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宗旨论

二、上行宗旨论

陈光甫“守之坚，行之切⁽⁴⁹⁾”，认定为其生存之道者，“首须对社会服务，不可唯利是图。……换到今日立脚基础⁽⁵⁰⁾”。他一有机会就“喋喋作语者⁽⁵¹⁾”，即其办行的主要宗旨。1927年，以书面发表的《十六年(1927)下期发告同人书》的最后一部分《吾人共同之目的》，就旗帜鲜明地写道:“吾人共事一处，必须有共同之目的，聚精会神共赴之，然后事业可垂于久远。本行之设，非专为牟利计也。其主要宗旨在为社会服务，凡关于顾客方面有一分便利可图者，无不尽力求之，一面对于国内工商业，则充量辅助，对于外商银行在华之势力，则谋有以消削之，是亦救国之道也。吾人欲求达到此公同之目的，必当努力奋力，自强不息，庶几无负于此生耳⁽⁵²⁾。”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一生矻矻以求，并希望成为上行全体成员的共同追求目标，这种精神的向往，其凝聚力之强大，追求之高尚，成为上行永不枯竭的强大动力，他行恐无以匹敌。1930年，陈氏在历述建行15年的种种影响、种种风潮后说，“幸赖社会赞助，同人努力，支持于风雨飘摇之际，奋斗于艰难困苦之中，屡度难关，安然无事，年年在稳妥途径中，扩张营业，实行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海外贸易三大宗旨，以博取社会上之酬报⁽⁵³⁾。”这就构成上行行训的基本内容。整个行训以服务社会为前提，后两句基于服务社会而发，一面对内充量辅助工商业，亦即服从服务于中国社会，受到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制约和摆布。服务社会，既不是义务，也不能唯利是图。因其出发点不同，手段不同，故尔路径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说起服务，陈氏联想到北洋政府靠借债，推销公债来支撑，其中就有强迫银行负责维持政府的义务，不容推辞，苟少迟疑，即以不爱国说事。在他看来，借款与爱国原本是两回事，借款给政府未尝就爱国，不借款给政府也未尝不爱国，决不能以是否维持政府经费作为衡量爱国不爱国的标尺，更不能因其未维持政府经费而诋毁人家不爱国。因为“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鄙人前往欧美各国考察……皆无此种状况⁽⁵⁴⁾”。

陈氏对于服务的认识，是“开设银行之宗旨，但知他人苟能信任而存款者，即当尽责为之保管，虽许转放他人，分其余润，但随时负有偿还之责，是即所谓服务。鄙人抱此宗旨，惟此而已，不知其他⁽⁵⁵⁾”。得人信任，受人之托，尽责保管，随取随还，这就是银行的服务。1932年10月22日在总经理处会议上，他又作具体解释，深入说明道:“本行重在服务。欲言服务，先须保护存款人之信赖，及股东之资本，此外对于中国社会，尤当随时视其需要为之服务，如方今对于农村经济之救助，工商业之辅助。”“即其他商店亦无人不以服务为要义，可知服务为一条生路而决非死路……须知一味牟利，决非生路，惟服务为生路⁽⁵⁶⁾。”在他看来，“银行业务，不若他种商店有陈列货物可以任人选择，银行之货物即为服务，故我行一无所恃，可恃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⁵⁷⁾。”因此上行同人“须知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此外既无发行钞票之权，亦无其他特种权利，可谓一无所恃，惟有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立场⁽⁵⁸⁾”。其言之凿凿，入情入理，虽朴实无华，却至为真切，动人肺腑。服务既然是上行的信条、使命、生命要素、生存之道、根本立场、大宗旨……如其不失时机地反复进行宣传，不啻说明他本人重视，而且要引起全行同人的关注，成为全行上下的新理念、工作上的新精神、对待社会的新态度，从而确立上行在社会上的新地位。因为服务社会的新理念，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显得十分陌生。对于上行来说，服务社会无论对于上层管理者还是基层行员，都是自我约束，自我牺牲，且和个人利益揉合在一处。“银行是我，我是银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是优秀银行家。工作勤奋，反应敏捷，待人诚恳，礼貌文明，给人以好感，尽心服务，该是上行行员的共同目标与追求。

上行提倡服务社会的背景因素有三:一是上行的求生存之道。要在上海金融界立足，就必须引入新思想，取得民众的好感、社会的支持和自身的效益。要知道，上行是“苦出身，”发展到1928年，“此无他，因能认定服务社会为第一目标，努力迈进，方有今日之基础⁽⁵⁹⁾”。即“以服务社会为行训，盖欲在服务社会中取得并改善吾人生存之地位，再循环以吾人改善之生存，更多多服务于社会⁽⁶⁰⁾”。1933年7月在上行管理会议上致词时，他回首上行创办时之艰难，推究上行之所以能站住脚，且得到迅速发展，一条是“提倡服务社会之宗旨，凡事不专以牟利为前提，而必须以代人服务为目的”。因为当时上海金融势力，实无华人立足的地位，我国银行钱庄均仰鼻息于外国银行，而外国银行及其买办之气焰骄人，实难接近。就此，他有切身的体察感悟。在江苏银行董事会里，多为外商银行的买办，本想能收到通力合作的结果，却由于他们过于骄横而让人感觉不易接近;在汇丰银行，华人只能进后门，别说见不到买办，连账房都见不到，即便见了面也无话可说。上行经过十八年的经营，终于在上海金融界立住足，成为金融商业之间的基础。提倡服务社会为开风气之先，在上行未提倡之前，绝无一人提倡，“自经我行提倡，不特银行均以服务为标榜，即香烟厂亦以服务为号召，无论大小商店亦无不以服务为言，甚至学校政界亦言服务矣……吾人之金融势力亦居然能在人民困苦、商务凋残之际占得地位，此即吾人以往服务之成绩也⁽⁶¹⁾。”“我行创业之初，认定生存之道，首须对社会服务，不可唯利是图。共事同人，上下一心，确守踏实苦干精神，渡过几许难关，换到今日立脚基础⁽⁶²⁾。”言语中流露出的自豪与欣慰，也流露出切忌忘本的惴惴不安的责任心。二是上行要在金融界继续立于不败之地，仍然需要标榜服务社会，而不敢有丝毫的动摇和懈怠。同年11月，陈氏撰文，起首就写道:“十八年来，却有一句格言，为本行同人所拳拳服膺，不敢一日忘怀的，即‘服务社会’四个字。这四个字，实在是本行生活的要素，第二的生命。无论政局如何变迁，环境如何恶劣，思想如何更换方向，以及世界潮如何日新月异，十八年前视为新奇的学说，到了今日，大都成了‘明日黄花’，然而这‘服务社会’四个大字的精神及应用方面，却始终如一，丝毫不改，因为世界上惟有真理才能历久不替。”直到1945年9月5日，面对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陈氏在美国纽约时，仍谆谆告诫全行道:“抗战过程之中，同人等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本行固有业务亦受战事束缚，所赖服务精神，始终不懈。凡我同人，或在沦陷区内工作，或在自由区办事，多能整饬自好，以尽厥责……吾人继往开来，将如何贯彻使命，必须明瞭现实环境，认定工作目标，运用全力以赴，庶克有济……基本信条，本行使命，为服务社会⁽⁶³⁾。”次年，他在天津对上行同人致词时，仍乐此不疲地强调:“本行三十年前开办时，即定下‘服务社会’标语，照此目标，进行不懈，亦可说当初目标准确，非但目前适用，即将来亦是相沿不变。”此“系颠扑不破原理，故愿吾人身体力行⁽⁶⁴⁾”。既为上行的历史所证实，毋庸置疑;又为陈氏信奉的欧美经济所遵从，正是这种理念成为上行人丝毫毋庸置疑，不能动摇的使命和精神所在。亦即“凡办一种事业，除财力而外，必须有大宗旨，方能立足。我行以十万元开始经营。其所以能有今日者，即正心诚意为社会服务，并不专为牟利。‘服务社会’即为我行之大宗旨，我行既承社会之扶助而有此地位⁽⁶⁵⁾”。三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陈氏从美国杂志所刊载的论文中得到精神支持和信念支撑，资本主义亦必须具有新理想才可以继续生存，这新的理想，“简单一句话，就是实行我们的行训‘服务社会’四个大字而已……某名人曾说过‘我是来服务的’。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他们把这句〔话〕牢牢地记着，否则他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我们的结论，是任何经济组织，不能使大部分国民满意者，必失败无疑。闭目一想，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如能将工业建设在新理想上面，专以‘服务社会’为前提。至于工人方面，讲究些人道主义，那末总比那残忍刻薄、惟利是图的好得多⁽⁶⁶⁾。”

服务社会的大宗旨，对于银行家陈光甫来说，不啻是个思想、理念，更重要的是全行上下的行动准则、第一目标。要在全体员工的一言一行中要得到体现，而且其体现得好坏，直接关乎上行的生存和发展。诚如姚崧龄在《陈光甫一生》一书里，寻究上行进步之快，业务之广，实为中外银行所罕有的原因时，写道:“固由于能坚守‘服务社会’之信条，并不断推广其业务范围。而其最重要的基本原因，即光甫所谆谆训勉行员之服务方法与精神是也。其所日夕训勉行员者曰:一、不厌烦琐;二、不避劳苦;三、不图厚利;四、为人所不愿为;五、从小处做起;六、时时构想新方法。实则光甫所持之精神与见解，不特从事金融事业，将为成功之关键，施之于任何企业，其成功一也⁽⁶⁷⁾。”全行员工必须遵守的准绳，共同做人处事的最高追求，仅此还不足以保证“服务社会”主要宗旨的实现，还必须信守四条要求:不可自满，要平等待客，有勇猛精进之心，具有一颗同情心。“第一不可自满，本行虽蒙社会信用，然仍须时时警惕，不存丝毫骄傲之心，于进步中再求发展，尽量发挥其服务社会之能力，方能博得社会之好评，营业发展之基础即在于是⁽⁶⁸⁾。”他批评那些自以为上行信用已甚坚固，存款甚多的错误想法，是心存志得意满的表现，提示大家要引起深切的关注，否则，对于服务不免敷衍，非但不能进步，且恐有退步之虞。抗战胜利后，在纽约发出的《致告同人之立命寄言》中，他又说:深知同人皆能兢兢爱护“服务社会”这一上行主要的凭借，并“祝同人不断推此兢兢之怀，及于一切举办之事。谨严持重，周到踏实，力戒一般轻浮骄纵之通病，免破舟于‘好大喜功轻举妄动’之礁头⁽⁶⁹⁾”。话说到这里，似尚未释怀，又引经据典，叮嘱“同人对人生能不断持守‘谦敬’(Humility)态度。‘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临大祭’。事无大小，态度永远是‘乾乾不息’。《易》称君子终日乾乾，耶教亦训人谦卑。吾人能于谦敬中看出人生美处，当可免浮夸妄动之错误⁽⁷⁰⁾。”第二是平等待客，因为“服务二字，则应以平等眼光，招待社会人士，不可以贫富贵贱，而显示招待上之区别……当知社会无论何人，愿与本行接近，即为本行之光荣，亦即‘服务社会’之真精神也⁽⁷¹⁾”。倡导银行服务要做到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不可以不同的标准对待不同的客户。他还举例说明，若有一破衣赤足的农夫要与自己谈话，他当请入经理室，和蔼招待，尤当诚恳答复，并向全行同人提出都该如此作法，处置的要求。第三是要有勇猛精进之心，这是他多年坚持倡导的办行精神。因为从心理上讲，上行初创和建行多年后，不同时期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就好比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则“人在青年时代，有勇猛精进之心。迨开办多年，金融界已有相当之基础，社会上已有稳固之信用，即如人到中年，经验较深，眼光较确，对于进展事务，能权衡利害，稳健进行，不复如青年时代之一往直前。徜在此不存勉励之心，转抱骄矜之意，则如老人之精神颓敝，只求敷衍，不尚事功，此之谓血枯症，是银行之大忌⁽⁷²⁾”。第四是要有同情心。陈氏以为，“银行对于社会，无论顾客与非顾客，最不可缺同情心。在此世界中，即遇漠不相识者，亦应发生同情心而互相扶助。况社会对银行之信任，即为社会所表示之同情心，吾人更应以同情心表示服务社会之态度。而同人相互间之情感，亦当以同情心表示其亲爱团结之精神。若同人间不相亲爱，则彼此隔膜，缓急不相助，利害不相关，同舟共济之人，讵宜如此，此亦同人应加注意者⁽⁷³⁾。”

从心理学的角度，陈氏还阐述了应多尽力给人以便利，造成热闹氛围，以体现其服务社会的宗旨。他认为不能仅只是以和易之态度，平等之精神待客;不论是百元之客，抑或只是一元之客都需竭诚接待，且尚须对于“无一元生意之客，亦需恭慎款接，况有一元之贸易乎?客既来往，其来往之厚意已可感谢……本行以服务为宗旨，对于顾客，需尽力予以便利，对于商人，须努力以求亲近，对于营业，不必急于近利，最要使柜上客人有热闹之气象。顾客心理，往往群趋热闹之地。热闹之肆，必为人所信用，故不可因徒劳无利而存嫌恨之心。吾辈本为社会服务，既无利亦需为之。吾辈所事，未必无利乎。当余初主储蓄自一元起储时，亦颇有人笑余争逐细微，不意行之数年，昔之笑我者，皆接踵而起，学余之所为矣。愿诸君仍本斯宗旨，协力推行，使青(青岛)地分行得一坚固之地位⁽⁷⁴⁾”。他还批评“面貌死板，为国人通病，此或为旧时礼教所养成，我等需力改之，宜常以笑颜近人，使人于见面之初，即有好感⁽⁷⁵⁾”。正如他在徐州与国民银行经理谈话时所分析的那样，从前“银号银行经理，扭(因袭)于官僚积习，深处高堂，官架十足，对待顾客，骄矜冷酷，有若上官之对属员。官吏恃其权位以骄人，讥者尚嗤之以鼻，我等从业银行，有何所恃而可以骄人，故前此积习最宜戒除⁽⁷⁶⁾”。此当即“和气生财”之意，正是老辈重要格言于新时代的诠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生金融机构的全新解释，只是在新的环境里，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使其重放异彩罢了。

陈氏坚守不渝，切行不变的服务社会理念，在激变的环境里，应如何适时变化，以求别开生面呢?他讲:“不但当顾本身，更须兼顾社会，兼顾环境，此吾人所以必须为有意义之服务，而尤当努力以求制度之改良也⁽⁷⁷⁾。”又讲:“古哲训人:处变当知立命。盖即确守力行其所认为生命之中心意义与基本原则，因而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终于狂澜倒泻之前，取得颠扑不破之位。团体如个人，必当立命⁽⁷⁸⁾。”“服务社会”这四个字，是陈光甫带领上行人安身立命，矻矻以求的最终目标。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其涵义也有所变化，即在不同的涵义中，可以不时代的特点来把握。陈氏认为，(一)服务社会在过去可能还是个人自由志愿之选择，此后却成了社会提出的必须要求。因为经过二次大战后，“世界思潮对于一切企业之看法，已断然踏入新阶段。十九世纪‘纯营利’之主张，已不能立脚，而‘公共福利’已被公认为任何企业之大前提。从今以往，任何商业团体，若无补于公共福利，将成为众矢之的。任何商业组织，只有向服务社会中，始取得其生存之根据。换言之，过去吾人对于社会，或可不服务，此后不服务，即被除，服务已成为本行生存之条件。”(二)“过去服务社会，可仅抱被动态度，此后服务社会必须采主动行为。被动态度，但谋来者能安，求者必应。主动行为，则未来先访，未求先倡。换言之，此后吾人更不容偷安。吾人必须努力求学，必须放开眼光，不断注意世界之新技术、新工具、新办法、新趋势。吾人必须终日孜孜，抉发种种新可能，在社会一般人未思未觉之先，发出惟我独到之政策与业务。今日而谈服务社会，每一企业家必须兼具政治家之身手⁽⁷⁹⁾。”过去的服务社会意识，只要求坐门待客，衣冠齐楚，彬彬有礼，满面春风，有问必答，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对答如流，从容不迫;自此以后，服务社会则意味着必须跨出自己的门槛，走出柜台，下到企业农村，主动了解他们之所需，不断拿出新思路、新招数、新产品和新工具，在服务意识上实现自我突破，变被动为主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于服务对象须从国内外大的环境背景中去认识和把握，对自己的经营战略、策略，经营方式、方法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不仅需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同时尚须立足当今，放眼未来，适时作出整合。既反映时代的要求和特点，以跟上潮流发展，又得适合自身文化风俗习惯特点，为民众和社会所接受。此正是上行服务宗旨成功的秘诀所在。

自强不息的精神需要终日孜孜以求的改良，还得谦卑恭敬，谨严持重，周道踏实地去干，也需要“力守‘忠诚廉让’以巩固团体合作”。陈氏讲:“忠以克私，盖忠不为己，忠为他，为理想，为事业，为团体，能忠则成事过半矣。诚以克诈，守身诚，待人诚。廉以克贪，寡于欲，少于取。让以克霸，权惟让，利惟让。”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在现代金融机构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发挥，这种道德训诫是团体合作所必需。他自我陈述道:“近来佥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事业之范围愈扩大，性质愈分异，合作之困难亦不免愈增加。最可惧者，当前中国社会上一般道德习惯之破产，大可影响到本行固有传统之维持。”他力数战争“造成今日一般人恶劣之习气:(一)私——一切为己，(二)诈——诡言诡行，(三)贪——欲求无厌，(四)霸——强夺独占。以此四者，渗入任何团体生活中，团体将登时解体”。在此浊流泛滥之际，倘稍不留神，便被沾染，预防之道，只有大众不懈地自拔自持，谨守忠诚廉让四义以克之。最后，忠诚为任何团体所必需，廉让为任何工商界人士所当学，忠诚两字明显，廉让两字微妙。工商人士每日颠倒于生财产物之繁务，而“吾”独以“廉”的精神驭之，日往来于殉权求利之人群，而“吾”独以“让”的精神处之。“简以御繁，静以摄动，是养生，亦是乐趣，抑亦成事之源。盖惟廉而后能让，而惟让而后真有得。争而得者必失，让而失者往往究是得。此中道理，愿同人共参之⁽⁸⁰⁾。”陈氏虽不是哲学家，却是有着哲学头脑的银行家，此中哲理，不啻传承于传统，而且将中西文化有机融合，相互补充，互为表面，既防止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又防止唯利是图，认钱不认人。是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练和商道中留心体察的结晶。

在陈氏看来，忠诚廉让是“本行同人所藉以‘立己’，立己为体，有其体而后可发挥而为用，即是‘立人’，即是服务社会”，“当积极服务社会取得不灭之地位⁽⁸¹⁾”。立己立体两者之间，一为前提，一为基础，如人之身体发肤之为立体，而行业团队立旨、做人，如人之行为规范、言谈举止、风范气质、精神面貌、服务态度则为立人。两者相辅相成，决定着事业的进退成败。

服务与牟利之间，“就是在服务中求得利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相结合”(资耀华)。陈氏反对只图牟利，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牟利。他只反对见钱眼开，只顾牟利，不顾是否正当合理。此一认识，在1931年2月5日与沪同人聚餐谈话时，表白得最为透彻明晰:“当鄙人创办本行之时，即以服务社会为第一行训，彼时人笑其迂，谓银行旨在图利，空言服务，何有利之可图。不知本行志愿在于以服务换取酬报，能尽其为人服务之责任，使顾客对我满意，而换得分内之报酬，此即所谓正当之利益也。苟不正当之利益，虽一文亦不苟取，非若他人之惟知牟利，而于顾客之利益漠不关心⁽⁸²⁾。”他“抱定宗旨，为社会服，皇天不负苦心人，利已在其中矣⁽⁸³⁾”。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当然要考虑盈利问题，而盈利又有正当与否之别，对此他深有体察，有所感悟，在维护顾客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服务换取报酬为正当利益，否则即为不正当利益。“一味牟利，决非生路，惟服务为生路⁽⁸⁴⁾”。此话说得入木三分，真知灼见，经典透彻，激荡心灵。1928年11月陈氏曾言道:“银行亦不过商人之一种，今日忽有鹤立鸡群之局势，乃社会造成之也。社会之人只知银行有钱，生计维艰，拜金主义满布全国，吾恐一二年后即为银行受苦之日矣⁽⁸⁵⁾。”此正陈氏在中国民族资本银行家中独具慧眼，非同凡响的高明之处。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2月，在日记里陈氏分析了往昔私人企业的动机和目的，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树一事业成败的标准，也是以其获利为主，其他都不在考察之列。西方开明资本家已与此迥异。我国私人企业尚未标榜服务社会。抗战后，我国私人企业一般更看重近利，所以投机之风大起，引发世人对商人前所未有的厌憎。有些事业就是以服务社会为号召者，处于这种恶流之中，不知不觉也会失去其原来的目的，或是为了生存，不能不有所妥协与敷衍;或因为时局不定，为了安全，有盈余也不肯分与股东、用之社会，以图自保;人员的变质，在膨胀大流中，必然有社会学中的“反淘汰”现象出现，正直者先灭亡，投机取巧者乃存在而发达。因此“私人企业在中国遂变成为社会之累与蠹虫，失去其存在之价值⁽⁸⁶⁾”。由是，他颇为感触地写下:“世界大势以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需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此种理想为何?要言之，不外‘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分力量，得一分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此事言之易而行之难，因首先所遭遇之难关，即恐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此盖由于服务人员之本质上已有变化矣。古训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者，即道出此中真理，空有理想与所知，如无人才，仍属空想，与事自无补益也⁽⁸⁷⁾。”当然，因其以能换所需，在不同的环境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认知，弹性过强，难以把握与衡量。因而看来信誓旦旦，亦极易因言而无信，或言之无物，而变得难以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