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准备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第一节　发行准备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发行准备的意义

发行准备只是纸币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纸币政策沿革中，发行准备在不同阶段对于币值稳定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兑换券阶段，发行准备对于维持纸币的兑现和信用发挥着直接的作用。但在纸币停止兑现后，发行准备的功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兑换券阶段，发行准备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兑换券的信用，尤其在多家竞争发行的制度下，有效维持兑现的能力是成功的重要保证。现金准备在纸币可以兑现的情况下，确实能起到调节货币流通、保证货币稳定的作用。发行准备对于币值的控制力量，只有在金属本位制下才能够发挥出来。因为在金属本位制下，硬币是市场上主要的交易媒介物，纸币只是硬币的代表，随时可以兑现。当发行过多，币值贬落时，发行准备如果充足，银行即可运用兑现办法，吸收一部分或全部纸币，使通货与信用数量减少，币值自然向上回升。同时在发行数量超过物资供给数量过巨时，币值下跌，物价上升。此时如果发行准备充足，人们即可自动地持纸币向银行兑现，易取黄金或白银，输往国外购买物资，再以物资输回国内供应需要，使国内物资供给数量与通货数量保持原有的比率，物价自然不致上腾，币值亦感稳定不变。

反之，在通货管理制度下，情形则完全不同，因为在通货管理制度下，纸币本身即为市场中主要的交易媒介物，并不是其他交易媒介物的代表，通货数量的伸缩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与环境状况而决定其数量的增减。在需要增加通货时，政府可以直接膨胀发行数量，在需要减少通货时，政府可以运用募债、增税、增加物资供给或其他手段，间接地吸收纸币回笼。在此种情形下，纸币不再具备兑现的资格，发行准备对于币值的涨跌也自然无能为力。在此情况下，发行准备对于纸币的意义有两点：一为限制纸币数量，防止纸币的滥发；一为给人们心理上的作用，增强人民对于纸币的信仰，使其流通速度保持于正常状态，其中限制发行数量更为重要。

因此，发行准备必须在纸币具有兑现资格的前提下，始能发挥其对于币值的控制力量，而且这种控制力量又必须经过发行数量的增减事实才能显现出来。即真正能够控制币值涨跌的是通货数量，而不是发行准备。在不兑换纸币发行中，发行准备更多表现为心理上的作用，其对发行的制约力有赖于管理者和执行者是否措施得力。从货币的本质上看来，货币只是一种交易的媒介与价值的说明，亦即一种直接获得商品的证书，它本身的购买力量之所以存在，产生于其所可能代表的物资数量，与币材并无关系。币值的涨跌完全视货币流通数量与物资供给数量的比例而定，金银准备并不是币值的绝对保证。

由于中国历史上出现多次因缺少准备、停止兑现而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先例，所以人们心理上对于脱离现金的纸币多存恐惧，不愿多留纸币，到手即用，增加了货币流通的速度，同样导致物价上涨。发行准备政策的推行有利于缓解人们的这一心理恐慌，稳定币值。从事实来看，发行准备的设置与管理在法币和金圆券初行时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足发行准备的规定、组织工商金融界领袖成立发行准备管理机构、发行准备的检查与公开等措施，都有助于新币的推行。但纸币若不能自由兑换为金银外汇，则十足准备的作用是有限的，最多只能在心理上给人民以一种安慰。

发行准备在法币与日伪货币的斗争中亦发挥了一定作用。据时人研究，1939年日本在华北发行的伪联银券，是没有准备金的，纸币而无准备金，自不能购买外汇，亦无信用可言，所以中国人民及外商银行拒收伪钞。尽管日本强迫使用伪联银券，而人民珍爱法币如常。他因此认为：“纸币是要有准备金的，没有准备金，就不能构成货币的价值，没有价值的纸币，虽以武力强制使用，也是无法流通的。”⁽¹⁾

法币发行准备政策，发生在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而导致经济恐慌的背景下。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原来过于分散的现金银实现了相对集中保管。一方面给与国家银行以扩张信用的能力、推广发行的机会，一方面则根本杜绝白银外流的道路，一举而两种目的俱达。集中准备的另一意义，即在增加各银行的放款能力。如果有现银180元，分由三家普通银行保管，各以六成准备，发行钞票100元，合计可得300元。如果集中于一家银行，则180元现银依照六成准备亦可发行300元钞票，然而所不同的，不在于钞票的数额而在放款力量的增大，因为这家银行以此300元法币，流通于各商业银行后，各商业银行更可以法币为六成准备，而举行放款，于是发行之能力即膨胀至500元，增加了国内工商业的筹码。⁽²⁾这对于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发行准备金对于树立人们对纸币的信心、维持信用是有一些作用的，但不能认为这种作用很大或能够持久，尤其在不兑现的纸币制度下，发行准备对于维持币值的作用有很大局限性。

二、发行准备的局限性

第一，对于兑换券而言，发行准备的局限在于缺乏伸缩性。以发行准备和兑现为后盾的多数发行制度亦存在着缺陷，即发行额受制于现金准备的持有量，一旦遇到经济恐慌，发行非但不能增加，而且常常大为收缩，反过来加重经济恐慌。

第二，在通货管理制度下，纸币本身不能兑现，发行准备没有具备控制通货数量的功能，因此通货数量如果超过与物资供给数量的原有比例，发行准备纵然随之增加，其结果对于币值的稳定仍然无济于事。即使发行十足准备，如果发行数量超过实际需要，依然会刺激物价的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如在法币即将崩溃之时，纵然使用巨额的资产售价来充当法币准备金，保障法币的“信用”，对于法币的币值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对于不兑现的纸币，要防止通货贬值，关键在于对货币发行施加限制，而这有赖于政府管理和发行机构的严格执行。虽然法币和金圆券推行之初都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但它们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甚至成为政府欺骗人民的幌子！中央银行统一发行后，将发行权及发行准备的保管集于一身，但它并未成为“超然的机关”，依然是国民政府予取予求的外库，发行准备更是失于监督，完全失去了对于纸币发行数额的约束力。因此，不论现金准备如何规定，如果不能兑换现金，如果没有严格的执行，它就仍然是一纸空文，依然不能阻止纸币的贬值。

第三，发行准备对于法币币值的意义仅限于其对内价值，对外价值则体现在汇价的稳定上。法币政策宣言中即规定，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现行价格稳定起见，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应即对外汇为无限制之购售。为了使政府银行有足够的外汇从事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汇价，建立法币的国际信誉，必须将作为发行准备的现银大量出售给美国；而且当时国人对管理通货的功能几无所知，其所以接受法币，乃基于法币随时可以按稳定的汇率换取外汇，因而稳定汇价对法币国内币值的安定，亦至关紧要。

余捷琼认为，法币政策是否能赢得人民的信心，不在于银准备是否保存，而在于政府是否有稳定外汇的能力。假如政府的财政基础健全，政府的信用不因政潮的变动而受影响，同时国际收支能够逐渐回复有利，则新制度的信用基础即已确立，发行准备率虽然降低，或竟至于完全取消，亦无大碍。反之，倘政局变动不定，政府财政收支不能平衡，或国际收支仍趋不利，国家银行维持汇价发生困难，则发行准备率虽然保持，亦不能维系新制度的信用。自法币政策施行以后，国内外对于法币的信用，已自准备率的高低转变为对于政府的信赖，法币准备率是否维持无关重要，而其前途如何，将完全决定于政府稳定汇价的力量。政府此时与其努力于维持发行准备的充实，毋宁努力于财政基础的健全与国际收支的基本调整。……一般讨论准备问题者，多过于重视措置银货所得的准备，而忽略全国基本的国际收支。措置白银所得的准备，只能视为不得已时的一种最后弥补手段，而其重要之点，实在于国际收支的平衡。假定国际收支有利，则不问现在准备是否充实，均无大碍，倘收支不利，则现在准备充裕，将来也有用罄的一天。是以汇价的是否适当问题，至关重要。⁽³⁾这一分析是点到了法币发行准备政策问题的要害。

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也强调稳定法币汇价对于法币币值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内法币信用与国外汇价稳定二者必须相辅而行，方足以维持新政策于不弊，然国内法币之信用系乎准备金之是否充足及能否与人共见，外汇之能否稳定胥赖汇兑基金之是否充实与买卖之能否自由。前以安定人心巩固法币信用起见，曾经由会议决函请财政部函令三行，嗣后对于准备金之调度应随时分存各地以昭大信，至对于外汇基金充实一节关系尤为重要，查此项基金来源不外国际上有形无形之种种收入，顾国际收支及银价涨落变迁无常，似宜妥为筹备，务求充实。⁽⁴⁾

第四，稳定纸币币值的基本条件可归纳为减少发行与增加生产，设法保持通货数量与物资供给数量的一定比例。比例如果发生较大的变更，物价自然跟着发生起伏的波动。如果仅仅倚赖发行准备的充实，在通货管理制度下绝对不是一种理想的办法，相反地，可能成为一项徒劳无益的举措。纵然在某种特殊情形下能够发生一些影响，也只是短暂的现象与片刻的刺激，一旦人们的心理预期被现实的币值不稳定所打破时，会产生更大的恐慌与破坏作用。这一切都已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显现出来。

朱斯煌批驳了人们对于纸币准备的一个误解：即纸币之准备莫要于黄金，纸币信用之基础即建立于此。他认为：

钞券发行，贵有准备，而维持币值，却不能仅凭借黄金。譬如有甲国，为黄金生产之国，其他货物之生产，或付阙如，或甚幼稚，而黄金者，寒不足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人民生活之需，日用之品，无不赖金易货，仰给于人，若果贸易不通，闭关自守，则其国钞票之发行，固只恃金为准备，而准备之充分，自无待言，然而黄金虽多，民生无补，物资缺乏，物价高翔，金货相权，轻重异势，黄金既逊货物之重要，币值自随金价而降低，是故虽有充分之黄金准备，而仍不能维持其币值，安定其物价，必也商旅畅通，货流无阻，民需国用，采集四方，于是供求悬殊之势，造成贸易入超之因，收支不平，黄金出口，盖不啻以本国多余之金易他邦过剩之货，物资出入既多，用品之供应自足，于是物价回平，币值起复。即使准备之黄金，因出口而减少，不但无损于发行之信用，且因是项调节之功能，反得维持其币值之安定。又设乙国，黄金并无生产，而各种商品之生产，甚为发达，民需丰足，国用充裕，物价之低，乃为自然之象，币值之贵，何须人为之功，故供给大过于需求，低价影响于生产，若非贸易以调节，亦碍正常之发展，而其国固堪以自给自足者也，洎乎海外通商，四方辐辏，贸易出超，势所必然，黄金因此而进口，物价因此而提高，然其国家之产业经济，既有基础，生产泉涌，匮乏不虞，物价水准，趋向适中，是不啻以本国之物，易他国之金，发行准备乃有黄金，而币值维持，岂独黄金是恃哉。甲乙二国，一以多金而专长，一以产物而致富，一则存金太丰，无补币值，以金易货，币值乃平，一则金库虽空，币值无损，以货换金，币值益安，要知两国币值之所以能安定者，皆赖其国家之生产，不论黄金与货物，其为生产则一也。甲国设无黄金之生产，则货物无从而购得，黄金者，固亦商品之一种也。乙国则物产沛充，情势优越，甲国赖贸易以生存，乙国则自给而自足。既经贸易，两国之准备，同有黄金，而两国之币值，所维在货，一以间接而有货，一以直接而产物，然所以各藉生产以维持其币值者则一也。产金之邦，世非普遍，自给之国，所见亦少，就一般而言，情理初无二致，生产发达之国，出口多于进口，其货币对内之价值自定，对外之价值亦高，生产幼稚之国，进口多于出口，其货币对内之价值自低，对外之价值亦降。在黄金不获自由进出之秋，贸易之平衡，尤为调节币值之要素，设如一国既无存金，又少物产，借债度日，国乏民贫，徒以汇价表面之联系，侈谈币值久长之安定，是犹缘木求鱼，不亦舍本而逐末乎。因是知一国钞票之基础，建立于生产，钞票之信用，亦所恃乎生产，币值之安定与否，全在生产之是否发达，生产不限于黄金，黄金亦商品之一种，物资更要于金产，有无尤贵于相通，果能生产发达，贸易均衡，币信岂有不固，币值焉有不安。惟是百业生产，兴衰靡常，物资供求，时失均势，顾能基础确实，币信坚固，再加通货适当之管理，币制无有不稳定，是以纯就理论而言，钞票实在之基础，不在黄金，国家之发行，果能配合于生产，则币制之完善，可以高枕而无忧。⁽⁵⁾

朱斯煌以非常辩证的论述阐明了生产与贸易对于维持币值的重要性。

吴克刚对于法币发行准备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则进行了更酣畅淋漓的评论。他认为：

事实上，既定名为法币，即使无现金准备，亦无不可，人民既不能兑现，现金准备，至多不过有若干心理的作用而已，中国存金，素来不多，所谓外汇，数目很难确定，……政府当局，虽然竭力想避免通货膨胀，但是为事势所迫，不得不走向这条路，是无可讳言的，况且年来公债库券，国库凭证的增加发行，间接的也足以使通货膨胀。……如何使少数人的奢侈与浪费减少或消灭；如何强迫不事生产的有闲者参加劳动，成为有用的国民；如何使勤劳的耕者，享有他们全部的收获；如何使贫苦的工人，能够过“人”的生活，使他们觉得祖国的可爱；如何教育全国文盲，使他们也能有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如何使捐税负担，不沉重的压迫贫民，改放在有力者的肩上；如何消灭所有经济矛盾，以增进生产，充实国力；如何使腐败不堪、民不聊生的危邦，变成一自由的、平等的、公道的、安康的现代强国。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十分复杂，万分困难，需要若干人的牺牲，全国国民的努力。但是这些重要的、根本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我们的“准备”便永远不能算是“充分”。⁽⁶⁾

显然，他认为法币的真正“准备”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

第五，以纸币收兑民间金银充实发行准备，增加了纸币流通加速的可能性，因为金银作为储藏的工具有一部分是被冻结在那里的，一旦被强制换成纸币后，作为储藏手段的功能就会减弱，尤其在币值不稳定的情况下，纸币一到手便会立即去抢购物资，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等于变相增加纸币发行。

总之，纸币发行准备不是维持币值稳定的充要条件，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为货币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问题，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