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会计教育事业和会计出版事业的思想

五、发展会计教育事业和会计出版事业的思想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会计基础教育逐步发展起来，虽然还是较为薄弱，但是对于普及会计知识、改良会计方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以后会计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13年元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簿记、会计学课程的开设有了明显的加强，如银行学门开设有“商业簿记学”、“银行簿记学”和“会计学”三科，保险学门开设有“商业簿记学”、“会计学”、“统计学”和“应用统计学”，外贸学门、领事学门、关税仓库学门，以及交通学门也分别开设有“商业簿记学”和“统计学”，这六门归于七科中的商科。即使在师范教育中，也将簿记列入数学一科，在商业知识掌握方面还明确规定:“宜授以商事要项、商业簿记、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及本地重要之商品并教授法。”^[19]其授课内容不仅包含了传统中式的簿记法，更拓宽到了西式会计核算方法，只不过所有会计教学只是对传统实务操作的引导和西方会计理论零散观点的介绍。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卷(上、下)》的不完全统计，北洋政府时期出版的会计、审计书籍只有近40余种，译著主要来自日本，如吉田良三的《会计学》(1917，1926)、守田藤之助的《银行簿记》(1915)、佐野善作的《商业簿记教科书》(1913)、东五郎的《近世簿记法大纲》(1924)。由于西方会计理论自身仍在完善、理论传播存在时滞、会计认识还需加强等原因，这一时期还不能做到系统地介绍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有关会计的著作仍然为国民政府时期西方会计理论在中国的加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本期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谢霖的《实用银行簿记》(1920)，依次论述整理了银行簿记的科目、簿记上多种货币的统一、传票的意义及效用、账表组织、总分行之间的整理、决算整理事项、损益处分及账片和活页账簿等。这本著作积极引进日本银行的会计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银行会计的改良。还有杨汝梅(予戒)的《最新商业簿记》(1913)、《新式银行簿记及实务》(1921)、《新式官厅簿记及会计》(1924)，这些著作都以日本会计理论为蓝本，强调复式记账法，要求全面推行新式簿记思想。著名会计师徐永祚所著的《会计师制度之调查及研究》(1923)和《英美会计师事业》(1925)影响也很大，他详细分析了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大陆、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师制度的沿革，总结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会计师资格取得、职务及报酬、会计师利弊及取缔、推行方法、法规改善等问题，其中特别提出学习西方建立会计师公会的思想。另外，还有一本著作蜚声海外，即杨汝梅(众先)的博士论文“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1926)，当时在美国会计界被奉为关于无形资产的唯一著作，书中观点被西方会计学家多次引用。直至1936年6月，由施仁夫将其译成中文，经杨汝梅校阅后，改名《无形资产论》。这部著作列入当时由潘序伦先生主编的《立信会计丛书》出版，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全面论述无形资产的会计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