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物价上涨的原因及平抑物价的对策》

2．评《物价上涨的原因及平抑物价的对策》

读《人民日报》1988年4月8日登载的《物价上涨的原因及平抑物价的对策》一文，对其部分内容有些想法，特写出来向发表意见的有关专家请教。

这篇文章说，薛暮桥认为，“我国物价上涨建国以来就有，只是不同阶段表现形式不同而已。1949年至1978年属于隐蔽性的物价上涨，其特征是物资全面匮乏，物价缓慢上涨，工资收入有时十几年不动，生活用品和副食品凭票供应，起着强制储蓄的作用。1978年至1985年，进入‘温和’的物价上涨，平均每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2．5％。1985年至去年（1987年——引者）呈现出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成正比例发展的局面，平均每年零售物价上涨7．3％。”^[4]什么是隐蔽性的物价上涨，该文没有说明。但1949年至1978年的所谓“隐蔽性”的物价上涨，事实上不是“隐蔽”的，统计数据如表16-3所示。^[5]

表16-3　全国零售物价指数表（1950年为100）

这说明1978年的零售物价比1950年上涨了35．9％。那么，经济理论工作者为什么说是“隐蔽性”的呢？可能是由于，当时生活资料的价格有牌价、议价和市价之分；生活用品和副食品凭票和定量供应，这些商品的价格是牌价，在一段时间内是固定的；人们如有节余，还可以购买议价和市价的商品。这就是说，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不受议价和市价较高与变动的影响。如再有节余，则存在银行里，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的储蓄；银行再将其贷放出去，它就转化为投资，这部分投资主要变为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其中有的是计划外的，在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下，计划外的生产资料的价格较高，但这与人民的基本生活无关。由于这一切，就有“隐蔽性”的物价上涨之说。但是，一旦凭票和定额供应逐步取消，上述储蓄，即延缓的消费，就转化为现实的消费，由于生产结构变化的滞后，就产生消费品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消费品价格上涨。这种上涨就是明显的了。因此，相对而言，以前潜伏着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则是隐蔽性的了。关于结构性的矛盾能否产生物价普遍上涨问题，我们留在下面谈。

这篇文章特别说：“经济理论工作者认为，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十分复杂，仅仅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和货币发行量过多来解释是不够的。”^[6]这里包含着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来解释物价上涨虽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够的意思；又包含着用货币发行量过多来解释虽然是可以的，但也是不够的意思。我认为前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它事实上是将货币发行量过多看成是总需求增加，对此我在前面已经提出不同的看法；而后一种看法则是正确的，我在前面都是根据这一点来说明物价上涨的原因的。

这篇文章还介绍一种物价上涨原因“结构说”。其要点是：“过去，我们把农村的剩余产品拿去发展重工业，而强制农村劳动力留在农村。这样，农村长期积聚着过剩的劳动力，它蕴藏着很高的向外转移势能。一旦解脱了对农村劳动力的束缚，他们就会挟带着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它没有具体说明挟带的生产要素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以外，是否包括土地？我想不能包括土地，因为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则是最近这两三年的事情，而且先从大城市郊区开始。这样，农民挟带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所能挟带的就只是农民自己的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了。而根据上面的说明，他们的劳动力是剩余的，也就是西方发展经济学所说潜在的失业者。既然如此，又怎能说：“这种转移，一是导致农民对农业投入的减少，造成农产品生产的相对萎缩，从供给一端拉开了农产品的供需缺口”呢？近来农民离开土地的趋势更为猛烈，而农产品并没有减少，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青年农民离开土地，改由老、弱者耕种，农产品一时减少，但只要纸币供应量不增加，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吸引的货币多了，其他产品吸引的货币就减少，其价格就会相应地降低，物价水平不会上涨。该文又说：这种转移，“二是促使加工工业的大发展，不断加重基础工业的负荷，又从需求一端拉开了基础工业品的供需缺口。”^[7]这就是后面将要谈的瓶颈工业品的价格上涨问题。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提到的物价上涨原因“非货币因素说”。我细读之后，觉得有的论述是值得深思的。例如，“这些个体、集体商业机构的经营方式主要是靠分散和小批量运销，这就使商品的流通费用上升，从而对我国消费品价格上升产生影响。”^[8]我们知道，使用价值的必要运输是生产过程的继续，因而所花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如果上述的运输耗费是消费品必要运输的平均耗费，那么，这确实能提高消费品的价值，从而就提高其价格。这就是物价上涨，而不是通货膨胀。我是主张将这两者加以区别的。

但是，“非货币因素说”的下述论点却是不能同意的。（1）“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但生产结构的调整……跟不上来，结果使市场供求结构矛盾显得特别突出。……（这就）引起价格总水平上升。”^[9]我说，如果货币流通量不变，那么，一些商品的价格提高了，其余商品的价格就降低。这一道理，前面已说过多次，不赘。即使前面所说的强制性储蓄变为现实的消费，这样，消费品的价格提高了，但是，由于这笔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因此，计划外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就应降低，全部物价还是不能上涨。（2）“商业组织的不正常发育，导致商品交易成本和商业利润的不正常上升，”^[10]这就使商品价格上升。这是不对的。因为根据劳动价值理论，交易成本就是买卖费用，也就是纯粹流通费用，不能加到商品的价值上，而是由社会剩余价值的扣除来补偿；商业利润也不能加到商品的价值上，而是从产业利润那里分割而来的。这两者都不能使商品的价格上涨。

还有一种物价上涨“周期性波动说”，认为“我国工业波动周期与农业周期不仅不合拍，而且长度也不等，往往容易造成价格波动。如1985年以后，农业转入低增长期，而工业生产的速度却居高不下，并由此带动对农产品的需求持续旺盛”，^[11]因而农副产品价格上升。这里没有说明工业生产周期是如何决定的，和下面说明农业生产周期是如何决定的不同。但是，我们撇开这些不谈，单独以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旺盛，是无法说明整个物价水平的提高的。因为如果货币流通量不变，此价格上涨，就必然是彼价格降低。又说：“我国农业生产存在着4年至5年一次的周期波动……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原因，则是农业生产的丰收和减产。丰收则粮价降低，一则导致以后少种，农业生产将陷入低谷；二则饲料便宜，促使养猪业发展。农业生产的低谷会和养猪业的高峰会重叠。这时，“粮价上升又压低了猪粮比价，生猪生产又转入低谷。在生猪生产相对收缩的情况下，居民食物结构改善偏快，对食物的需求旺盛，加剧供求矛盾，导致……物价上升”。^[12]这里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周期和粮、猪生产的关系作了很好的分析，值得称赞。但是，以此来说明物价水平的上涨，则不能同意。这里还是一个此涨而彼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