实的工作机制，及时解决毗邻地区经贸和人员往来中的问题。

7.改革行业商（协）会管理体制

行业商（协）会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以及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开拓国际市场、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越来越离不开商（协）会的作用。但受法律地位不明确、职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机制不灵活等体制因素的制约，我国商（协）会存在发展活力不足、服务不到位、行政色彩浓厚等问题。发展和规范商（协）会，要从思想认识、政策环境、机构建设、管理制度等方面消除障碍，把本不属于行政范畴的职能还给商（协）会，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多种途径予以支持。《决定》指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这是经济社会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对今后商（协）会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随着大批面向市场、依法运行的商（协）会涌现出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畅通，政府宏观管理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都将大幅提高。

链接资料7：

·自由贸易协定（英文：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是为了绕开WTO多边协议的困难， 同时也为了另外开辟途径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逐渐从实践中探索而出。是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是两国或多国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 目的在于促进经济一体化，其目标之一是消除贸易壁垒。

·美国开启了在联邦政府层面上主动招商引资的时代

2011年6月15日，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创建“选择美国” （SelectUSA）项目办公室。这个横跨23个部委、 由时任商务部部长骆家辉牵头、直属于商务部的联邦层面招商引资项目办公室， 旨在推动全世界各地和美国本土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良好的就业环境，寄托了总统奥巴马对于经济复苏与投资增长的希望。

在“选择美国”成立以前，美国各州有自己的招商引资办公室，联邦政府层面各使领馆的商务处也有招商引资的任务。而“选择美国”是由美国商务部牵头、横跨23个部委的招商引资机构，类似中国的国家投资促进局， 因此有评论称，美国开启了国家（即联邦政府层面上）主动招商引资的时代。

“选择美国”负责人、执行主任Barry Johnson表示：“现阶段‘选择美国’在全世界各地的拜访行动，就是希望带来美国对商业开放以及鼓励来自其它国家投资的消息。”

尽管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只有12人，但运用其遍布世界的招商网络，美国政府正极力推广其打开大门、 引入资本的良好姿态。

·新兴经济体是指那些“二战后经济相对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 、 目前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经济体”。E24包括：阿根廷、 巴西、保加利亚、智利、 中国、哥伦比亚、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 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24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