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起来的国家

罗掘俱穷：富不起来的国家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农业人口的数量巨大，使得土地人均数远低于其他国家，农业经营规模小，经营的效率低下而生产水平极高。就粮食单产而言，中国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这种高水平是以投入过量劳力为代价的。“黄金十年”中，农业和传统经济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33年，农业生产占全国生产净值的65%左右，中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

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夜景，不夜城名副其实。

辛亥革命的本质不是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国民政府也看到导致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最主要根源是传统的租田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规定了佃农的永佃权，要求地租不得高于年收成的40%等，但因害怕农村经济的改变会扰乱整个社会秩序，因此对农村的改革力度甚微。

民国时期田赋的征收制度是从清朝继承下来的，弊病很多。各地没有确切的田赋征收图册，全凭地方经办人员操纵。土豪劣绅又向农民转嫁田赋负担，加上经办人员贪污舞弊，敲诈勒索，普通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上交国库的数额。

为了换取各省政治上的支持，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田赋正式划归给各省管理。这样，政府也就放弃了对不公平的土地税制进行彻底改革的任何努力。

国民政府意识到田赋附加和苛捐杂税的繁重，曾多次下令予以限制，还专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废苛减附”。但是，减轻田赋附加与苛捐杂税不是中央有没有决心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有没有办法的问题。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对地方行政组织进行了改革，添设了电话、公路、教育等公用事业，但是多数地方的工商业尚未发展到足以支撑这些公用事业的程度，农业税收仍然是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一旦裁减田赋附加，地方政府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只有坐等中央财政的抵补款项。

商品化打破了传统农耕社会的桎梏。图为铁路边的广告牌。

可惜的是，中央财政并不宽裕，政府只是单纯地强调减轻农民负担，但划拨的税额实在有限，“废苛减附”的最终流产也就不难理解。1935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宣布废除苛杂后，苛捐杂税仍然有增无减。江苏征收的耕牛过境捐，每头自一元二角加至二元四角。

即使在“黄金十年”里，广大农民由于受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加上水旱灾荒的损失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生活也很艰难。土豪劣绅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视同儿戏，但国民政府却把征兵、征粮等事宜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

在经济政策方面，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而是力图用垄断的企业来加强它的权威，而很多官吏则利用经济发展的幌子谋求私利。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政府基本采取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平行发展的政策。1931年末，实业部长陈公博提出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他认为从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因为中国缺乏熟练劳动力，缺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政府没有这个财力。财政部长宋子文也主张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张国际分工协作。

由于这些思想和实践，国民政府最被人诟病的地方之一是买办思想浓厚，总是寄希望于外援，从来不想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由于政府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属于政府派系的资本家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特权，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

1935年以前，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八分之一。但是随后政府在国家银行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控制一些重要企业，企业家们通常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政府官员。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是一直受到压制，既然他们不能像大企业那样为政府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厘金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一直是妨碍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马上又制造了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面粉税、棉纱税、火柴税、酒税、矿产品税，等等。

对私营企业家来说，信贷总是短缺的。银行用定期存款购买政府债券，用于推销洋货，致使银行贷款的利息必然十分高昂，这使民族工商业常感到难以承受。1932年，中国银行的放款总额中工业放款只占11.46%。交通银行是政府特许的实业银行，但1932年它对工商业投资的数额仅占其放款总额的9%。

在繁荣的表象下，民族工业由于受国内频繁战乱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内困于资本和人才的匮乏，外遭外资商品倾销的打击和苛捐杂税的重压，日趋衰微。资本薄弱的火柴、卷烟等工业部门日趋危殆，卷烟统税率1928年至1931年间由22.5%增加到50%，江苏省的卷烟厂由182家减为1932年的60家。规模较大的纺织、缫丝业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农村经济崩溃的影响，出口锐减，内销迟滞，以致亏损倒闭。

有死也有生，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纱厂和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大环境中为数不多的民族工业长青树。荣氏起初于1909年在无锡创立的振新纱厂，是一个资本只有30万元的小厂，经营七八年成效不大。1916年荣氏创立了申新纺织公司，额定资本为30万元，获得很大利润，1918年盈利22万元，盈利率达74.2%。随后申新发展成九个厂，荣氏也成为中国有名的“棉纱大王”。

荣氏家族多次经历危机，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多半得益于荣家的公关能力。荣氏兄弟长袖善舞，朋友多，每当资金紧缺时，一些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帮忙。孔家、宋家都是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银根紧缩时别人从他们那里借不到钱，荣家却可以借到。

在创业者中，民生航运公司的卢作孚一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楷模。1925年，卢作孚集资购买了一艘70吨的小轮船，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之路。卢作孚办实业不是要发财致富，而是要办“民生”济苍生。在民众的支持下，民生公司一步步发展壮大，外轮及其他轮船公司相继逐步退出川江。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民生公司已经拥有大小轮船46艘，基本上统一了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

为了消除地方军队对航运企业的讹诈，卢作孚在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任上奔走于各军之间，对他们陈说利害、晓以大义。卢作孚指出，轮船公司处境困难，各地军事当局不能饮鸩止渴。今后军事运输都须照付运费和燃料费，不能白运。官兵坐船必须照章买票，军事机关应派纠察人员到码头维持秩序，制止军人肇事。

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于1929年发起创办上海章华毛纺织厂，后发展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毛纺企业之一。

这些要求在当时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卢作孚在握有枪杆子的军人们面前坚持不退让，各军在他的耐心说服下最终都同意执行。川江上的中国轮船公司终于得免滋扰之苦，能够安心做生意了。

1927年至1937年，“黄金十年”的进步、增长只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而广大农村却由于人口增加、外国商品的涌入、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等原因而更加衰落，官员越来越贪，人性越来越坏。在这样的地方，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众的贫穷、痛苦、怨恨正如一桶火药一样，只要有根导火索马上就会爆炸。西方人戏称，“黄金十年”所谓的工业成果，不过是铺在封建根基土地上一层极薄的纸。

时兴的集体婚礼，1935年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