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关于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的大部分著作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既定量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是怎样配置的;二是在使用这一既定量资源的前提下,哪些因素决定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以及产品的相对价值。^[2]

对于既有的可用资源的数量问题,例如,可就业人口的多少、自然财富的丰瘠以及资本设备积累的数量等,古典经济学一向采用对既定数量进行叙述的方法加以说明。至于在这些既定数量之中,实际就业是多少、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却很少有详细的理论说明。当然,如果说对这种基本理论根本没有探讨,也显得过分。毕竟讨论就业量波动的论述很多,而一旦讨论到就业量的变动,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这种基本理论。我的意思是,不是这个问题被忽视了,而是对于构成这个问题基础的基本理论被忽视了。因为它一向被认为太简单、太容易,至多只要提一下就够了。^[3]

一

古典就业理论,看上去简单明白,实际上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定前提之上的,而对于这样两个基本假定前提则几乎毫无讨论。这两个前提是:

(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也就是说,一位就业者的工资等于把就业人数减少一人所引起的价值净损失。所谓净损失是指在减去由于产值下降而减少的其他成本之后的损失。但这是有限定条件的,如果竞争和市场是不完全的,则工资就不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而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原则可以遵循。

(2)当就业量既定不变时,工资的效用恰好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也就是说,每一位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根据就业者自己的估计,恰好足以使这些原有就业人数继续工作而维持不变。正如第一个前提因竞争的不完全性会产生例外一样,假如第二个前提所要求的单个劳动者地位平等的约束条件由于劳动者结成工会而被破坏,那么第二个等式也就不适用于每一个劳动者。此处的所谓负效用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接受在他们看来效用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工资。

第二个假定前提并不会与所谓“摩擦”失业相冲突。因为,在把它运用于实践中的时候,应当允许在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误差,从而导致不能持续保持充分就业状态。例如,由于错误的估算或者需求的时断时续,各种专业化资源相对数量暂时失衡而产生的失业;或者由于出乎意料的变化而产生的时滞;或者转换工作时所必然花费的时间间隔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一个非静态社会中,总有一部分资源因“在不同工作间转换”而暂处无业状态,凡此种种都可引起失业。除了“摩擦”失业外,该假设前提也不会与“自愿”失业相冲突。“自愿”失业是指:劳动者由于法律规定、社会习俗、集体议价、对变革反应迟缓、惰性等原因,拒绝或者无法接受相当于他们边际生产率的产品价值的工资而产生的失业。在古典理论的假设前提下,所有失业只有“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第三类失业——即我以下将定义的“非自愿”失业。

根据古典理论,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是这两个假定前提决定了就业的资源数量。第一个假定前提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需求曲线,第二个假定前提提供了就业的供给曲线;就业量被决定于边际产品效用与边际就业负效用相等的那一点上。

由此推知,只有四种有可能增加就业的方法:

(1)改进组织结构或者增强预见性,从而减少“摩擦”失业。

(2)降低以实际工资表示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将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可供雇用,从而减少“自愿”失业。

(3)提高工资品行业劳动者用实物计算的边际生产率。工资品(Wage-goods)是庇古教授创造的名词,应用起来很方便。它是指其自身价格可以决定货币工资效用的物品,即货币工资的效用可以由工资品的价格确定。

(4)使非工资品的价格上涨超过工资品的价格上涨,同时,把非工资收入者的开支由工资品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据我所知,以上就是庇古教授《失业论》一书的实质内容。该书也是硕果仅存的古典理论关于就业的详尽论述。^[4]

二

那么,古典学派的两种失业类型真的概括了全部失业现象吗?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却仍找不到工作。一般而言,只要有这样的需求,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就业人数就可以大量增加。古典学派认为,他们的第二个假定前提与这种现象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供给量固然可以大于劳动力的需求量,然而这种情况的产生要归因于劳动者之间公开或默认的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不为低于现行工资水平而工作,而且只要全体劳动者同意降低货币工资水平,就业量就会扩大。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失业表面上是“非自愿”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而应把它纳入上述由于集体工资谈判等原因而造成的“自愿”失业。

这种现象有两点值得考察之处:第一点涉及劳动者对待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真实态度,这在理论上并不具有重大意义;但第二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暂且假定,劳动者确实不愿意在较低的货币工资水平下就业,并且降低现行货币工资水平确实会引起罢工等现象,使得一部分已经就业的劳动者因此而退出劳动市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论说,现行实际货币工资水平就准确地度量了劳动者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因为降低现行货币工资固然会引起一部分劳动力退出劳动市场,但是,在工资品价格提高而导致货币工资所能购买的工资品减少时,却不一定产生同一现象。事实上,也许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要求的可能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而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古典学派一直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即这种现象不会对他们的理论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其实则不然,因为如果实际工资不是劳动力供给函数的唯一变量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将彻底瓦解,并遗留下实际就业量将非常难以确定的问题。^[5]古典学派似乎没有认识到,除非劳动供给只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否则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将随每一次变化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因此,他们的方法是与他们的特殊假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能在通常的情况下运用。

常识也明确告诉我们,在某种限度以内,劳动者通常要求得到的不是实际工资而是货币工资。这不是一种特殊情形,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工人们一般都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但工资品价格的每次上升并没有导致他们因此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有人可能认为,劳动者只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而不抵制实际工资的降低,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根据本章第三节所陈述的理由,这可能不会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合理。而且,无论逻辑上是否成立,经验事实证明,劳动者的实际行为就是这样。

另外,对于经济萧条下的失业现象,如果认为这是由劳动者不接受削减货币工资造成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如果认为美国1932年失业问题的原因是劳动者固执地抵制削减货币工资,或者是他们坚持要求的实际工资高于经济机构的生产率所能负担的水平,那么恐怕这种说法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实上,在劳动者的最低真实需求或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变化时,就业量却出现过巨大的波动。而劳动者在萧条时期也不会比繁荣时期变得更坚强——远远不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也不会比萧条时期变小。这些事实足以构成初步的理由,令人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合适。

看看货币工资变动与实际工资变动之间的实际关系究竟如何,统计研究的结果是饶有趣味的。如果变动限于某一具体行业,则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变化方向大体是一致的。但在考察整体工资水平的变化时,我们将会发现,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不仅不是按照同一方向变动的,而且通常是按照相反方向变动的。即在货币工资上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工资却下降了;而在货币工资下降的时候,实际工资却上升了。这是因为在短期内,货币工资的下降和实际工资的上升常常与就业量的减少联系在一起。二者各有相联系的理由:在就业量下降的情况下,劳动者更容易接受削减工资;同时,由于产量下降而资本设备数量不变,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将会上升,而实际工资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

在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如果确实已经到了最低限度,在工资水平低于这一限度的情况下,愿意就业人数无论怎样也不会超过现在的实际就业人数。那么,只有“摩擦”失业而不存在“自愿”失业。但如果说事实一定如此,也有些不近情理。因为,在现行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品价格上升从而实际工资降低,那么通常情况下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水平而就业的人常常还比现在实际就业人数多。果真如此,那么现行货币工资能够购买的工资品,就不能准确表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于是,第二个假定前提也是不成立的。

不过还存在一个更基本的异议。第二个假定前提源自这样一个观念:实际工资决定于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尽管古典理论承认双方实际协议的内容是货币工资,甚至也承认劳动者所能接受的实际工资与当时相应的货币工资并不完全相关,然而,他们还是认为劳资协议决定的还是货币工资,货币工资水平决定实际工资的水平。因此,古典理论认为,劳动者肯让削减货币工资,他们的实际工资也总是会下降。而实际工资趋向于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的假定,显然是认为:劳动者自身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能够决定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实际工资,尽管他不能决定这一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

总之,传统理论强调:劳资双方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因此,如果雇主之间存在互相竞争,劳动者之间又没有社团组织设立的种种限制,那么只要劳动者愿意,他们就可以使实际工资与该工资水平下雇主愿意雇用工人数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如果不是这样的条件,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使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趋于相等。

我们必须记住,古典学派的结论是打算运用于劳动者整体的。而不仅仅指单个个人如果愿意接受被其他劳动者拒绝的、较低的货币工资就能够实现就业。古典学派认为这一结论同样适应于封闭体系和开放体系的社会。其所以适应于后者,并不是基于开放体系的特征,或是当一国降低货币工资时将影响其对外贸易。这当然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他们结论的真实性也并不是基于货币工资总支出减少时,银行系统以及某种信用状况会起反应,因而产生某种间接影响。这将在第十九章中详加讨论。他们的结论是基于下列信念:在一个封闭体系中,当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降低时,则至少在短期内,必然有若干(收入不一定成比例)一定量的实际工资减低。这也许有例外,但例外并不重要。

现在我们知道,说一般的实际工资水平决定于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货币工资协议,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几乎没有人去试图对这一观点进行证明或证伪。因为这一说法与古典理论的一般论调相去甚远。古典理论告诉我们,价格决定于边际直接成本,而边际直接成本决定于货币工资。而一旦货币工资改变,我们就可以预计,古典学派会争辩说,价格将做同比例改变,而使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大致保持不变。如果对于劳动者有一定利益得失的话,那是因为边际成本中有若干因素并未变动,致使劳动者蒙受损失或得到利益。^[6]古典学派之所以没有沿着这个思路探索下去,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劳动者可以自己决定实际工资率;一部分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先入之见,认为物价决定于货币数量。而且,劳动者自己可以决定实际工资率这一命题一经成立,又会和另一个真命题混在一起,以至于真假难辨。这另一个命题是,劳动者始终可以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在何种实际工资率下达到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是指在一定的实际工资率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就业量。

总结上文,关于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前提,存在两个异议。第一个异议与劳动者的行为有关。货币工资不变时,因物价上涨而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一般不会使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供给量低于上涨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供给量一定会下降,那无疑是说,在现行货币工资下愿意工作而实际未就业的人们,仅仅是因为实际生活费用稍微提高了一些,就不再愿意工作了。然而这种古怪的假定却似乎贯穿于庇古教授的《失业论》全书中,且为全体正统学派者所默认。

关于第二个更基本的异议,我们将在本书以下各章中逐渐展开,它源于我们不敢苟同的假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直接决定于工资协议。古典学派的这一假定,实在是犯了重大错误。因为,全体劳动者可能没有任何方法使相当于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工资品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也可能没有别的方法,让全体劳动者能够通过修改与雇主们就货币工资达成的协议,而将实际工资水平降低到某一给定值。我们将努力证明: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首先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决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要阐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将说明,我们对于置身其中的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是怎样运行的,还始终有很深的误解。

三

虽然个人和团体之间关于货币工资的斗争常常被认为是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的,但事实上争执的是不同的对象。由于劳动力在各行业之间转移存在障碍,因此工资在不同行业之间的纯收益并不能趋于绝对相等。只要个人或团体的货币工资比别人相对降低,也必然导致其实际工资降低,这就是他们抵制货币工资降低的充分理由;反之,当货币购买力下降时,全体劳动者都受影响,而要对每一次由此引起的实际工资下降都加以抵制,实在是不大可能。事实上,除非由货币购买力下降引起的实际工资降低到了极端程度,一般都不会引起抵制。而且,发生在局部一两个工业部门的劳动者对于货币工资降低的抵制,对于增加就业总量的阻碍,远不如抵制实际工资降低那样厉害。

换句话说,关于货币工资之争,主要是决定如何将工资总额分配于各劳工团体,而不是决定每个就业岗位的实际平均工资;后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将由另外的一组力量所决定。工会组织的部分效果只是保证他们的相对实际工资,至于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由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力量所决定。

幸运的是,工人们倒是比古典学派更具理性的经济学家,尽管是无意识地做到的。就抵制削减货币工资而言,即使现行货币工资的实际商品购买力高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尽管这种货币工资的削减很少或从未涉及全体劳动者;相反,尽管此时货币工资仍保持不变,而实际工资减少,可以使总就业量增加,他们却不会抵制。除非减少的数量大到可能使实际工资低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这时,不论对货币工资的削减数量多么小,每个工会都将会采取一定的抵制措施。但是,既然没有一个工会想着为生活费的每一次上涨都罢工,因而工会并非像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对就业量的任何提高都加以阻碍。

四

我们现在必须对第三类失业,即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进行定义,尽管古典理论不承认有这类失业存在的可能性。

显然,我们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并非是指有工作能力可用而不用,例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每天可以工作10小时,而称8小时工作日为失业;我们也不能把工人不愿意接受低于某种限度的报酬而宁可不工作称为“非自愿”失业。为方便起见,“非自愿”失业不包括“摩擦”失业。我对“非自愿”失业的定义是: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有轻微上升时,如果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劳动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就业量,那么便存在劳动者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下一章将提出另一个定义,不过二者殊途同归(参见第三章)。

据此定义可推论出,第二个假定前提所作的假设,即实际工资等于就业量边际负效用,在现实中的意义,相当于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状态。这种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状态,我们称为“充分”就业。“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与我们所定义的“充分”就业是相容的。“充分”就业与古典理论的其他特征也是相符的,因此,古典理论最好被称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分配理论,只要古典学派的两个假定前提能够成立,以上定义的“非自愿”失业是不会出现的。所有失业都是下列几种原因的结果:①两种工作转换时的暂时失业;②专业化程度极高,因此需求时断时续;③工会采取“关门”政策,不让自由工人就业。古典传统的作者由于忽视了其理论的特殊假定,必然会推导出下列逻辑结论:一切失业,除了上述特例,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失业者不肯接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适应的工资率。当工人拒绝削减货币工资时,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也许会同情他们,也承认为应付暂时局面而削减工资是不明智的,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科学见解”,认为失业的根源还在于工人不让降低货币工资。

显然,如果古典理论只能适用于充分就业的情况,那么,在存在“非自愿”失业(谁又能否认它的存在?)的情况下,用它来解决“非自愿”失业的问题自然会错误百出。古典经济学家就好像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家生活在非欧世界里。当他们发现在日常经验中两条看起来是平行的直线会相交时,他们只会抱怨为什么直线不是直的!在他们看来,直线直走才是避免两条平行线不幸发生冲突的唯一办法。然而,除了放弃平行公理,另行创造非欧几何之外,确实没有补救的办法。当今的经济学也需要如此改造一下。我们要颠覆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前提,并另外创造一套使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有可能存在的经济行为体系。

五

我们强调与古典理论体系的不同之处,但也不应忽视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我们还将保留第一个假定前提,并与古典理论假设它所受的约束条件相同,不过稍停一下,必须要加上我们所认为的它的含义。

这种含义就是在组织、设备和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和产出量(也就是实际工资和就业量)之间存在唯一的相关关系。因此,通常情况下,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工资率必然下降。对古典经济学家们认定的这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事实,我并不表示异议。如果组织、设备和技术不变,那么一单位劳动力能够挣到的实际工资,必然与就业量形成唯一的相反关系,所以当就业量增加时,在短期内,一单位劳动力得到的报酬,以工资品计算必然会减少,而利润则增加。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的反面:在短期内,因设备等可以假定不变,工业常常受报酬递减规律支配,因此当就业量增加时,工资品工业的边际产量必然下降;但由于后者决定实际工资,因此实际工资下降。只要这个命题成立,那么任何增加就业的办法,都必然同时使边际产量下降,如果以此边际产量衡量工资,那么工资率也必然下降。

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前提一经推翻,那么当就业量减少时劳动者固然可以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率(以工资品计算),但就业量的减少却并不必然是由劳动者提出更高的工资(以工资品计算)要求而引起的。况且即使部分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水平的货币工资,并不必然就能解决失业问题。这里所提到的与就业有关的工资理论,将在第十九章及附录中详加论述。

六

从萨伊和李嘉图时代到现在,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讲述的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全部生产成本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用在购买产品上,不过他们没有给出这句话一个清晰的定义。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这个学说讲得很清楚:

“用来购买商品的只是商品。每个人用来购买别人商品的,只能是他自己所有的商品。就字面而言,所有卖者必然是买者。因此,假如一国的生产力猛然增加一倍,则所有商品的供给量也增加一倍,但购买力也同时增加一倍,每个人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也都是以往的一倍,每个人的购买量增加一倍,因为每个人用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7]

从该理论可以得出这样的假设:任何有购买力的个人节制消费的行为,必然导致因此而释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等量地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下面的引文是从马歇尔所著的《国内价值纯理论》中摘录的,可以充分地说明这种传统的观点:

“个人的全部收入都是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我们常常听到某人把他的收入花掉一部分,储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上大家公认:他所储蓄下来的部分,也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和他花掉的部分完全一样。当他购买商品和服务,用于现在的享受时,我们称为消费;当他购买商品和服务用于生产财富,希望用于未来的享受时,我们称为储蓄。”^[8]

从马歇尔的后期著作,^[9]或从艾奇维斯或庇古的著作中,不容易找出类似的文句。在今天这种学说不再以如此简单的形式出现。不过它仍然是整个古典理论的基础,没有它,古典理论就要崩溃。当代经济学家也许要踌躇一下,不能同意穆勒,但是以穆勒学说为前提的许多结论,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以庇古教授为例,在其绝大部分著作中,庇古教授仍然相信,除了引起若干摩擦阻力之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像穆勒一样,经济学可以根据实物交换的情况,完成生产理论和就业理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入货币。这就是古典理论传统的现代表述方法。当代经济思想还是摆脱不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人总要花钱,只是花钱途径不同而已。^[10]对于这一推论,战后^[11]经济学家的思想中过多地掺入了与之相反的倾向和从经验中得来的事实。但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出有影响力的结论,而且对他们的基本理论也没有进行修正。^[12]

古典经济学家把从《鲁滨逊漂流记》中自产自销经济的关系里得出的结论,用错误类比的方法运用在了现实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在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经济体系中不存在交易,个人所得全由生产活动而来,他所消费或保存的,真正而且只能是他自己生产的实物。另外,古典学派因需求而带来的销售收入总能补偿生产成本的命题,似乎有很高的可信度,因为它容易与另一个貌似无可置疑的命题相混淆:某种社会生产活动的各类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必然等于这一生产活动总产出的价值。

与此相似,难免会产生这样很自然的想法:一个人可以在没有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自己致富,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必定会使整个社会财富得到增加。古典经济理论(参见上面引述的马歇尔的话)却由此推出下列命题:个人的储蓄行为必定会带来与之相应的投资行为。同样不幸的是,这个命题又和另一个貌似无可置疑的命题相混淆:个人财富净增量的总和,恰好等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净增量。

但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的人其实都被错误的幻觉欺骗了,从而导致把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误认为存在一种自动调整机制,在决定抑制现在消费和决定准备未来消费之间起协调作用。实际上决定后者的动机与决定前者的动机是根本不同的。

可以认为,这个社会总产出的需求价格等于社会总供给价格的假设,相当于古典理论中的“平行线公理”(因看似平行的线却相交,从而指责线没画直)。承认这一点,其余的就自然成立了:节俭对私人和国家社会都有益的节俭论、传统观念的利率论、古典学派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论、自由放任有益无弊的国际贸易论等都接踵而来。我们在后面将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

七

本章指出了古典理论依次取决于下列三个假定条件:

(1)实际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2)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

(3)供给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其含义是:在产出和就业的任何水平下,总需求价格都与总供给价格相等。

从本质上讲,这三个假定条件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它们是否能成立是一致的,任意一个都与其他两个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