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及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　导论及研究文献

本书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货币危机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为背景研究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本章将对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基础总结、研究框架和思路、基本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节　选题原因和背景

一、选题原因

货币危机由来已久，给人类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20世纪90年代的货币危机传染性更加明显，由一个国家的货币动荡演变为区域性甚至是世界性的经济动荡，灾难之深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东南亚货币危机更是让多个国家多年的发展毁于一旦。货币危机让全人类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东南亚货币危机后，货币危机成了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危机”成了学术界和政界的热门词语，各类著作和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大多数的文献都是关于危机产生根源（特别是国内根源）的研究（或者说是研究货币危机首次爆发的条件，准确地讲，就是导致货币危机产生的国内各种因素所允许恶化的最大界值），从危机传染（主要从危机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渠道和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则非常少，是一个待开垦的领域。

笔者认为，研究货币危机的传染性与研究危机的产生根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更为重要，正是由于货币危机具有传染性，一个国家的灾难才会引起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波动或灾难。如果货币危机没有传染性，货币危机最多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不会演变成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危机的危害也会大大减小。从实践上看，研究货币危机传染渠道及传染机制是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保持国际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上看，货币危机传染机理的研究则是世界经济学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需要。

基于以上原因及个人兴趣，笔者选择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作为研究题目。

二、选题背景

1929～1931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危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席卷了德、英、法、日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灾难之深、危害之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经济一体化特别是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各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所发生的危机也就具有了明显的传染性。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几次货币危机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使欧共体的成员无一幸免地卷入了灾难之中，从芬兰马克脱离欧洲货币体系开始，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狂跌不止，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瑞典克朗也宣布与欧洲货币单位脱钩，实行自由浮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也迅速地蔓延到了阿根廷和巴西，加拿大、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也受到了冲击。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也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动荡，表现出了极强的传染性。

危机的发生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在所难免，诺贝尔奖获得者Maurice Allais曾警告说，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个“赌场” ，在这个赌场中，每天的金融交易中与实物交易有关系的不到2%，大量的纯粹“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控制地增长，已经造成了整个世界的真正物质生产的下降，并且成为全球性经济崩溃的条件。^[1]是否会造成全球性的经济崩溃尚无定论，但引发局部的甚至地区性的经济危机却不足为奇。另外，危机的传染性从理论上讲也并非偶然，它是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际金融体系脆弱的必然产物。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不但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频繁，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也有迅速的增长。同时，投资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科技国际化、人力资本国际化以及国际上巨额的短期流动资本、国际经济的高度一体化使得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后，其他国家难以置身事外。每次危机的发生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股市暴跌、失业猛增，银行、企业大量破产，接踵而至的就是社会动荡、百业凋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指导下提高了经济的开放程度，同时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货币危机的爆发和传染却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在诸多危机中，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震撼是最大的。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五个主要危机国家在危机发生后一年的经济增长损失（GDP负增长）分别达到-13.2% 、-6.7%、-7.5%、-0.5%、-10.4%，平均值为-7.66%，相比之下，拉美危机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损失只有-5.4%，欧洲金融危机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还有正增长，平均损失只有-0.44%。^[2]经济负增长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毕竟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是近邻，经济结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文化传统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几个危机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发展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但危机的发生也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亚洲金融危机发作之快、声势之猛、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至今都令我们心有余悸。东南亚货币危机表现出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危机的传染性被充分体现出来，所以本书选择以东南亚货币危机为背景进行研究，寻找货币危机传染的机制和途径。

三、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既然货币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那么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将是国际经济学面临的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经济学却未能给出危机发生和传染的相关理论。货币危机的传染应该有着其自身的规律，与世界政治经济体制、世界经济，包括金融一体化、贸易一体化等都有密切联系，从理论上认识危机传染的规律是对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的补充，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关于货币危机及其传染性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从克鲁格曼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开始，到奥博斯菲尔德的自促成式的货币危机模型，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危机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货币危机爆发理论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众多的学者对危机爆发的原因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产生许多专著和文章，从汇率制度、经济政策、金融体系、国际投机资金冲击等各个方面探讨了货币危机产生的国内、国际根源。

相比之下，货币危机传染的理论则相对滞后，专门讨论危机传染机制的文章并不多。在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可能对别国产生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都可能导致地区性的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动荡。在全球金融体系脆弱、货币危机频繁发生、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对危机传染现象的研究也是对其他相关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如今，国外许多经济研究文献都将危机传染纳入讨论范围，体现了对这一研究范畴的重视。

在选题原因中笔者认为，应该将货币危机传染和货币危机的爆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甚至更为重要，这也是货币危机传染实践意义的体现。如果两个经济体完全独立，没有任何联系，就像相隔遥远的两个部落，一个部落的经济动荡对另一个部落来讲就没有任何影响。此时的经济动荡缺乏传染途径，也就没有了传染性，经济动荡的影响仅局限于部落内。对东南亚货币危机而言，正是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的紧密性，才使得货币危机有了传染渠道，具有了越来越强的传染性，也正是由于货币危机的传染性，一个国家的动荡才会演变为地区性甚至是世界性的经济灾难。从这个角度上讲，研究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一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后，如果清楚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便可以有效切断传染链，从而大大减小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货币危机爆发的文章已经多如牛毛，也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结论，但都不能成功预言货币危机的到来。究其原因，不能说这些研究没有进步，只是因为货币危机涉及众多的因素，过于复杂，既包括决定汇率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投机攻击、人们的心理预期、政府的决策等，还包括这些因素的交叉作用。而研究必须有侧重点，想从某个因素或某几个因素的界值来预测货币危机的发生必然是很困难的。如果包括所有因素进行研究，其复杂程度难以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不能阻止货币危机的发生，阻止货币危机的扩散就是现实的选择，在实践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将货币危机视为一场损失惨重的森林大火，森林面积巨大，防护人员无法准确预期大火在何时何地发生，只能实施一般性防火的措施。对防护员而言，知道如何切断大火的蔓延途径也许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知道大火扩散的途径便可以尽量减少火势蔓延的范围，尽量减少损失，这比花费时间去预测难以预测的火源或许更为重要。在这个事件中，研究火源产生的原因就是研究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而研究大火的蔓延过程就是对货币危机传染过程的研究。

研究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除了阻止货币的扩散、减少货币危机损失外，对非危机时期的政策制定也是有益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的冲击下，各国的经济政策很难独善其身，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国与他国的联系，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经济波动诱发国内经济动荡的可能性，货币传染渠道的研究表明了国际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和力度，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另外，研究货币危机传染机制对我国经济发展也有特殊意义。历史上，我国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与东南亚国家有相似之处，而且其他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性。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经济的开放程度也在稳步提高，经常项目下实现了外汇的自由兑换，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所允许的波动幅度上调，人民币的波动空间也大大增加。同时，外商投资规模增大，跨国企业大量进入，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说明我国经济的对外联系日益密切，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此时，应该更加重视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防止国际因素对我国的负面影响。虽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我国成功地抵御住了危机的冲击，但谁也不能保证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我国不受影响。所以，研究货币危机传染的机理，制定相应的防范政策，具有长远的经济意义。

第二节　货币危机传染的研究文献

目前，对于危机传染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主要在国外。国际上关于危机传染理论的模型大致可分为三代，其中前两代已为学术界所认同，第三代模型尚在争论实证之中。

第一代的传染模型的代表论文是Paul Krugman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Paul Krugman，1979），Krugman认为货币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之间的冲突。^[3]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会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利率降低，投资者出于保值和增值的目的，会用本币换外币，并向境外转移，这会导致外汇储备的不断流失。当政府外汇储备被耗尽之时，也就是固定汇率崩溃的时候。人们在应用第一代模型时发现，危机发生国家的财政赤字、经常项目逆差等并未达到警戒指标，外汇储备也并未被耗尽，甚至还拥有一定的规模，但仍爆发了货币危机。理论与实际的不符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对危机的传染机制进行研究。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提供了货币危机传染的一种途径，危机国通过贸易等各种渠道逐渐消耗被传染国的外汇储备，如果投机者的预期发生改变进而发动攻击，被传染国的货币危机也就发生了。

第二代的传染模型由著名经济学家Obstfeld和Maurice所创立，^[4]他们从预期的角度分析了在政府不断执行扩张性政策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可能性。由于预期的存在，市场上存在两种均衡，当人们预期好的时候，维护固定汇率的成本较低，不会发生危机，经济处于一种好的均衡状态。相反，当人们预期国内贬值率较高时，会导致人们用本币兑换外币，货币压力增大，促使本来不会发生的危机提前发生，这是另一种均衡状态。预期的作用也就是使人们从一种均衡跳跃至另一种均衡，增加了系统的不稳定性。

第二代的货币危机模型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货币危机传染途径——信息和心理的传染途径，由于危机国与被传染国的某些相似性，危机国的经济动荡可能使得投机者改变对被传染国的预期，加大对被传染国货币的风险估计，根据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预期改变可能使得被传染国产生自促成式的货币危机。于是货币危机从一个国家传递到了另一个国家。

继前两代模型后，Krugman （1998）提出了危机是出于金融部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观点。①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 （简称CPR，1998）对亚洲危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5]他们的模型强调政府的隐性担保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导致过度投资、过度举借外债和经常账户赤字，政府对债务的隐性担保相当于潜在的预算赤字，政府为解决预算赤字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甚至引来投机攻击，产生货币危机。Radelet，Rachs （1998）提出的金融恐慌模型认为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恐慌性冲击，产生冲击的原因是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的流动性不足。③Chang和Velasco （1998）将金融恐慌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中，认为亚洲货币危机本质上是这些国家货币的国际流动性不足。^[6]所谓“流动性不足” ，指一国金融体系中潜在的短期外债超过了其短期内可以获得的外汇资产。在市场存在恐慌情绪时，短期外汇需求会迅速增加，短期外债超过了短期资产，政府为了维持钉汇率水平，不得不动用储备，当国际流动性不足非常严重时，货币危机就产生了。

“道德风险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被统称为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道德风险危机模型”对货币危机的研究把视角从宏观层面转入了微观层面，更加注重国内因素在货币危机中的作用，对货币危机在国际间的传染解释力不强。相比之下，金融恐慌模型对货币危机的传染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在A国发生货币危机后，B国货币市场参与者改变了原有的预期，增大了对风险的估计，从而产生了市场恐慌情绪，使得国际流动性不足的状况更加严重，导致了货币危机的发生。

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对于危机的发生和传染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们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危机产生的国内根源，而不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冲击的国际传递上，虽然各国经济具有共性，冲击可能引起共同反应，但一国经济对他国经济的冲击必然具有特殊的规律和渠道。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强热潮流中，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密切，一国经济对他国经济的影响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一国货币危机的发生必然会给关联国家带来货币压力甚至是引发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国外学者将之称为“亚洲流感” （Asia Flu）、 “金融风暴” ，除了突出危机声势之猛，还较好地显示了危机的传染性。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外学者和机构都深入分析由一国危机引发其他国家危机发生的原因，总体来看，从某一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居多，主要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研究主要分析贸易关系在危机传染中所起的作用。目前关于贸易在危机传染中的作用争论颇为激烈，其中一部分论文（Eichengreen，Rose and Wyplosz，1996；Glick and Rose，1999）认为在危机的传染过程中，①②贸易传染居于主要地位，通过贸易渠道的传染效应是显著的。但另外一些研究（Masson，1998；Baig and Goldfajn，1998；Harrigan，2000）却认为，③④⑤在最近的危机中，与宏观基础相比，贸易在传染中的作用并不重。在Masson （1998）的文中，贸易传染被称为“溢出效应” 。还有一部分研究（Kaminsky and Reinhart，2000；Wincoop and Yi，2000）的结论比较中性，认为贸易在传染中可能重要，可能不重要。^[7]结论的差异是因为研究的时段和所选取的样本范围不同，如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 （1996）选取20个工业化国家从1959年到1993年的数据。⑧Glick和Rose （1999）选取的则是1971年至1997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数据。⑨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计量方法的不同，具体有简单的回归分析，有概率模型，有虚拟变量分析，有条件异方差分析等，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造成结论上的差异。由于样本范围的选取及方法的差异，结论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类研究主要分析危机传染过程中市场的传染性所起的作用。Kaminsky and Reinhart （2000）认为危机的同时发作与资本流动有关，如果这几个国家向同一贷款人贷款。A国的货币危机降低了国内贷款者归还贷款的能力，由于存在大量的不能兑现的贷款，外国银行将重新平衡它们的资产分布，大量从B国撤资，这可能导致B国的货币崩溃。Calvo （1999）认为，①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会将一个地区得到的信息在其他地区使用，把同一地区的几个国家同类化。当A国发生危机后，投资者会认为邻近的几个国家的投资风险也很高，存在危机的可能，于是引发大量撤资，最终导致本不会发生危机的邻近同类国家发生货币危机。这种效应在Goldstein （1998）的文中被称为“惊醒效应”（Wake-up Call） 。②Taimur Baig and Ilan Goldfajn （1998）认为在危机的传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市场间的联动，^[8]如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利率市场等，由于各种原因，市场间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当A国发生危机时，会通过市场传递到B国，引发B国的货币危机。

另外两个被讨论的危机传染因素是预期和汇率。预期是一个难以量化的因素，在已有的文献中以定性分析居多。第二代模型已经证明了预期在形成危机中的作用，也有文章进一步讨论预期作用，^[9]但从货币危机传染角度讨论的文献不多。另一个因素是汇率，在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中，对汇率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把汇率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东南亚国家实行钉住美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美元对日元升值以及人民币并轨时对美元的贬值后，几个东南亚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汇率高估，^[10]危机中汇率的贬值部分是因为对历史汇率高估的回调。另一方面也有研究（Taimur Baig and Ilan Goldfajn，1998）把汇率当作自变量，⑥放入模型中进行研究。由于外汇市场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在汇率与预期的相互作用下，会将A国的汇率压力部分地传染给B国。这些文献与研究危机根源的文献的差别在于，危机发作国家的经济基础恶化是爆发危机的根源，是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在研究危机传染的研究中，货币危机国家对他国货币压力的传递过程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研究思路、框架及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研究思路

关于货币危机传染途径的争论分歧是非常明显的，从前面的总结可以看出，有的研究认为贸易渠道是货币压力主要的传染途径，有的认为金融市场传染是主要的传染途径，有的认为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发生不是传染所致，是“飓风效应”造成的，也有的认为危机的传染是国际投机者对这类国家的共同攻击所致，还有的认为危机的传染是由货币危机造成的恐慌引起的“羊群效应”造成的。应该说，这些争论的分歧体现在多方面：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货币危机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是经济基础的驱动，还是“羊群效应”导致投资者的集体非理性？货币压力传染的途径是以贸易渠道为主，金融联系为主，还是国际投机者的共同攻击为主？预期在货币危机传染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更需要让“数据发言” 。

“一石激起千层浪”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对货币危机传染现象的一种描述。从经济联系的角度上看，货币危机的传染是国家间经济联系在特殊时期的一种体现，也是世界经济联系的一部分。本书拟从世界经济联系的划分开始来研究货币危机的传染渠道（图1.1）。

图1.1　国际间经济联系的渠道

货币危机与通货膨胀、失业、衰退一样，也可以在国际间通过国际贸易、金融市场、信息和预期等媒介和非媒介的渠道进行传递，贸易渠道可以影响一国的经常账户，形成货币压力；资金流通渠道可能存在许多的传染效应：市场的联动效应，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造成共同投资者在其他国家的大量撤资，投资国家在危机国家的投资损失等都可以形成货币压力的传递；无形渠道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预期，造成市场恐慌情绪，甚至是自促成式的货币危机。货币危机传染研究也将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由于劳动力在国际间的流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且时间相对较长，而货币危机的传染通常是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的，所以在货币危机传染的研究中暂不考虑劳动力流动对货币压力的影响）。

根据国际经济联系渠道的特点，货币危机传染可划分为媒介传染和非媒介传染。媒介传染包括贸易渠道、金融市场渠道、投机攻击和投资传染（如果B国向A国大量投资，在A国发生货币危机后，B国将形成大量的投资损失，并引发市场参与者对B国货币的贬值预期，形成传染渠道）等；非媒介传染包括信息传递、心理预期传染、市场恐慌情绪的传染等。媒介传染过程需要借助经济因素如商品价格、市场价格、货币等，非媒介传染则可通过信息传染渠道直接产生作用。在这种划分方法下，可以将目前国外研究中的“溢出效应” 、 “金融联系传染”等效应视为媒介传染，将“市场恐慌” 、“羊群效应” 、“惊醒效应”等视为非媒介传染。这种划分方法明确了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也有利于分析比较各种力量在货币危机传染机制中的作用。

二、关键词内涵的界定

一次完整的货币危机过程无论长短，都被人们称为一次货币危机，所以从货币危机的结果来看，货币危机是离散的。但从过程来看，货币危机却是连续的，经济失衡导致危机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压力逐渐增大，最终产生货币危机。

为了进行过程研究，需要定义过程变量。本书主要研究货币危机的传染过程，也就是其他国家被导致货币危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货币危机的产生，过程变量就是导致一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各种因素的变化，所以本书首先对货币压力进行定义。

货币压力：由于国际投机资金冲击、外资撤离、贸易恶化、经常账户赤字以及预期贬值或者货币替换等各种国际、国内因素引起的要求一国货币贬值的力量大小。定义货币压力指标主要是为了对货币危机传染过程进行连续性的研究，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及其大小。

面对货币压力的增加，一国政府有三种途径化解：减少储备、提高利率或者货币贬值。所以本书从以下方面考虑货币压力的构成：贬值率、利率变动、储备占GDP比率的变化（参考Eichengreen，Rose and Wyplosz，1996。由于利率工具的多功能性，除货币压力外的其他因素也会造成利率的增加，在本书中暂不考虑利率因素）。

货币危机：当一国货币遭遇巨大货币压力，各种指标变动程度超过一定界值时，即认为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具体到货币压力指标上，当货币压力指标值超过平均值1.5个标准差时，该国被认为是发生了货币危机。标准差个数的确定并不是唯一的，但标准差个数选取较为恰当时，结果与现实较为接近。本书拟采取与Eichengreen （1996）相同的指标来定义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传染：其在目前的学术界上尚无公认定义，是从医学术语中借用而来，用以描述货币危机在一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经济现象。Masson （1998）给危机传染下过一个定义。Masson认为墨西哥和泰国危机传染有三类原因：第一类是所受共同冲击即“飓风效应” （Monsoonal Effects）；第二类是危机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宏观基础造成的影响即“溢出效应” （Spillover）；第三类则是不能由宏观基础解释的变化如预期引起的均衡水平的跳跃。Masson只将第三类现象叫做危机传染。但Masson的定义并未得到公认，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如危机国家所受共同冲击，以共同投资者在A、B两国的大量撤资为例，如果撤资并不是由A、B两国的共同情况或两国以外的情况引起的，而仅仅是因为A国货币压力增加、贬值预期的概率较大，因而投资者从A国撤资，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成本较大等原因，使得共同投资者以及其他投资者认为在B国的投资风险加大，因而也从B国大量撤资。由于资金市场信息传递非常迅速，在两国的资金撤离时间非常短，Masson将其视为共同冲击，但将此类共同冲击排除在传染之外则显得有些勉强。这种效应在Goldstein （1998）的文中叫做“惊醒效应” （Wake-up Call），并被纳入危机传染的分析之中。关于货币危机传染还有一类定义：市场相关关系的改变或者方程中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这是一种较为直观且易于理解的定义，在国外文献中占有较大比例。但却不利于对传染的内涵及传染的途径做出解释。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从国际经济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危机传染。考虑到两个完全独立、不发生任何往来（包括不存在信息交流，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国家不会发生危机传递（原因是两个国家完全隔绝，缺少了传染途径，包括不存在信息传递）。如果把某次货币危机中第一个发生危机的国家（简称危机首发国）视作传染源，那么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将是重要的传播途径，而被传染的国家就是传染对象。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将（货币）危机传染定义为：发生危机的国家（简称危机首发国）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机制（包括信息传递）导致其他国家货币压力增加，并引发货币危机的过程。

货币危机传染是本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下面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设A为危机首发国家，B是传染对象。本书中的传染定义则指由于A的汇率制度崩溃或汇率大幅贬值导致其他国家也发生货币危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A国的汇率波动并不一定直接导致B国的货币危机，其他在A国货币危机影响下产生的并促使B国货币危机产生的力量，也是货币危机传染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A国汇率波动可以只是事件的起因或导火线，由此引发的促使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其他力量，包括预期改变，投机攻击也在危机传染定义的研究范围之中。这个概念有利于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分析货币危机的传染过程，也有利于对过程各种力量的作用大小进行比较。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关于货币危机传染的研究中用词存在较大差异，就现有文献来看，相当多的文献使用“危机传递”或“危机传导”一词，更多的文献则使用“危机传染” ，两个概念存在差别，需要进行区分。笔者根据研究目标进行了选择。

“传染”一词源自医学用语，指某种疾病从一个人身上通过某种途径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11]传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易感人群，三者缺一不可。设A、B为两个个体，A为信息源，B为信息接收者。如果B接受A的信息过程中信息不变，称为“递”或“导” ；如果B接受到的信息既含有B的属性，又含有A的属性，称为“传” ；如果B接受A的信息时，B发生异化，产生属A的同化现象，称为“染” ；如果B接受A的信息，B发生异化，产生属A的同化现象，同时A也发生异化，因反馈，产生属B的同化现象，称为“传染” 。简单来看，如果信息在运动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则用“传递”比较合适。如果信息在运动过程发生了变化，并且信息接收者产生了反作用，用“传染”比较合适。A国的货币危机发生后，A国的货币危机这个事件对B国的影响过程融合了多种因素，包括贸易、金融市场、投机攻击、市场预期等，这些因素在运动过程中都可能发生变化。同时，B国发生货币危机后，对A国也会产生反影响。本书的研究宜用“传染”一词。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 “传递”主要指信息的转移，而“传染”则在信息过程中加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分析A国的货币危机是如何导致B国的货币危机产生的，过程中涉及了A国货币危机以外的因素，如国际投机攻击，市场预期的变化等。由于以上原因，笔者将关键词定为“危机传染” ，而没有选用“危机传递”或“危机传导” 。

三、研究框架及主要研究方法

（一）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研究货币危机传染机制，并以东南亚货币危机为背景进行实证，由于各种渠道在危机传染中的作用不同，所以从总体来看，将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地说，可以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或者是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解释。

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对货币危机传染渠道的研究，包括汇率制度下滋生货币危机的机理（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道德模型及金融恐慌模型、贸易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各种长期因素对汇率的影响，以及预期理论、预期的放大效应及预期对投机攻击的决策影响、投机者与政府的博弈分析等。

实证分析方法主要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包括一般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合成数据分析方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条件异方差分析、虚拟变量模型及假设检验等方法。数据分析主要是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或者是为理论分析提供依据。由于各种危机传染渠道的差异性，每种实证研究方法的目的和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合成数据分析主要用于寻找东南亚国家的共性规律，假设检验主要针对某一假设进行统计检验，以确定假设的正确性。在脉冲响应分析中，本书则主要是为了确定汇率滞后值和其他国家汇率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力大小。

另外，由于研究样本涉及东南亚2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以及世界的历史汇率制度和发生货币危机的数据，所以实证分析方法中也包括简单的比较分析等方法，如关于某类指标分国家类别的比较以及各个国家计量分析结果的对比等。

（二）研究框架

本书将研究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和研究基础，包括研究背景、研究基础、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部分是研究的主体内容，在对危机传染的存在性和方向性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按汇率制度对货币危机传染的影响、国际贸易传递、国际资金传递、国际信息传递四个方面研究各种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传染中所起的作用。第三部分是主要结论、启示及数据解释。

第一部分（第一章）是关于研究的基本情况的介绍，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基础、研究框架和计划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第二至第六章）从国际经济联系的角度分析货币危机的传染过程。这部分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东南亚危机传染的存在性、方向性和各种危机传染渠道的研究。汇率传染渠道主要研究汇率制度在危机传染中的作用和危机沿汇率渠道的传染力度大小。商品流通渠道则主要是对贸易在危机传染中所起作用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资金流通渠道涉及的市场类型较多，主要从各类市场的相关系数入手进行研究。信息传递渠道主要讨论预期因素在危机传递中所起的作用。

在第三章中本书将从东南亚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的理论分析以及历史上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货币危机沿汇率途径的传染效应计划在第四章中结合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已有的有关贸易传染的文献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从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出发，考虑贸易恶化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其结论是贸易在危机传染中并不起主要作用，如Masson， 1998； Baig and Goldfajn， 1998；Harrigan，2000等。^[12]这类方法存在两个难点：一是应考虑贸易乘数，贸易额减少不但直接减少外汇流入，而且造成的GDP损失会按贸易乘数成倍放大，但贸易乘数的实际测算却是一个未决的问题。二是贸易损失引起的货币压力不单是外汇数额的直接减少，还会影响人们对货币的预期，而预期是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难以准确量化，这也就使得贸易恶化与货币压力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关于贸易传染的第二类方法是将贸易变化作为一个指标，并与其他指标一起放在模型中，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假设检验等方法，来验证贸易及其他宏观因素在危机传染中的重要性，如Kristin （2000） ；②Eichengreen，Rose and Wyplosz （1996）等。这类分析方法存在的难点，一是由于各种指标（贸易指标与各种宏观指标）对形成货币压力的影响不同，各种指标需要进行加权分析，而权重的选取是一个难题。二是异方差的处理。Rigobon （2000）证明了如果序列中存在异方差，③回归结果就不再是无偏的或一致的估计量。三是回归分析之前应先考虑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否则应先作协整检验，否则回归效果不理想，在上述文献中均未进行类似处理。本书拟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数据和模型来分析贸易损失与货币压力之间的关系。

资金市场传递渠道较多，包括股票市场、汇率市场、利率市场、债券市场等。现实中，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具有一定的联动性。但一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后，汇率的巨大变化可能经由资金市场将货币压力传递给另一个国家，导致市场联动性增强。具体来看，市场间存在联动性的原因很多，如共同投资者、共同贷款者或者金融机构间同业交易等，当一个国家发生波动时，另一个国家的资金市场也会发生波动，特别是在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相似性时，这种同向波动性也就越明显。国外的研究中，关于市场传染的文献差异较大，但大部分都只对市场间的联系进行了简单的处理，或者与其他因素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如Baig and Goldfajn （1998）的研究虽然对相关系数进行了计算，但未进一步分析相关系数变化的原因。一般情况下，金融时间序列常常存在集群性，而VAR模型可以对它进行较好的拟合，本书拟在上述基础之上对历史金融数据进行条件异方差分析和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具体分析在东南亚货币危机中金融渠道传染的力量大小。

国际信息传递渠道是一种无形的传递，在新的信息作用下可能导致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再认识、风险的重新评估以及投资决策的重新调整。预期是一种心理因素，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由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当一国发生危机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可以立刻获得信息，形成预期并进一步采取行动。预期是货币危机传染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危机传染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预期的研究由来已久，从适应性预期到理性预期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一、二代危机模型描述了预期在危机发生中的重要作用：它将使本来还未发生的危机提前到来（当人们预期货币会贬值时），或者说市场在某些条件下会随着人们心理预期的变化而变化，即市场是具有自适应性（Self-fulfilling）的特征。在东南亚危机中，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货币危机的迅速扩散是由于短期投机资金的大量撤离造成的，有众多学者将其称为金融恐慌。资金的撤离主要与预期收益率相关，当A国发生货币危机时，由于众多原因投资者预期B国的收益率会降低（风险的增加），从而造成B国外资的大量撤离以及国内的货币替换，形成巨大的贬值压力。

货币危机传染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投机攻击。投机攻击在货币危机传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A国的货币危机可能导致投机者对其他国家发动攻击，增加了危机传染的概率。投机攻击成功与否与政府的决策具有直接关系，而政府的决策是建立在广义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之上的。在第六章中，本书将在讨论预期在货币危机传染中的作用的基础之上，建立投机攻击与政府的博弈模型，重点分析货币危机传染过程上预期、投机攻击、政府决策的作用机制，并得到相关结论。

本书第三部分（第七章）将对研究的内容和结论进行分析总结。对数据来源和变量含义给出解释，并提出防范外部危机冲击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难点与数据说明

货币危机传染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现有理论较少，对传染机制的理论分析将是一个难点。由于研究涉及多个亚洲国家和多种经济因素，对数据的收集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数据的处理也需要非常的仔细和谨慎，否则将难以反映数据的真实本质。同时，由于笔者学术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本书将尽可能地在这些方面加以注意，争取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一点进步。

在数据分析中，数据质量是成败的关键，本书所用数据均来自国际权威机构，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网站、亚洲经合组织数据库、东南亚十国联盟数据库、World Bank数据库、世界股票清算同盟数据库、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库、WTO组织网站、亚洲发展银行数据库、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以及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网站。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些组织和机构的数据质量存在歧见，但限于笔者的能力所及，目前只能从这些地方获取数据。

【注释】

[1]李罗力.第二冲击波.网址：http://www.up2c.com/ebook/jingji/jj-decj/016.htm

[2]韦伟.金融危机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根据第261页计算

[3]Paul Krugman. 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Vol. 11，No.3 （August 1979）

[4]Maurice，Obstfeld. 1994.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 NBER Working Paper，No. 4640

[5]Corsetti，Pesenti，Roubini． What Caused the Asian Currency and Financial Crisis？ （1）；A Macroeconomic Overview. NBER Working Paper，1998，6833

[6]Change，Velasco． Liquidity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Theory and Policy. Working Paper，1999．7272

[7]Kaminsky，Graciela and Carmen Reinhart. 2000. On Crises，Contagion，and Confu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1，145-168

[8]⑥Taimur Baig and Ilan Goldfajn. 1998. Financial Market Contagion in the Asian Crisis. IMF Working Paper，No. WP/98/155

[9]Morris，S. and H. Shin. 1998. Unique Equilibrium in a Model of Self-fulfilling Currency Atta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587-597

[10]郑振龙.大警示，冷观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11]摘自中国肿瘤微创网，网址：http://www.pmct.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187

[12]Harrigan，James. 2000. The Impact of the Asia Crisis on U.S. Industry: An Almost -Free Lunch？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6（3） ：71-7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