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出现和衰退

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又重新抬头，除了继承原自由主义外，又有所发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被称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论证了政府是由人来管理的，政府官员不是全知全能、超凡入圣的上帝，他们也会犯错误，也有利己之心，因而政府干预存在很多缺陷，也存在“政府失灵”。

1.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新辩护

如前所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4个理论支柱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辩护，使经济自由主义从亚当·斯密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200年时间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在19世纪末，经济自由主义也曾受到怀疑。如张伯伦和琼·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怀疑或否定。直到1929—1933年的大危机，凯恩斯革命对萨伊定律提出否定，从此开始了国家干预主义时代。凯恩斯的继承者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只要国家调节了总需求，经济自由主义在其他方面的观点仍然有效，即经济自由主义的4个理论支柱中除了第二个支柱“市场的可调节性”外，其他几个支柱并没有被凯恩斯革命推翻。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导致了“滞胀”，从此形成了反凯恩斯主义阵营中新自由主义诸派别。新自由主义诸派别除继承原经济自由主义的4个信条外，又加进了一些新的内容，并且都以批判凯恩斯主义作为其理论的一个部分。

“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哈耶克是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发表于1944年，抨击了一切国家干预的主张。虽然其理论早于其他新自由主义，但也被归类于新自由主义。哈耶克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维护，根植于“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的价值判断。他一再强调经济学应成为有理想的科学，而理想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表达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在私有制社会中，无产者受雇于有产者，但受雇者不满意于受雇的条件时，他可以另外寻找工作。而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人都不得不服从唯一的雇主——国家，只有得势者才能致富。哈耶克在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批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主义战士”。

新自由主义另一著名派别是货币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货币学派有时又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美国芝加哥学派有两个传统:一是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二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认为干预主义的政策在短期内有一定作用，但在长期内根本不起作用。

弗里德曼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永久收入”和“生命周期”这两个概念，以此否定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他运用统计数字论证国民收入在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是很稳定的，即使在社会总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国民收入中的储蓄额也几乎保持不变。他认为这是由于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中，是根据生活计划来行事的。在这项计划中，“永久收入”体现了人们根据以下3点而指望得到的收入的中期和长期变化:①他们个人的职业计划。②他们预想到的家庭事件（结婚、生育、子女离家、退休）。③他们对家产可能发生变化的认识。在国家不采取刺激消费等干预方式下，市场经济的运行动荡远远低于那些创立凯恩斯模式和利用从凯恩斯理论得出的政策工具来减少这种不稳定性的程度。弗里德曼指出:这并不是说一种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将是非常稳定的，而只是说行情波动的幅度和严重性远远低于人们想象的程度，实施行情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并不明显，因此对行情的任何干涉都更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动荡。

国家的真正作用不是试图在短期内影响行情，而首先是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一种经济体制将会由于价格制度的稳定而变得稳定。因此，要把经济动荡的规模及频繁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那就首先要使社会具有某种可靠的货币本位，而不能像凯恩斯主义那样，试图通过全面控制需求，来有意消除这种波动。由于国家对经济循环正常进程的干预，而国家政策要优先考虑就业的目的，而不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因此国家干预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它不但没有减少它本来打算解决的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

第二，提出“自然失业率”概念。国家干预主义者想用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减少失业率，解决就业问题，其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弗里德曼却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它取决于结构和制度方面的条件。虽然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高一些可以减少失业人数，但这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政府人为刺激经济时，企业家感到商业气氛有某种改善，便决定增加生产，雇用新雇员，并支付较高的工资，但是这种人为的刺激导致了通货膨胀，并使企业家重新进行调整，缩短工时，解雇部分雇员，就业率又恢复到原先的自然失业率水平。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派别是理性预期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卢卡斯·沙京特和华莱士。他们比货币主义更为彻底地否定了干预主义政策。他们认为，即使在短期内，干预主义政策也是没有作用的。这是由于人们对未来所做的预期，不仅是适应性的预期，而且是“理性的预期”。当企业家理性地认识到购买力的提高是由于人为的刺激时，便不受政府干预的引诱。这样一来，即便在短期内，干预主义的政策也不会降低失业率。

新自由主义另一个学派是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

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想澄清下述事实:现代经济理论对私营经济和公营经济采取了两套判断标准。一方面，对受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驱使的个人、“经济人”、消费者、企业主，需要用体现公共利益的集体主义来修正他们的动机；另一方面，认为国家体现公共利益，国家公务员则遵循着公共利益。他们认为这种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把25年来用于调查市场经济缺陷和过失（指自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缺陷的分析）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把国家结构的缺陷与希望弥补的市场缺陷相比较，希望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

公共经济学派把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选择机会时，总会倾向于选择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人们在政治行为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并不因为他占有总经理的位置或者拥有一个部长头衔，人性就会发生变化，不管是在私营企业工作还是在政府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更大满足（物质上的、纯粹心理上的，如权力、威望、职业成就等等）的决策，即使这种决策可能并不符合公共利益。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行政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行为动机有所不同，而在于实现个人目标时所受到的制度束缚不同。由于制度束缚在行政部门中要比在私人企业中松弛得多，结果，在其他条件一定时，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倒有可能更符合公共利益，而行政部门中的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由人制定，政府的行为也需要由人去执行，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的特征。因此，没有理由把政府看做超凡至圣的机器，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公共利益的代表。那种一旦发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国家干预一定是合理的观点是片面的。这样，公共选择学派批评了干预主义者对政府干预的信赖。

新自由主义思潮中还有一个派别是供给学派。这一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代表人物有乔治·吉尔德、保罗·罗伯茨、袭德·万尼斯基。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曾一度成为里根政府经济纲领的主要依据。供给学派主张重新恢复萨伊定律。

当年凯恩斯革命时，曾提出和萨伊的“供给可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针锋相对的理论，即“需求可以创造自己的供给”。凯恩斯主义认为，生产过剩和大量失业，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只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加强政府干预，实施一些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达到扩大生产、充分就业、消除生产过剩危机的目的。然而，凯恩斯主义好景不长，到20世纪70年代便产生了生产停滞、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造成了供给的危机。所以，供给学派从提高供给开始，反对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他们借萨伊定律重申:供给会自己创造需要，没有生产过剩，过剩的是劣等货，过剩意味着缺乏创造性的生产，缺乏新的供应。他们认为，只有企业家才能使供给增加，因此应该恢复企业家的地位，减轻企业的税负，为企业家的活动和供给的增加创造条件。干预主义、刺激需求、福利主义等凯恩斯主义的措施都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所在，应当重新恢复市场，减少干预，降低税率，增加供给。

供给学派在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时，对“分配公平性”这一理论支柱进行了补充。乔治·吉尔德曾专门论述了财富与贫困问题。他认为对财富所有者的仇视是人类心灵中的一种偏见。他不承认存在贫富悬殊和剥削。他说真正的贫穷是懒惰、缺乏信念，靠政府的福利补贴不能致富。他反对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福利措施，并认为富人承担着储蓄、生产、经营的任务，是社会供给的提供者，理应受到社会的优待。实施供给学派主张的里根经济政策，曾被有些人叫做“劫贫济富”的经济政策。

2.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衰退

上述新自由主义各个理论的产生和大企业势力的不断扩展和控制是同时产生的，和全球化大发展也是同时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契合了大企业全球活动的现实。尽管我们相信理论并不完全是赤裸裸的利益的表达，虽然有理论的逻辑，并且是价值观的体现，但它更是两者的统一。

新自由主义实质上代表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强势经济，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拥有话语权，谁就更自由。实际上，只有大资本拥有者，特别是金融资本垄断者，才能自由地在全球活动，自由地攫取利润。

在实践上，在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是由于西方大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都需要自由放任的体制，美国等强国手中的极其雄厚的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出入也需要这种“便利”，所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开辟了新自由主义长达近30年的主流经济学地位。

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价格和利率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理论观点以及政策主张和社会秩序以沉重打击。新自由主义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解除对金融的管制，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到了人们难以容忍的程度，少数人拥有世界绝大部分财富，携巨额资本在全世界兴风作浪，炒作石油、黄金以及金融衍生品、农产品等，致使全球通货膨胀相互传递。国际金融危机必然促使新自由主义走向衰落。

国际金融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危机引发西方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资本主义需要更多地利用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手段拯救金融危机后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