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经营的责任责任

1.设立的经过

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二十六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太常寺少卿盛宣怀在《条陈自强大计折》时，附上“请设银行片”，说:“银行仿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挠，故能维持不敝。……近来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臣惟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师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8]

当时，盛宣怀并拟有《中国银行章程》二十二条，兹摘要节录如下:

一、为通商兴利起见，奉特旨开设，名为中国通商银行。

三、本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总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

四、总行设在上海。

六、资本现银五百万两，分为五万股，每股一百两，照有限公司例，每股付足银一百两，作为完全，以后无须再付。

七、先收股本现银二百五十万两。盛大臣认招轮船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各总董认招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听各口岸各华商投股。

八、请拨存生息公款二百万两。开办之初，先收商股二百五十万，拟领生息公款一百万。

十一、总行及京都并通商大口岸及各国大都会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将来中外分行广设之后，并须选派一精通商务体面西人为总董大班，调度稽查各行之事。

十二、此外，应请在沪之公正殷实熟悉商情之西商两人为参议，遇有会商要事，应请西商参议一同会议。

十五、上海总行大班已选定英人美得伦，系在汇丰银行数十年，熟悉中西银行生意。买办已延定陈笙郊，系钱业董事，声望素著，众所交推。其本行应用洋人，归美得伦选用。应用华人，归陈笙郊选用。

十六、放款必须有货物等件抵押，并有妥当人担保。

十七、照汇丰，印用银两银元各票。京都上海两行准先出票，照汇丰所出香港上海票式办法，各照各处市面平色。如沪票至京师取用，亦悉照汇丰折算办法办理。

二十二、每届半年，须将一切款项核细清楚，照汇丰办法，由总理洋人刊印总册，分送各股东及公家存查。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十二日，总理衙门议复盛宣怀奏请设立银行一案，向盛宣怀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有关于银行经营的责任一项:“查第三条内称，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二语，因系参酌汇丰之法，尽除官场习气，以昭信实。设使将来办理稍有未善，则亏空赔累亦在意中。彼时其咎应归何人，自应预为议及。”^[9]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十一日，盛宣怀复总理衙门:“谨按此节，据律师云，经理董事之外，例有查账董事。如查出经理董事，或大班，或买办，有不应为而为之事，即可随时撤退。银行倒账，如系因总董或买办之人开报假账，私自亏空，监守自盗等情，各有应得之罪，应照律例惩办。至聘用西人为上海大班，据律师云，向来该银行用人有荐无保。美得伦系汇丰银行大班，仁记洋行大班，具有荐信，立有合同，并由总董给与权柄单，如有不合，随时可撤。其权柄并仿照日本初开银行之始，大班之外，即派买办陈淦兼充华大班，互相钳制。总董十人之中，又公举三人为办事总董，驻行稽查。”^[10]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六日，盛宣怀在取得总理衙门的许可之后，在上海开设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其年，并在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处设立分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盛宣怀奏，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次第开设情形折:“今者创办一年，始基已立，自此扩充中土之商力，收回自有之利权，其枢机必京外拨解官款是否皆归通商银行为旋转。若各省关存解官款仍循旧辙，专交私家之银号，绝不与奉旨设立之银行相涉，则商政之体全失，西人腾笑，华人增疑，海内商情孰肯信向，所关于商务大局非小也。……仰恳饬下户部通行各省，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设有中国通商银行之处，务希统交银行收存汇解，以符事体，而树风声。”^[11]

民国二十四年《全国银行年鉴》有下列一段记事:“中国通商银行创于前清光绪二十二年，由户部奏准设立，以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杨文骏、刘学询、严,、杨廷杲、施则敬、朱佩珍为总董，招商股五百万两。时当中日战后，中国银行业仍未萌芽，金融界中为洋商银行所把持。清廷为挽回利权起见，乃招股设立该行，为整理金融币制之枢纽，并令该行发行银两银元两种钞票，以便民用，而抵制洋商之纸币。该行经始之际，无法令成例可援，乃由各总董公同议定章程，参酌汇丰成例……并聘英人为经理，钱业领袖为华经理。……民国成立以后……西籍行员次第解职，行务完全由国人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