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纸币流通规律进行货币斗争

1．运用纸币流通规律进行货币斗争

早在1938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就自己发行货币，称为“抗币”，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的辅币。由于根据地当时缺乏办银行、发钞票的知识，抗币的信誉不如法币。胶东区下设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4个专区。北海区找到一个懂行的人任北海银行行长，所以北海币的信誉最好。1942年山东成立省银行，但称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称北海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法币仍受英、美两国支持。日军在其占领区准许法币流通，以便大量收集后运送到上海的英、美银行，兑换英镑和美元。所以，法币的币值还比较稳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美宣战，情况发生了变化。日军就在其占领区排挤法币，将其驱逐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这样，法币因流通量过多，其币值就大跌，物价上涨。抗币也就不能再作为法币的辅币，而要降低法币和抗币的比价，以保持抗日根据地的物价稳定。

那时，山东省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的规律，在仍允许法币流通（因为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条件下，试图用行政的办法强压法币的比价，宣布要用2元法币兑换1元抗币。但这法令丝毫不起作用。由于法币能在全国流通，抗币只能在各抗日根据地流通，人民就乐于收藏法币，黑市上法币的比价反而高于抗币。抗日根据地可以禁止伪币流通，但在敌占区的黑市上，伪币的比值又高于法币。在游击区，三种货币同时流通，伪币币值最高，法币次之，抗币最低。

怎样才能改变抗币这种劣势？薛暮桥等大胆提出，要稳定抗日根据地的币值和物价，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使抗币能够占领市场。当时他们已经认识到，只要不发生通货膨胀，物价就能稳定。但是，如果允许法币流通，法币就大量涌进，就无法消除市场上已出现的通货膨胀，无法避免物价的猛烈上涨，所以必须驱逐法币。

薛暮桥的建议得到山东分局和省政府的同意。于是1943年初就在报纸上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使用法币，动员人民把法币向北海银行兑换抗币，或将法币带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北海银行也把原来用作发行准备金的法币，大量带到敌占区换回物资，以免法币跌价而受到损失。消息一公布，市场上法币的比价立即变为1元兑换抗币0．6元，7月又变为0．5元；到年底，法币6元只能换抗币1元。排挤法币使抗日根据地换回大量物资，并用来支持抗币，即在物价上涨时抛出物资，回笼货币，提高抗币的币值，物价就自然下落。

薛暮桥指出，驱逐法币后，由于抗币流通数量满足不了市场流通的需要，物价就从稳定趋向于下落。加之进入秋冬农产品收获季节，农民急于出售农产品，物价就下落将近一半，许多新成立的合作社也因亏损而倒闭。薛暮桥认为，物价上涨是坏事，物价下跌同样是坏事。认为应当增发抗币，大量收购农产品，制止物价下跌。但由于银行印刷力量薄弱等原因，就错过了增发抗币以大量收购农产品的时机，年底物价比停止法币流通时仍下降了一半。

薛暮桥在总结工作时着重指出：“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准备，是用物资作准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发现。”^[2]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停止金本位制，发行纸币，虽有金银作准备，也规定纸币的含金量，但是人民不能以纸币兑现黄金。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金本位制了。

在抗日根据地内可以停止用法币，但对敌占区的贸易仍然要用法币和伪币，因此，必须规定它们同抗币适当的兑换比率。起初，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接壤的银行往往强压法币和伪币的比率，使其币值降低，这就引起它们对抗日根据地的贸易增加，它们是出超，抗日根据地要对它们支付法币和伪币，这就使法币和伪币对北海币的比值回升。薛暮桥和别人研究后决定，要按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物价的变化和各种货币的供求情况，来灵活规定兑换比率。这种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的入超和出超。1942年前，为了保护物资，抗日根据地曾盲目禁止土产出口，引起入超；后来改为鼓励多余的土产出口，主要协助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以减少日军扫荡时的损失。

抗日根据地的工商业经营了才两年，第一年法币就猛烈跌价，第二年伪币也猛烈跌价。1943年5月，1元法币换1元抗币，到1945年5月，1元法币换0．05元抗币。同一时期，伪币从换抗币1．5元，跌到换抗币0．1元。如果不是货币斗争的胜利，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将受到很大的损失。

从上述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薛暮桥已经认识到，假设产品数量不变，纸币流通数量就同物价水平成正比。至于他在这时期形成的物价理论和货币理论，我们留在下面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