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的货物本位论

二、廖仲恺的货物本位论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号夷白，以字行，笔名屠富、渊实，广东归善县(今惠阳)人。生于美国旧金山，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参加同盟会，任总部外务部干事。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同孙中山亡命日本，次年5月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的财政部副部长。1919年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同年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创办《建设》杂志，积极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民权、民生学说，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1921年在广东就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全力整顿财务，筹措军费，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1922、1923年奉孙中山命两度赴日本同苏联代表越飞会谈，是改组国民党的坚强支柱。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财政部长，还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军需总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忠实地执行三大政策，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争和镇压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杨希闵、刘振寰叛乱。同年8月20日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著作现辑有《廖仲恺集》和《双清文集》(与夫人何香凝的合集)。

为传播、阐发和落实孙中山在《钱币革命》中提出的货币学说，他先后在1919年10～11月，1920年4月发表《钱币革命与建设》及《再论钱币革命》两篇专文，坚决支持孙中山废金银、用纸币、推行货物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的主张。在理论上作了很大发挥，在制度上提出具体方案，就有关三个问题作了说明:“不可不先就钱币之性质、作用与夫贵金属之不堪任使，剖析而说明之。次及吾国特殊经济状况之所要求。再次乃述吾人夙所建议代此之具⁽⁹³⁾。”

(一)论货币职能和钱币革命

廖仲恺同孙中山、朱执信一样，认为货币的作用是为便利交易，有三个职能:“交易之媒介、价格之标准、购买力之贮藏⁽⁹⁴⁾。”在商品交换中，这三个职能缺一不可，无媒介之职能则买卖之事不利，“供求之迎合难逢，分工之利便弗获”;无标准之职能，则贵贱大小、失其尺度，赢负亏益，不知程度;无贮藏之职能，则不能代表百货之价值，劳动产品无所附丽。显然这个表述似不够完整科学。而膺选的币材都具备“四美质”，“有定值、便取携、能耐久、易分割”。古今中外的金银都能够作为钱币的上选，就因为“当世认为兼具此四美质⁽⁹⁵⁾”。

同时，他确信金银货币并不能保持物价的平衡。金银本位“断不能达理想之目的”，“决非无上之制度”。廖仲恺承认金银具有本位之价值，可作为货币时却实无价值可言。对于货币单位所含价值，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实钱币个数单位之购买力。”他以名目论的国定说来批判货币金属论“实误于以构成钱币之金属之价值为钱币之价值。不知钱币为一物，金或银又为一物，两者之性不同⁽⁹⁶⁾。”并告诫道:“今者纸币之用大宏，此论已不适切⁽⁹⁷⁾”。货币的购买力“或起于公众之认定，或由于国家之圜法，不必有赖于有价值之物”。声称这是“历史的产物”，起源于“原始以货物为交易媒介之第一例⁽⁹⁸⁾。”他还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物价，说什么物价决定于“流通泉币之总额，加以泉币流通之速度，以与当时所行贸易之总量较，而互相推移。”就是说一国泉币总额中骤增的钱币数量，不论其为金币或纸币，泉币流通速度不变，商品交易额(“贸易之总额”)不变，“则钱币之购买力减，与所增之数量为反比例，一般物价遂如量以涨矣⁽⁹⁹⁾。”

货币形式的演进。他确信:“大抵国民经济愈发达，内外贸易愈繁盛，则硬币行用之范围亦愈狭小。”近代社会生产方法日新月异，机械化生产代替了人工劳动，贸易量之巨，亘古未闻。商品货币经济为经济界的突出现象，充当货币的“金银硬币不及百一，而纸币、银行券、支票、期票等类，百逾九九⁽¹⁰⁰⁾。”于是不管是采行金银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国家，金属货币只用于最小数目的辅(“副”)币，单位货币以上的支付都使用纸币，数目大的则用支票、期票来实现债权债务的转移，本位币堆积于银行，存储于国库，并不参与流通。他断言随着“生产状态、交易方法变”，货币形式(“钱币之本质”)会跟着发生变化，这是“进化之程序使然，非人力所能如何。”这个认识较为全面、准确。他所讲的“钱币之本质亦不能不顺应此状态方法而变”的钱币之本质，指的是货币材料的本质不同，即原来的金银钱币代表的是一定量的金银;而今他所说的纸币以代表重要货物为本位，所以他所说的钱币之本质，即货币形式。货币形式的变化有实物货币、金属货币。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产生的铸币，支付手段职能产生的信用货币，在一定范围内的主币、辅币、纸币等。尽管它们的形式不同，可它们的本质相同，即货币的本质未变，所变的只是物质上的本质，这一点他未理解。

纸币。在他看来，纸币(信用钱币，含纸币、银行券等)是最新、最主要、最合于经济学原理的货物本位钱币制度。他认识到信用制度的发达，信用工具之被广泛采用，为纸币取代金属货币提供了前提条件，从而克服了金属货币所无法克服的缺点，较之金属货币它“最新、最要、最合于经济原理⁽¹⁰¹⁾。”古代信用制度不发达的年代，只有金银能够克服“或以经久而质变，或以值轻而量重，或以分割而用失”等种种弊端，故只有金银货币在流通中发挥货币的职能作用。如今的纸币通行于世，则由于它具有自取携便，分割容易的优点;至于耐久方面，金银本位币也有磨损，近代国家都规定一定年限收回改铸金属货币，对于纸币、银行券的纸质破裂、字迹模糊也有更换的成例，于是金银货币与纸币无甚径庭之别。纸币本身虽无价值可言，可作为凡代表金银本位钱币者，则以金银钱币之价值为价值。金银钱币之价值或购买力既变动无常，如前所云不能作为价格标准以一定百，则与其以金银币的一种或二种为本位而以纸币为代表，不如以金银暨其他社会最需要的货物为本位，而以纸币为代表，较为切合实际，符合科学的方法。尽管他夸大了信用货币的长处，甚至错误地将不换纸币的短处说成长处，例如将币值不稳说成币值稳定，或者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例如容易磨损的缺点，但他能将信用货币与信用制度自然地联系起来，放在一处考察，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联系起来，放到一处进行考虑，实在难能可贵，较之他人显得深刻、全面。

钱币革命的意义。在中国不确立近代的钱币制度危害极大，“价格不一，其影响于国民经济及内外贸易者至巨⁽¹⁰²⁾”。价格标准定，交通障碍除;生活机会多，乞食游民绝;纸币形式的货币可以转化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用以筑道路、开运河、产百物，物产与纸币为同比例之消长”。照此发展十年，“中国经济上之地位，纵不能与英美抗衡，然而自存自立之资格具备，断不至为资本国之牺牲，竭国民之脂膏，肥外人之囊橐矣。此则中国现代所要求⁽¹⁰³⁾。”此话固然不错，唯有夸大钱币革命之味道。以上所说政治经济的诸种社会问题，绝非一经钱币革命就能一蹴而就，迎刃而解的。更何况纸币的发行应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与物产的增长同步，如何可以倒过来讲物产与纸币同比例消长，当是其基本知识模糊不清所致。

钱币革命势在必行。该如何进行，是简单地效法西方国家(欧美、连同日本)采行金本位，或效法殖民地落后国家(菲律宾、印度、南洋各国)而采行金汇兑本位制，他认为这些作法都不能够接受。那么继续采行我国现行的银本位而统一之行不行呢?同样不可以。因为“废银用金，其无当于钱币根本革命，与舍金存银无异;所异者，惟金属之本质与其为物品之价值耳⁽¹⁰⁴⁾。”而在全国统一采行银本位，“就现行银币，立画一之制”，是将民国的宏大建设，裨益国计民生的利益弃而不顾，只是“救时弊于目前，饰观听于全国。”所以是“仅就钱币一问题，图苟且一时之解决。”虚金本位和实金本位也是“不彻底之改革，”要扭转国际贸易上的长期被动局面，绝非合理适宜的货币制度所能奏效的。其关系所在，“不知国际贸易之要著，在能保持输出输入之平衡。”这一认识至关重要，超出前人，卓有见地。他反诘金本位的主张者:“假如中国生产状态如故，输出入状态如故，而仅以金代银用，则每年流出之正货以何弥补⁽¹⁰⁵⁾?”更何况当时在世界金融中枢的美国，废金作币之说已经盛倡。可以断言，世人对金的迷信已在破除，金与普通物品同等看待，它的价值远不如战前高昂。他的论断真可以说是已经站在世界意识的前沿。当时中国的商品货币关系、信用制度的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如其预言所示，信用钱币取代金属货币的程度。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不足以保证商品货币关系及信用制度达到空前的发达程度。就全球来讲，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他的预言尚未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得以最终实现。

(二)论货物本位钱币制

廖仲恺主张货物本位钱币制。它的基本内容是:本位币“不限于贵金属，乃兼以社会之必需品充之。”他假定以12种货物:“金、银、铜、铁、煤、米、麦、豆、糖、盐、丝、棉”，“为钱币之本位”，并不作交易的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同价额之钱币流通于市场⁽¹⁰⁶⁾。”政府掌握的准备货物与流通的钱币同额。用准备的货物兑换收回纸币后，除去盈余部分外，全部销毁。具体做法是，其一，在国家权力所及范围内停止发行银行券，限期禁止银币通行，以新币收回，并销为银锭，与一般货物一视同仁，以供准备。其二是政府所入皆收新币，只准许铜元为辅币。一毫以上都用纸币。货币单位用圆，或废圆之称。圆以下用毫、分。其三是货币无固定单位量，物量的多寡全视物值的高低，而物值的高低全由有关部门依据各物的市场供求状况，以每月或每周统计指数表作索引得出。其四是国家设立钱币部，与财政部分离，不允许由于财政原因而动摇钱币之根本。下设制币、生产、供给和销毁四个局。制币局负责制纸、制版、印刷和发行业务;发行局负责调查、计划、生产、并以所生产的货物交付供给局，以便兑换;供给局负责调查国内外市场货物流通、供求实况，以保证准备货物的兑换;销毁局负责纸币的销毁和损益的计算，并将盈余部分拨入国库，以补充财政经费。其五是国家为维护平价，“价低者多购，价高者少购”，当某种准备货物供不应求时则抛出以满足社会需要。其六是买卖的盈余用来发展生产，修筑道路、开凿运河、生产百物，货币准备的盈余愈多，国家所能分配、调节的纸币愈多，兴办的利国福民的事业也就愈多⁽¹⁰⁷⁾。

从上述内容来看，他与朱执信同为阐发和宣扬孙中山废金银，行纸币、以货物为纸币发行保证的新观点。试图通过采行货物本位制来摆脱纸币与金属货币的联系及依存关系，消除货币购买力高下不一的弊病。他们都强调建立货物发行准备制度，把金银准备变为货物准备，纸币的发行量与国家所掌握的货物准备量相一致，而不是根据市场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量，这样固然可以保证纸币发行不被用来满足财政的需要，不被用来弥补财政赤字以过量发行纸币，可照样不能保证纸币币值的稳定。因为商品流通量与货物准备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不可能完全一致。他们认为纸币与兑换品的兑换比率应随市场价格的涨落而及时调整。

尽管如此，廖仲恺与朱执信的货物本位论也是各有特色，在具体点的理解和认识上表现为:

廖仲恺在说明货物本位币制的价格标准“不会有什么变动”，即不会出现贬值或升值现象的理由时，认为金银钱币的“量之重轻不易，故购买力之高下不一。兹之货物本位，无固定单位之量，物量之多寡，视乎物值之高低;而物值之高低，则由所司依市场各物之需要供给情形，以每月或每星期之统计制为指数表，以供索引，如现时之有行市然⁽¹⁰⁸⁾。”即金属货币重量固定不变，钱币购买力的高低随物价涨落而不断变化。物价上涨，则货币购买力下跌;物价下跌，货币的购买力上涨。相反，货物本位条件下的钱币则不同，它没有固定的单位量，所含物量随物价的变化同向同比变化。其实这不是廖仲恺的创见，不过是西方物价指数本位制的翻板，此其一。

二是不会出现一般等价物水平变动的具体理由。他认为:物价虽有涨落，而标准不失其度，所代表者为货物，则不论贵金属或生活必需品可随时向所司兑换，非如以金银为本位时只能兑取金银，也不如不换纸币之只为空票。且以货物本位之故，货物产出则代表着纸币流通;货物消费则代表着纸币熄灭。个别商品价格因供求关系的变动而随之变动不可避免，可绝不会出现“钱币与生产情形不相应，致有一般物价低昂之患。”纸币与货物自动相消长，纸币发行量与生产贸易需要量相一致，可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其实不然，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不啻决定于货币的数量，还要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商品价值量、市场供求，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量及其周转次数的变化等诸多因素。

三是钱币革命会“促生产之增加，而裕国民之财富，非为政府供不生产之消耗，补财政上之缺损。”这一指导思想十分重要，他将钱币革命与国民经济间的关系摆在合理的位置上，并强调钱币革命与弥补财政赤字无关。国家政费除依靠租税公债的普通财政手段外，丝毫不允许取给于纸币发行。当然它会间接支持着财政增加收入，因为币值的稳定，生产流通秩序的正常，以及有发行盈余上交国库，自然会促进“国民经济发达，税源日丰，政府量出为入，而人民乐于担负⁽¹⁰⁹⁾。”这一认识较孙中山的认识显得更加超脱，因而似乎显得要深刻、正确，亦后之诸多领导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四是尽管他对货物本位币制的评价很高，可对钱币革命的认识却极为冷静、客观。他竭力推崇货物本位制，把它说得简直有点儿神乎其神，“果能行此，则金银数千年专制之毒害可除，而经济革命之实效可举。于此而民不富国不立者，未之或有⁽¹¹⁰⁾。”它对于外贸和银行工作的推动更是不在话下。大有一举扭转乾坤，摧枯拉朽，气象更新之势。其实货物本位的提法就大有商讨的必要，所谓本位是就价值尺度而言，它具有排他性的特征，而以12种物价指数为本位，岂不要混乱不堪，无法收拾吗。诚如马克思在批判达里蒙时所说:“你们要废除金银作为货币这种排他物而具有的排他的特权，但是你们又要把一切商品变成货币，也就是说，你们要使一切商品都具有这种离开排他性就不再存在的性质⁽¹¹¹⁾。”发行准备与起价值尺度作用的本位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这里同样被混淆了。他没有孤立地简单地对待钱币革命，看到“中国有待于一般国民经济问题之解决，急于燃眉，钱币问题不过其中之一种。若对于重要之一般经济问题无所关涉，单就钱币施若干之改良，于全局无甚大之益。故中国钱币革命，当并经济革命——产业革命、交通革命——一举而完成之，然钱币革命能大有所造于中国⁽¹¹²⁾。”这一认识至为公允，为我国多数讨论币改论者所弗及。毋庸讳言，他的思想除了深受西方近代经济学说的影响外，也还接受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