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贵钱贱的后果

(二) 银贵钱贱的后果

银贵钱贱的后果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复杂的。当时人的意见如下:

(1)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请严禁海洋夷商私运内地银两及贩运洋钱折:“在夷商，已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色洋钱运进，任意盘剥，欺蒙商贾，不但有干例禁，且于中华民生乐利日被侵耗。商贾往往贪易洋钱，而于货物转为末务，以致关权税课盈余银两渐形亏短。”^[26]

(2)道光二年(1822)，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以裕民生折:“近者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小民完粮纳税，均须以钱易银，其亏者咸以为苦。……久之，内地纹银缺少，并不能以洋钱完粮纳课，所关于民生者诚非浅鲜。”^[27]

(3)道光十三年(1833)，给事中孙兰枝奏，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并胪陈受弊除弊各款折:“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及民间买卖，皆因钱贱银昂，以致商民交困。”^[28]

(4)道光十三年(1833)，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疏:“近年以来，银价之贵，州县累受其亏，而银商因缘为奸，每于钱粮紧迫之时，倍抬高价。州县亏空之由与盐务之积疲，关税之短绌，均未必不由于此，要皆偷漏出洋之弊有以致之也。”^[29]

(5)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宜变通办理折:“醝务易盐以钱，而交课以银，盐商赔累甚重，遂致各省醝务俱形疲弊。州县征收钱粮，其赔累亦复相同。”^[30]

(6)道光十七年(1837)，包世臣再答王亮生论钞币书:“盐米必需之物，商贾买之以银，卖之以钱，故物价腾涌。”^[31]

(7)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32]

(8)道光二十五年(1845)，御史刘良驹条陈银钱划一章程折:“今则银价日昂，向之折收民钱定数不能再增，州县赔垫无出，因欲加取于民，以致激成抗拒，如前此湖南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钱粮加重所致，而州县之议加重，又实因银价过昂，官赔无着所致。是则银价不平，官民通累，所关匪细。”民间银少钱多，以致“银价倍增，一岁至完两岁之课”，人民不堪其苦^[33]。

(9)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钱法议》:“谨按小民所自有者粟帛，前代收钱，尚有议其舍所有而贵所无者。然小民粟帛余羡及佣工手艺尚可易钱，至银则又须再易矣。近银价日昂，小民完粮愈不能支，卖十石谷只易三两银，谷每石六百，银每两值钱二千，佣一年工，只易五两银，佣工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银价日昂，盐务尤被其累。盖民间买盐用钱，商人赴场领盐纳课俱用银。银价加昔日一倍，即系以一岁完两岁之课，是病商也。若盐价照银亦加往日一倍，是病民也。无怪乎国课不前而私盐充斥矣。”^[34]

(10)道光二十六年(1846)，内阁学士朱嶟《运钱法以握利权疏》:“鼓铸依然鼓铸，用银还是用银。工本日见其亏，钱价益流于滥。上失利柄，下困有司，有司赔累不起，则必议加征。加征而民不堪命，则必激变。激变而封疆大吏带兵弹压，又增一重浩费。府库日虚，征求益急。当此之时，会计之司左支右绌，一筹莫展。”^[35]

(11)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1852年2月7日)，刑部左侍郎曾国藩条陈民间疾苦疏:“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足，往住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至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愁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支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36]

(12)咸丰二年(1852)，冯桂芬《用钱不废银议》:“国家岁入地丁、盐课、关税不下三四千万两，无非取之民间。夫民间之所出，粟米之属而已，而国家之所取乃在至少至贵之银;置其所有，征其所无;粟愈益贱，银愈益贵。始以粟易钱，则粟贱而钱贵;向之每石入三千文者，今入一千数百文，是十折而为五六。继以钱易银，则钱贱而银贵;向之每两出一千余文者，今出二千文，是又十折而为五六。以银准粟，昔之一两，今之三两也。是国家之出银也，是以三两而供一两之用，而国家之入银也，直以一两而竭吾民三两之力，如是而民安得不贫?民既日贫，赋益难办。逋欠则年多一年，亏短则任多一任，而地丁之入绌。富商大贾倒罢一空，凡百贸易十减五六，而关税之入绌。民穷失业，去为盗贼，枭徒日多，私盐充斥，而盐课之入绌。于是经费竭而撙节之说起，撙节甚而因循之事成，应修之水利不修，因之宣蓄无资，农田易成潦旱，转以捐恤损帑金。应设之巡缉不设，因之养痈贻患，穿窬变为跳梁，转以征调縻军饷。凡地方应办之事，大都以工用支绌，概缓筹议，卒之事后补救，需费更多。歧中有歧;弊益滋弊，如是而国安得不贫?”^[37]

(13)同治二年(1863)，王守基《长芦盐法议》:“至道光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则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一百余万道，未完积欠至二千余万两，若不改弦更张，立见全纲倾败矣。是以钦差查办，彻底根究，每引规费繁重，竟需成本五两有奇。所卖实价，不过制钱八九千文，以钱易银，约每引亏银七八钱不等，商何以堪?”^[38]

综上所述，银贵钱贱的后果，根据当时人的意见，受损的为商人、地主和贫苦农民及小手工业者。但富商大贾不仅不因银贵钱贱而倒闭一空，且有因缘为奸，倍抬高价的。地主也可把负担转嫁于贫苦农民。只有贫苦农民、小商小贩及小手工业者遭受损失，无从补偿，以致忍无可忍，激成事变。就是后来以残酷手段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著名的大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也情不自禁地陈述贫苦农民的惨状，至于说到“鞭扑满堂，血肉狼籍”。曾国藩当时是刑部侍郎，他的陈说决不是过甚之词。

银贵钱贱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造成社会阶级的分化。纹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使一般人民更易遭受商人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他们为什么特别受到剥削呢?“当银钱比价剧烈上升时，用铜钱表示的农工业产品的零售价格却基本上维持平稳。这个银价物价变动差异的现象下面，是包含着中国劳动人民的绝大灾难的。1810年〔嘉庆十五年〕以后，用铜钱表示的工农产品物价维持稳定，所以当时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劳动成果零星出卖，换取铜钱的时候，他们的收入没有增加;可是银价高昂了，所以当他们必须用铜钱换取白银以缴纳各种赋税时，他们的实际负担即随银价的升高作同比例的增加。这种负担，在1821～1839二十年间提高到30%以上。”^[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