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协调仍是当务之急

加强金融监管：政策协调仍是当务之急^[1]

金融危机往往引发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强金融监管。但是危机推动的改革往往会矫枉过正。

一个矫枉过正的经典案例发生在80年前。发端于1929年的金融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大萧条，也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金融体制改革。美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金融监管立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此诞生。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华尔街是世界上管制最少、最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诞生之后，华尔街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管制最严格的市场。在危机发生之前压根儿不可能得到美国国会批准的立法，在大萧条引发出来的“公愤”之中，出于惩罚和约束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的政治目的，竟然毫无阻力地被通过了。

美国国会对存款保险的态度也许最能说明“惩罚银行家”的政治动机在1933年发挥了多大作用。在大危机发生之前，包括纽约在内的几个州政府曾经建立过州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并不怎么成功。因此，尽管一直有人努力在联邦（全国）层面上推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且在大萧条发生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确实曾150次把建立存款保险的方案提交到国会，但这150个提案，经过国会讨论之后，无一表决通过。但是在大萧条之后的1933年，建立存款保险的提案奇迹般地顺利通过了。实际上，存款保险方案本身没什么变化，变化的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以及经济政策的取向。

美国国内金融监管的加强导致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结果，那就是世界金融格局的此消彼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开始实施之后，有很多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可以正常进行的金融交易，已经无法达到美国政府的监管要求，因而不能在华尔街上进行。这样，美国国内的大量资金不得不转移到欧洲寻求投资机会。另一方面，美国企业也不得不到欧洲融资，于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欧洲美元市场。古老的欧罗巴在实体经济增长方面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欣欣向荣的新大陆。但是，由于大量金融交易从纽约转移到伦敦、苏黎世和法兰克福，欧洲以外保留了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

有好些事例显示了美国当年的金融弱势。例如，马寅初先生曾经不无惊讶地发现：中美之间跨过太平洋进行贸易十分容易，这原本与英国没什么关系。可是直到二战期间，中美之间的贸易竟然要通过英国的银行、用英镑计价和结算。马先生说，不用中国货币还好理解，因为中国境内战争不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币值不稳，但是不用美元就不好理解了。美国毕竟远离战场、经济繁荣，币值也还算稳定。实际上，这正是危机推动的金融改革矫枉过正，是美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始于2008年的这一轮金融危机堪比大萧条，因此有可能推动美国政府加强金融监管。早在2008年，刚刚卸任美联储主席职务的格林斯潘就评价这一轮危机“百年一遇”。因此，有不少学者预测美国政府会加强金融监管。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21日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不足为奇。但是，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研究上一次大萧条的专家，美国政府一定知道前车之鉴。因此，美国政府如果再次加强监管的话，一定不会过于严厉。毕竟，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是美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已经形成固定的套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从而减少金融机构倒闭，稳定金融市场。2008年以来，伯南克主政的美联储一再采取该政策，目前进行到“第二轮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II，QE2）。这样的政策有助于稳定美国和世界金融市场，也有助于美国和世界经济复苏。但是，对于“金砖四国”这样并不担心短期增长，但是处于泡沫和通胀边缘的国家来说，被迫和美国服用相同的“药”不是好的选择。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必须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印度、澳大利亚是好榜样。

【注释】

[1]2010年11月1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