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

第十六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

一

打个比喻,当一个人决定储蓄的时候,只表示他决定今天少吃一顿,但他不一定同时决定把今天省下来的钱留待一周或一年以后用来吃饭或买鞋,或为了某年某月某日去消费某物。因此,今天开饭馆的就蒙受不景气的影响,而今天制造未来消费品的企业也没有得到多少激励。这样看来,个人的储蓄行为并不是用未来的消费需求替代当前的消费需求,而只是减少了当前消费需求。一般人推测未来的消费量时大多是以现在的消费量为依据,所以,现在消费减少大概会使未来消费蒙受不景气的影响。个人的储蓄行为不仅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而且会使现在的资本边际效率降低,结果是既降低现在的消费需求,又降低现在的投资需求。

如果储蓄不仅是现在不消费,而且同时还预定未来消费,那么,其效果实际上就迥然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投资未来的预期收益将因此而增加,一些准备从事现在消费的资源会转而准备从事未来消费。即使如此,二者也不一定相等,因为,未来消费的时间可能距离当前很远,而生产方法也要“迂回”(Roundabout)到很不方便的程度,使边际效率低于当前的利率。预期消费对就业的有利影响不能立即产生,要留待以后逐渐呈现,因此,当即的影响还是对就业不利。事实上,个人储蓄时并没有对未来消费下一张具体的订单,而只是撤销了现在的一张订单。由于就业的唯一理由在于满足消费,所以,毫不奇怪,当消费倾向降低而其他情况不变时,就业量就蒙受不利影响。

麻烦在于个人储蓄行为并不蕴涵着用一个事先规定的未来消费替代当前的消费;而且即使如此,为未来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做的准备,在数量上也未必就正好等于这个储蓄数额用于现在消费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储蓄只是单纯地要持有“财富”,从而获得一种可以随时随地消费的潜能。有一种谬论在一般人中蔓延,认为个人储蓄行为就有效需求而言结果与个人消费行为完全相同。这一谬论源自一个乍看起来更加难辨真伪的谬论:所谓持有财富的欲望增加就是投资的欲望增加,后者会增加投资需求,刺激投资生产,所以,当个人储蓄时投资的增加量正好等于消费的减少量。

把这种谬论从人们的心目中消除干净是最困难的。它源于一般人相信财富持有人想得到的是资本资产本身(Capital-asset as Such);实际上他只想得到该资产的未来收益(Prospective Yield)。未来收益完全由预期的未来有效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如果储蓄行为根本不能改变未来收益,也就根本不能刺激投资。而且就个人而言,储蓄要达到持有财富的目的,也不必有新资本资产的产生才能完成。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个人储蓄行为具有“两面性”(Two-sided),一个人储蓄时,一定会迫使别人把无论新旧的某种财富转移给他,当然他自己也因为别人储蓄而蒙受不利影响。这种财富转移不要求有新财富的创造,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种被迫的创造(“Forced”Inevitable)也许是有害的。新财富的创造完全依赖于新财富的预期收益要达到现行利率水平。而边际新投资的未来收益要看在特定的时间,对特定物品有没有预期的需求而定。因此,有人想要增加其财富这件事实本身并不能使边际新投资的预期收益增加。

论辩中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结论:财富所有者想要得到的并不是特定的预期收益,而是一个最佳可能的预期收益,当持有财富的欲望增加时,新投资的生产者感到满意的预期收益也降低。这个说法忽略了一点,即除了实际资本资产外,总还可以用货币或债券方式来持有财富,所以,新投资品生产者所满意的预期收益不能低于现行利率标准。但我们已经知道,现行利率并不是由要不要持有财富来决定的,而是由以流动的还是非流动的形式来持有财富,以及财富在各种形式上的供给量来决定的。假如读者还迷惑不解,那就请他反躬自问:货币数量不变,为什么当个人有新的储蓄行为时,在现行利率下人们愿意用流动形态来保持的财富数量会因此减少?

假如我们还继续追问,就会有一些更深的疑难问题,需要留待下一章讨论。

二

我们最好说资本在其寿命中会有一个超过原来成本的收益,而不说是资本是生产的(Productive)。资本在其寿命中的服务价值大于原来供给价格的唯一理由是资本稀缺(Scarce)。资本之所以稀缺是因为有货币利率(Rate of Interest on Money)与之竞争。如果资本的稀缺性降低,那么,收益超过原成本的数额递减,但资本的生产力至少就物质意义而言并没有降低。

因此,我同情前古典(Pre-classical)理论的劳动生产论(Produced by Labou),即有助于劳动力的是:过去所谓的工艺(Art)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技术(Technique);自然资源,由丰裕或稀缺程度决定是无偿使用还是支付地租成本;过去的劳动成果物化而成的资产,其价格也依稀缺性和丰富性而定。我们最好是把劳动看作生产的唯一要素(Sole Factor),当然,包括企业家及其助手的工作在内,在既定的生产技术、自然资源、资本设备和有效需求等环境下工作,这样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除了货币和时间单位外,我们可以用劳动单位(Unit of Labour)作为经济体系唯一的物质单位(Sole Physical Unit)。

有些长的或迂回的生产过程确实表现为物理效率(Physically Efficient)较高,但有些短的生产过程也是如此。长过程并不因为其长而物理效率高,有些长过程(也许是大部分)的物理效率很低,因为,有些东西不能长期储存,会有损耗。^[40]在既定的劳动数量下,利用物化的劳动进行迂回生产是有一定限度的。别的不说,制造机器的劳动和使用机器的劳动就必须成一定比例。当生产过程越来越迂回时,即使物理效率还在增加,最后的价值量(Ultimate Quantity of Value)也不会无限制地增加。如果延缓消费的愿望很强,要实现充分就业,投资量必须扩大到使资本边际效率成为负数,生产过程才仅仅因为长而变得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挑选物理效率比较低的生产过程,这些过程的长度要使其延迟消费之利大于效率低下之弊;而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使短生产过程稀缺到物理效率较高之利大于产品早产之弊。一个正确的学说应当是两方面都适用的,即无论资本边际效率是正是负,都可以包括在内。我想只有上述“稀缺”说才能做到这一点。

进一步讲,所有理由都说明,为什么有些服务和设备会稀缺以致其价格(相对于其所用的劳动力)昂贵?例如空气恶浊的生产过程劳动报酬就高,否则谁都不愿意干。有风险的过程也是如此。但我们并不设计一个生产理论:空气恶浊或有风险的生产过程是富有生产效率的。简而言之,并非所有的工作环境都是同样愉快的,在均衡状态下,不愉快的工作环境(如恶浊空气、有风险或时间间隔等)下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是稀缺的,以便保持较高的价格。但如果时间间隔变成一种愉快的环境,这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有人持这种观点,那么上面已经说过,短的生产过程倒反而要保持相当的稀缺性了(Sufficiently Scarce)。

如果给定最适度的迂回生产过程,我们当然要在同一迂回程度的生产过程中选择效率最高者。而所谓的最适度则是指最合适的时间满足消费者的延迟需求。换句话说,在最适度的情况下,生产的组织方式应当推测在什么时间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有效,然后根据这个时间,用效率最高的方法去组织生产。如果交货日期与这个时间不同,那即使改变这个时间可以使物质产量增加也无济于事。例如,除非消费者因为受饭菜丰盛的引诱,愿意提前到场或把开饭时间推迟。如果消费者在听取了详细报告之后知道了各种晚餐可能有的饭菜情况,决定20:00开饭,那么,即使厨师认为绝对最好的晚餐应该是19:30、20:00或20:30,但他的职责就是配合消费者确定的这个时间尽力做好饭菜,准备开饭。在社会上有的阶层可能是好饭不怕晚;有的阶层则宁可饭菜差些也要早些。上面已经说过了,我们的理论应当两种情况都适应。

如果利率为零,那么要使劳动力成本最低,则任何既定商品在要素平均投入日期到商品消费日期之间,都有一个最适度的时间间隔(Optimum Interval)。如果生产过程比这段时间间隔短了,则技术上效率就降低了;如果比这长了,则因有仓储费用和损耗的关系也使效率降低了。如果利率大于零,那又多了一个成本因素,而且这个新因素会随生产过程的加长而增大,于是最适度的时间间隔就应该缩短,而当前为了未来交货而投入的要素也随之减少,直到未来价格的提高足以弥补成本的增加。成本的增加则是因为利息负担和生产过程缩短引起的效率损失。如果利率小于零(假定这种情况具有技术可行性),则情况相反:如果未来消费需求不变,现在投入的生产要素要同未来的要素投入相竞争,后者会因为技术效率的提高或要素价格的变化而产品成本较低,只要后者的生产成本降低小于现在的负利息收入,生产过程就不值得现在开始而留待未来。大部分商品只能在消费时间不久之前开始生产,时间间隔太长就缺乏效率。即使利率等于零,可以为消费需求做准备而且有利可图的情况也有一个严格限制;随着利率的上涨,今天为未来消费需求准备生产的比例也逐渐降低。

三

我们已经明白,资本在长期中必须保持足够的稀缺度(Scarce Enough),以使其边际效率至少等于长期利率,所谓长期亦即资本寿命期;而利率则是由心理和制度情况决定的。没有一个社会,其资本设备已经很丰富,如果再增加投资,则资本边际效率将为零或负数;但该社会的金融体制又使得货币可以“保持”,而贮藏和保管的费用又都极少,所以,事实上利率不能为负数。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该社会的储蓄倾向该当如何?

现在先假定这一社会已经达到充分就业,再观察以上种种假设的后果。如果企业家们利用现有全部资本设备继续提供就业,则企业家们一定蒙受损失。因此,现有资本量和就业量必须缩减,直到社会穷到总储蓄等于零,即一定个人和团体的正储蓄正好被别人的负储蓄所抵消。所以,这一假想社会在自由放任政策下达到的均衡状态,一定是就业量及生活标准都低得可怜,以至于出现零储蓄。比这个可能性更大的则是围绕这个均衡位置的循环运动。如果未来还有不确定性的余地,则资本边际效率会偶然大于零而引起“繁荣”;而在以后不景气的时期,资本数量又会降得太低,以至于边际效率又大于零。假如有先见之明,则均衡状态下边际效率等于零的资本数量必然小于充分就业下的资本数量,与均衡状态下的资本数量相对应的一定是一部分人失业,这样才能确保零储蓄。

除此以外,唯一可能的均衡状态是,边际效率等于零时的资本数量恰好是人民在充分就业和利率等于零的情况下,愿意提出以备未来之用的财富数量。但是,要使充分就业下的储蓄倾向恰好在资本数量大致使边际效率等于零时,得到满足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如果利率改变可以补救储蓄倾向与充分就业的冲突性,那么利率必须逐渐下降,但不必很快下降到零。

到现在为止,一直假定制度因素的存在使利率不能为负数,然而事实上,除了制度因素以外,还有心理因素,所以,利率下降时可能达到的限度要比零大许多。尤其是把借贷双方拉到一起就要发生费用,加上利率的前途不确定,因此,长期利率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可能在2%～2.5%的水平上。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财富数量增加和自由放任政策下利率下跌两种情况所共同产生的恶果很快就会在现实中出现。而且,如果利率的实际水平远在零之上,而在利率还没有达到最低水平以前,社会积累财富的欲望大概也得不到满足。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两国的实际经验表明,因为积累下来的财富已经很大,所以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但利率却由于制度的和心理的因素而不能很快下降;于是大体上自由放任情况下的就业量和生活标准都达不到合理的水平,虽然就生产技术而言完全可以实现。

因此,没有两个社会,生产技术相同但资本数量不同,则短期内资本数量较小的社会可能反而比资本数量较大的社会享受更高的生活标准。而在资本数量赶上以后,两个社会都遭遇了米达斯(Midas)命运。^[41]这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基于一个假定:即人们并不从社会利益角度设法对消费倾向和投资量加以调控,而主要是让二者在自由放任情况下自行发展。

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率时,有一个与储蓄倾向相对应的资本积累率。无论什么原因,如果利率的下降速度赶不上在此积累率下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速度,那么,即使把持有财富的欲望转向于经济上不能生息的资产,也足以增加经济福利。因此,百万富翁活着建豪宅,死后造金字塔作坟墓;或为忏悔罪恶而建造教堂,资助寺院,接济宗教团体,则因资本充足,也会使产出丰富的日子向后延续。因此,利用储蓄“在地上挖窟窿”不仅可以增加就业量,而且可以增加实际国民收入中有用的商品和服务。不过假如我们已经知道决定有效需求的各种因素,那么,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就不应该再固步自封,继续依赖这种偶然的常常很浪费的补救办法。

四

我们假定已经有办法调整利率,使投资正好能够维持充分就业。并假定国家也从事经济活动以弥补私人企业的不足,使得资本设备达到饱和点,但又不操之过急以保证现在一代的生活标准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下降。

在以上种种假定之下,我猜想一个由现代技术资源(Modern Technical Resources)装备起来步入现代轨道的社会,如果人口不增加太快,那么,在一个世代内(Single Generation),就可以使均衡状态下的资本边际效率约等于零。这样我们就进入一个准静态社会(Quasi-stationary Community)的状态,除非生产技术、个人偏好、人口和制度发生改变,否则不再会有改变和进步。资本所生产商品的售价也与劳动力成比例,其价值的决定原则,一如需要资本极少的消费品,资本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我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很容易使资本丰富到边际效率等于零的程度,这也许是革除资本主义诸多弊病(Features of Capitalism)的最好方法。一个微小的反应所表现的将是巨大的社会变革!这是财富积累将逐渐得不到报酬的结果。个人仍然有自由积累自己所挣的收入以备日后之用,但是,他的这种积累将不再自行增长。他的处境与波泼之父(Pope’s Father)相同:从商业上退休下来时携带一箱金币迁入乡间别墅,日常用度就从此箱取用。

虽然食利阶层(Rentier)会消失,但人们对未来的看法还可以不同,因此,进取心和技巧(Enterprise and Skill)还有用武之地。以上只是就纯利率进行讨论,没有涉及风险之类的报酬,所以,不是包括风险报酬在内的资产总收益。除非利率是负数,否则只要投得巧妙,投资于未来收益不确定的资产,收益仍然为正数。如果人们都不太愿意承担风险,那么,由这类资产整体所可得的净收益也是正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因为人们太热衷于从事不健全的投资以图收益,结果投资者所得的净收益总额却是负数(Neg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