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银价暴涨及其原因

3．道光年间银价暴涨及其原因

魏建猷明确提出道光年间银价暴涨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对于银价暴涨及由此而引起的问题的议论很多。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户部侍郎苏楞额即奏称“内地银两渐形短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御史王家相的奏疏指出江南各省“银价日贵，官民商贾胥受其累”；道光五年（1825年）给事中孙兰枝认为纹银流出外洋，则中国银两必然短少昂贵；九年（1829年）的上谕也承认“近年银价日昂”。到了道光十年以后，问题更为严重。^[8]

那么，银价暴涨的原因是什么呢？魏建猷认为：“道光时代的银价暴涨，是和大量现银外流分不开的，造成现银大量外流绝不是用银元套购银两，而是鸦片大量输入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清代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减低了制钱的重量和成色，使制钱贬值。两者交织起来，遂使银贵问题一发而不可遏止。”^[9]彭信威也有此看法：“银贵的原因，在于白银外流，这和鸦片贸易有关。铜钱减重，白银减少，减少结果是银价上涨。”^[10]

铜钱贬值的情况，已见上述。现在要谈的是白银减少，尤其是其中的白银外流。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后，套购中国的白银出口。情况是这样的：外国银元大概从明代就已流入中国，其后墨西哥银元大量流入，起初是当银块使用的，即使用时既要验成色，又要称重量。但是由于它们的标准化程度很高，重量都是7钱2分，成色很高即纯度高，花纹一致，图案美丽，比使用中国成色不同的银块因而要折算方便得多，于是从19世纪初开始就不再验成色和称重量，而按枚计数使用了。由于这样，人们就愿意以1两重的纹银（纹银是一种并不存在的标准银，其纯度较高，其他成色不同的银块都要折合为纹银才使用）去交换只重7钱2分的外国银元了。这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于这一点，林则徐有一段描述。他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说：“从前洋钱流入内地，其成色比纹银为低，其价值比纹银为贱。”但“未几而洋钱等于纹银，又未几而洋钱浮于银价。”特别是“近日苏松一带，洋钱每元概换至漕纹8钱1、2分以上，较比三四年前，每元价值实已抬高1钱，即兑换制钱，亦比纹银多至100文以外”。^[11]这样一来，将银块运到国外出卖，就能获取巨利。不过，外国银元就因此而留在中国，中国所减少的白银，只是不等价交换的那一总差额。问题当然存在，但数量还不是很大，似不足以使中国如此缺少白银。

鸦片贸易导致的贸易逆差当然是巨大的，再加上下述的白银流入减少，因此，白银就绝对减少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的请严漏卮以培国本疏，说得非常具体：“近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币1600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盖自鸦片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查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三至十一年，岁漏银1700—1800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2000余万两，十四年至今，岁漏至3000万两。”^[12]鸦片战争失败后，情况就更为严重。这是白银外流问题。

至于白银输入，这时则恰恰减少。本来中国闽粤华侨在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经商，西班牙人由墨西哥运来很多白银，通过他们和中国进行贸易，白银就流入中国。日本也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到了道光年间，菲律宾和日本的白银输出都已经停止。这样，白银短缺就更为严重。

白银短缺导致银价高涨，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货币数量论的。这就是，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成正比例，货币数量少，物价就降低，反过来就是白银价值提高。另一种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这就是，货币流通数量少于流通的必需量，单位货币的“市价”就高于其金属的价值，即价格标准提高，这就是白银的价格提高，这同样使物价降低。我在这里强调：我支持后一种看法，并且认为这就是银价暴涨的实质。货币的“市价”会高于（或低于）其面值的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是斯密提出来的。斯密根据历史事实指出，18世纪初期到中期，北美英国殖民地的银行券随着其量的增加或减少而贬值或升值。李嘉图认为，只要限制货币的数量，就可以将其价值提高到任何的高度。马克思则认为，流通手段不管其物质是何物，其价值只取决于其数量。希法亭根据19世纪下半期荷兰、奥地利和印度的经验，认为限制银币自由铸造，其价值就会高于其金属的价值。但是，这两种关于白银短缺导致银价高涨的理论，都与当时的实际，即物价以白银的重量来表示的米价（作为物价的代表）却是提高的相矛盾。米价提高情况如表11-5所示。^[13]

表11-5　清代米价

表11-5表明，道光年间以米价为代表的物价，以银的重量来表示，比以前略为提高了一些。这一点，从货币理论看，用当时世界银价开始下跌来解释是正确的（同治以后米价明显上涨，则是由于世界银价暴跌所致），而用道光年间银价暴涨来解释则是不通的。因为银价暴涨，物价就应暴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道光年间银价暴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