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构想

一、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构想

银行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型金融机构，它的存在和发展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从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到1897年中国第一家自设银行——通商银行设立的20余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了20多家银行。他们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目的绝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相反，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外国在华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向中国输出资本，攫取中国财富和人民膏血的重要手段。它们的活动扰乱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垄断了中国金融市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外国在华银行纷至沓来，钳制中国经济咽喉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先后发出兴办自己银行的吁请和呼声。

就在丽如银行闯入中国的第二年，近代学习西学，改造中国的先驱，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先驱人物魏源就提出“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启蒙口号，具有时代感与民族感，金融方面，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大西洋·英吉利国总记》标题下，他介绍了英国债券、银行券、汇兑和存放款等银行业务，说:“兰顿(伦敦)国都，银号一所。因昔与佛兰西(法国)战，亏欠商民本银四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一万有奇，息银万有六千九百二十七万有奇，书票付给，分年支取。”《英吉利广述上》道:“其通国行宝为金，每金三两分作银价二十二块，其银再分铜钱，兼用银票。钱钞楮币与金银同价。……所有公银铺。每年所税本银六千万两。如有财而欲置之安稳，则缴于银铺也。……通国所行之实系金块，价值银三两，分为二十银块，以此再分为十二块，亦用铜钱，十二块为一银块，以此铜钱再为四分也。但银钱重，船难多载，况计所有，多不足用;积贮又阻于通商。于是国立银局，内收税饷，出银票以敷所用。……在国中及大邑，任商人别立银〔票〕，来往川流，不须动支实项。非若他国银票滥用，致局少现银，受害无穷，列国中惟英国银局最信，各国之商俱寄资取利焉”。“通商银铺五百有三家，资本大小不等，其最巨者三千有五十万九千四百五十元，小者亦有十余万元，统计银铺资本共万有八千一百八十二万九千二百八十九元。”在《夷情备采三·贸易通志》部分，对于中国、西洋立国之经济基础进行比较，分辨出一个以农，另一个以商立国之别。简介西洋各国金融工具机构:银票、银馆、换银票和担保会，也与中国初作比较，且有定性文字标示。如“银票，如中国之楮币，国王出之，以时收纳，循环失信，故外便商而兼利国。银馆者，如中国之银店，收银代为生息，但彼则国王自设之，故寄存银或支借，或出票。……此三国(法英美)为最，不独国都有之，其各城通市，私馆亦多。故银馆者，民之库，国之币，商贾之源。商民(qiónɡ，孤单)独，有所寄贿，则免其经营。贫商得以借贷，则资其转运。挽银票者，如中国之会票。凡西洋本国之商，欲赴广东贸易……但寄票往粤之商，会银交易。又如英商欲向花旗商买货而无现银，则亦出票会银于售货之某地……此三者，中国皆有此例，惟担保会则中国无之。其会有三:一曰船担保。……二曰宅担保。……三曰命担保。……此四者，皆西国恤商之政。而尤要者，则曰以兵船保护商船之法。”所以说:“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其国所立规制以利上下者，一曰银票，二曰银馆，三曰挽银票，四曰担保会。前二者，国王与商民分立之;后二者，则商民自设之”。文中流露出明显的倾慕与向往之情。他不仅最早大声疾呼学习西方，而且最早向国内介绍了西方新式银行(银号、银局、银铺)。

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编》中最早提出自设银行发行纸币、发展近代金融经济的主张:“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资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拿去也”。天王洪秀全在此条上眉批:“此策是也。”容闳也曾向太平天国建议创立银行制度，惜未及实施，太平天国旋即失败了。

6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新式工商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对于融通资本金的需要愈益迫切，对于创办新式信用制度的呼声愈益高涨，活动愈益加紧。兴办实业的洋务派和新生民族工商业者对于创办银行的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的认知也在不断地深化和提高。

1876年3月18日和4月3日《申报》先后报导著名买办、轮船招商总办、巨商唐廷枢(景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雨生)拟由中国纠集股份，在中国华南设一银行，并在东洋(日本)各埠及英京伦敦亦设分行。它的职能是为走东西两洋的生意公司以济其后，在客地的华商有所需时，设措资金，即为海外贸易和远洋航运融通资金，拟资本金200万元。《通闻西报》还报导:一些广东商人已认购30万两几乎全部所需资本⁽¹⁾。这项计划并未实现。同样，广帮商人陈生主持的荣康银号，计划先在广州、香港开办，后次第设在上海、汕头、福州、天津等埠，资本200万元，先收一半。目的为便利“中国商贾兑汇”，使我中国之远客异邦者，必皆争握利权，与西商齐驱并驾⁽²⁾。嗣因招股不可，到1877年就停止了活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天津、上海等地区不断出现创办新式银行的建议和活动，但都成了画饼。

1892年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陈炽、郑观应(详见本章第四、五节)对银行的职能、作用、地位及其在中国建立的必要性与特殊意义都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探讨和阐发。1895年胡燏棻(yù fēn)上《变法自强折》，提出:“中国不自设银行、自印钞票、自铸银币，遂使西人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次年，汪康年(穰卿)也曾建议:“振兴之要，又在阜财用。阜财用则必须兴商务……立公司，铸银币，设银行……。”“银行不设，税则不减，假贷之法不定，则资本不能轻⁽³⁾”。钱塘人孙鲁钦在《理财篇》中，认为:“开采矿产，筑造铁路，通行邮局，设立制造，诸凡要政，有骤苦资本之无出者，银行但有可以指抵之款，皆可次第代筹，是故以银行为诸务之本，则银行之利薄，新政之利兴，而我国之权利亦从此而收矣⁽⁴⁾”。张謇在《劝通州商业合营储蓄兼普通商业银行说帖》中也提出:“中国民智尚塞，商学未兴，安得各种之银行同时并建?是今日为实业计，必先银行。为银行计，必先营储蓄而兼普通商业，以储蓄资普通商业之本，以普通商业资储蓄之息。一行兼之，尤为灵通而稳固⁽⁵⁾”。足见，他们都已认识到发展企业与创办银行的密切关系，企业少不了银行，银行必须先行;银行亦离不开企业，企业为其利源;银行利润率最高，一行兼之，则整个经济就能灵活而稳定，收回失去的利权也就指日可待了。这代表了新生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愿望。

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拟设官银行，其主持盛宣怀则筹办了商办通商银行。清廷为摆脱财政支绌的窘境，要创办户部银行，纷纷扬扬，热闹了好一阵子。下面拟依次予以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