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改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第二节　汇率制度改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汇率是宏观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人民币汇率改革会影响我国贸易品的国际相对价格，改变其原有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外贸产品结构升级。更进一步，汇率水平的变化还将改变国内各产业和各区域的投资回报率及盈利能力，进而影响各种资源在产业间、区域间的流动，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及就业结构的效果。

一、汇率制度改革对外贸产品结构的影响

汇率变动对产品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品部门。人民币汇率改革、汇率调整一方面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附加值和品牌价值，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增加，最终实现我国外贸产品结构的优化。

许多学者（如曾铮、张亚斌，2007；顾国达等，2007）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汇率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要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投入不同（Thorbecke，2008）。一般来说，在贸易品生产中使用的进口投入比例越高，其价格竞争力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越小，因为由汇率波动导致的贸易品出口价格变动会被进口成本的变动抵消；反之则影响越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多为初级产品和附加值较低的工业制成品，使用的国内原材料较多，出口价格受汇率变动影响较大；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多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使用的进口原材料较多，汇率的变化同时影响原材料的进口价格和产品的出口价格，效应相互抵消。

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发展不平衡，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由农民工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为我国贸易品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低技术机电等行业，致使这些行业长期依仗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保持较大的国际竞争力，缺乏改革创新的动力。虽然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使我国出口企业维持较大的出口份额，但是由于企业主要生产初级产品或附加值较低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多为大宗批发销售或是贴牌销售，很难分享到品牌效应带来的高利润。再加上大部分出口企业为了占领市场，将我国汇率低估和出口优惠政策（如出口补贴、退税和贷款利率优惠等）所产生的价格优势通过相互压价竞争白送给了他人。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种贸易发展模式一方面严重损害了我国工人的福利，使我国长期沦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工厂；另一方面也不具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长期竞争的优势。

汇率改革后弹性的增加将促使出口企业转变盈利模式，改变以价取胜的做法，增加产品附加值，以实现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和外贸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有利于资源向电子、汽车、化工、机械等高附加值的行业的转移，并最终引起我国外贸商品结构的调整。

二、汇率改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对于产业结构和汇率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一个常用的框架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该假说把国民经济部门分为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如果一国实际汇率有升值的压力，由于短期内劳动生产率难以发生变化，则贸易品部门的比重会下降，而非贸易品部门的比重会上升。具体的传导机制为：本币升值会使贸易品出口价格上升，进口价格下降，从而使国内出口商品的价格和的利润下降。而非贸易品价格几乎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其结果是，非贸易品较之贸易品部门变得有利可图。趋利性使得资金、技术和劳动逐渐地从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表现为第三产业较之第一二产业的比重扩大，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有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存在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黄昌利2010）。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贸易品部门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发展迅速，货物贸易依存度极高，2006年曾达到60%以上。对于一个GDP位于世界第二位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正常的。而且，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汇率处在低估状态，这使得经济资源更多地流向贸易品部门。资源配置的扭曲加剧了贸易品部门的粗放式扩张，抑制了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从国民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汇率低估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和非贸易部门为出口提供补贴，以汇率低估为代价维持长期贸易顺差是得不偿失的。

此外，我国制造业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渐进式的汇率体制改革既明确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增加了制造业转型的动力，又为制造业升级和转型留下了缓冲的余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1，第3页）。

所以，我国应该逐步扩大汇率弹性，通过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适当调整引导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间的资源配置，增加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同时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条件。

三、汇率制度改革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采取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依靠自身具有的区位优势率先开放，各种资源和政策也向其倾斜。结果造成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巨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很高，部分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则发展缓慢。在经济结构上，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以出口加工的外向型经济为主，中西部地区则以原材料出口和内部贸易为主，东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绝对比重。

如今，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东部沿海城市的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的要素价格相对昂对，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相对低廉。国内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已经促使经济发展向中西部地区推进，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会加大要素价格对成本和利润的影响，从而加速东西部经济转移的进程，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对于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因此，汇率体制改革应把握好节奏，避免较快的变化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同时，我国应加大实施对“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外向型水平，促进中西部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汇率制度改革对就业的影响

关于汇率制度改革对就业的影响，许多学者都认为：人民币贬值会增加贸易品部门就业，人民币升值会减少贸易品部门就业，如俞乔（1999）、万解秋和徐涛（2004）、范言慧和宋旺（2005）的研究。也有学者同时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品部门就业和非贸易品部门就业两方面的影响，认为人民币升值减少的是贸易品部门的就业，对非贸易部门的就业基本没有负面影响，如张斌和何帆（2005）、居励（2007）的研究。

非贸易部门中广泛存在的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而第三产业恰恰是吸收就业的主力军。一些研究对各产业就业弹性的计算结果表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远大于第一二产业，加快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是调整就业结构、扩大就业总量的突破口（参见丁剑平、王璐，2006）。从我国就业数据也可以看出，第三产业有着巨大的就业潜力。1995～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35 468万人下降到29 70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2%；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15 628万人增长到21 68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4%；第三产业就人数从16 851万人增长到26 60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3%。可见，第三产业已成为我国就业的主要增长点。

目前，我国的就业结构还不是很合理，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还很低（参见第一章第二节），其吸纳就业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巴曙松、王群（2009）对人民币升值与三次产业就业量关系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提升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并增加了该产业就业人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未来，随着汇率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资源会陆续地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品部门，第三业吸收就业的优势会逐渐显现。

另外，从汇率变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就业的影响来看，汇率改革有助于就业结构的优化。顾国达等（2007）的研究表明，出口部门就业量受汇率波动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部门的就业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但是，资本和技术对于劳动的替代是局部的，从全局的角度看，虽然汇率升值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下降，但是技术的进步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收入增加，收入会转化为消费，从而又创造了就业岗位。所以，总就业量不是减少了，而是转移了，同时伴随着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出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我国应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逐步增加汇率弹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与国民经济基本需要相协调和相平衡的汇率水平，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显著的高估或低估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