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能力与示范作用

哪些企业可以作为中日纱厂的代表呢？当然标准有很多种，比如企业地点、创建时间、企业资本额等，这里我们选择最知名的中日企业作为代表：日资纱厂选择内外棉和上海纺，中资纱厂选择申新纱厂与永安公司。它们都是规模庞大的集团公司，选择它们作为中日纱厂的代表应该没有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内外棉在日本国内还有两个纱厂，申新纱厂在无锡也有工厂，所以这里只计算其上海工厂的各项数据。

从前述中日纱厂八大关键数据的对比中已经了解到，日资纱厂在除了工人数与消棉量以外所有对比中都占了很大优势，作为日资纱厂佼佼者的内外棉与上海纺就不必多说了。那么作为中资纱厂的先进，申新与永安的表现如何呢？

从表6—11可以直观地体会到，内外棉与申新纱厂的工人数不相上下，消棉量也旗鼓相当，内外棉的纺锭几乎是申新的2倍，布产量也超过申新很多；织机方面，如果扣除当年新装者，二者也是几乎相当，但内外棉的布产量是大幅度超过申新纱厂；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内外棉的资本与公积金是申新的3倍多。永安与上海纺相比，在纱锭、工人数、纱产量方面都占优势，上海纺则在织机数量、消棉量和布产量三个指标上大占上风；在资本额方面也是上海纺占了很大优势。

表6—11 1928年中日主要纱厂之对比

因这里的工人数量之统计并没有按照操作纱锭或织机来分别列表，所以无法就工人的各项效率加以比较；可以用来比较之数据，则有每枚纺锭年消棉量、每枚纺锭之年纱产量与每台织机的年布产量。每枚纺锭年消棉量的结果是：内外棉为1.15担，上海纺为2.04担，申新为2.30担，永安为1.15担（扣除新开纺锭则为1.39担）。考虑到日资纱厂多从事20支以上细纱的制造，这个比较也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永安纱厂与内外棉的每枚纺锭年消棉量相同，说明永安纱厂在制造细纱方面已经达到了日资纱厂的水平。

每枚纺锭之年纱产量方面，内外棉为0.238包，上海纺为0.577担，申新为0.653担，永安为0.522担（扣除新开纺锭则为0.629担）。织布方面，每台织机年织布的效率分别为：内外棉847匹、上海纺673匹（如扣除新添之69台织机则为693匹）、申新342匹（如扣除新添之840台织机则为526匹）、永安为429匹（扣除新添之526台织机则为685匹）。不考虑当年新添之织机，织布效率以内外棉为第一，下面依次为上海纺、永安和申新；如扣除当年新添织机，则永安纱厂织布效率仅次于内外棉、超过上海纺而列第二，申新仍敬陪末座。不过完全扣除新添织机的产量也并非全为科学，因很多当年新添之设备亦可当年投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资本与公积金项目下，两家日资纱厂是资本额与公积金的总和，而两家中资纱厂只有资本额的统计却没有公积金的统计。是他们没有提取公积金还是统计时因某种原因没有能够得到呢？因申新与永安两家中资纱厂是中国棉纺织业的中流砥柱，发展迅速，故只能是没有登记。这样此项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了。纱锭统计一栏，由于永安纱厂有当年新安装28800枚，在计算其纱锭效率时是必须考虑到的。在织机统计中，上海纺织有69台是新安装，因其总数达2300多台，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申新与永安则分别有840台和526台是当年新安装的，对其织布效率之统计当有很大影响。

申新纺织集团是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1915年以30万元在上海苏州河畔创建申新一厂开始的。申新纱厂的组织形式在中国近代的纺织界是很独特的：首先是在资本总额中荣氏兄弟占了55%，全部股东也只有23人，且都是荣家其他企业的原职员或有往来之客户，与荣家关系良好，能够团结一致，从而使荣氏兄弟大权独揽，而无掣肘之患；其次，申新采取了与近代主流的股份有限公司迥然不同的无限公司制，这与独特设计也有利于荣氏兄弟按照自己的意志扩大投资，因为他们这次创办申新纱厂就是因为他们原先任职的无锡振兴纱厂的董事会反对他们在无锡之外投资兴建新纱厂的计划而决心另建纱厂、独自掌握管理大权。^[7]荣氏兄弟办事果断，1915年8月国外机器运到，10月初就部分投产，次年初全部投产。从发起到建成投产，前后仅五个月，而此时恰逢欧战爆发后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加上荣氏兄弟的全力高效率扩充新厂，申新得到了飞速发展。

申新一厂首年开工部分纺锭仅三个月就取得年终盈利，除去开办费尚余2万元；次年盈余11万余元，第三年盈利40余万元，利润率达133%；此后几年盈利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第四年盈余80余万元，利润率达267%；第五年一战结束，盈利增至100万元，利润率333%；第六年盈利110万元，利润率达到了空前绝后的366%！^[8]第七年也就是1921年盈利降到60多万元，此后就到了很多中资纱厂濒临破产的全国性纱厂危机时期，但申新一厂仍然保持盈利。这与申新一厂机器设备较先进、工厂管理水平较高、产品质量较佳有重要关系。荣氏兄弟并不以申新一厂的巨大成功为满足，继续精心经营，力求扩大生产规模，扩建新的纱厂。

申新一厂纱锭由开办时1.3万枚增长到1928年的3.9万枚，织机从零增长到1110台；资本由开办时30万元增至1922年的300万元，至1930年再增为350万元。新增资本全部来自企业盈余的积累。由于申新一厂取得的巨大成功，荣氏兄弟开始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大扩张：继1915年兴建一厂之后，1918年收购日资恒昌源纱厂（资本40万元、纱锭1万枚）；1919年在无锡集资200万元兴建规模最大的申新第三纱厂（初建配备英美进口纱锭5万余枚、电机3200千瓦；1921年投产后因纱市低迷，遂增织机500台；至1928年又增设纱锭1.1万枚、织机578台）^[9]；1921年在汉口建立第四厂；1925年收购上海德大纱厂成立申新五厂；1929年收买英商东方纱厂（纱锭5.3万枚、织机446台，新增840台）建立申新七厂。截止1929年，申新资本总额37318260元，纱锭总数280532枚（占中资纱厂总数13.1%），织机总数2708台（占中资纱厂总数的17.8%），^[10]成为中资纱厂名副其实的第一集团。

申新纺织集团取得的成功首先来自荣氏兄弟强势的经营管理方法。为充分利用上海作为通讯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便利，加强对荣氏各系统工厂的管理控制，1921年在上海江西路建成茂新、福新与申新总公司，荣宗敬任总经理，荣氏企业的资金调动、原料设备采购与产品销售都由总公司统一布置，各系统的工厂只负责生产。“申新系统设在各地的分庄、批发处也与荣家在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活动相辅相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荣宗敬在交易所中做多头时，就让申新的分庄大量吸进棉纱，到期强迫空头交现货，使空头不得不向市场搜购补进，把市场上的纱价哄抬起来，申新吸进的棉纱现货，可以运到外埠各地批发处高价售出。”^[11]这正是期货投资及直接投资理论中内部化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企业为了避免市场交易的风险，就将市场交易内部化，即投资于产业链中的原料、生产及流通部门，形成一个企业集团，把企业垂直延伸的供销机构与生产企业、交易所的活动相结合，使企业不但节约了交易费用，获得价廉物美的原料，保障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还获得了正常交易以外的超额利润。

另外，整个荣氏企业集团各系统、各工厂可以盈亏相济，互相支持。1923年棉贵纱贱，经价狂跌，申新系统就靠发展棉布生产来消化棉纱之亏损；而1924年则依靠棉布和面粉的盈利使整个集团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稳住阵脚。内部调配资金比外部市场调配的优越之处在于，在外部市场上，投资人把资金从非营利行业转向营利行业时，在时间和数量上都要受到相当的损失，远没有企业集团内部调配来得及时。这一点上，永安纱厂与大生纱厂也做得不错，当然各个集团的具体情况还有所不同。

永安纱厂是1922年由贩卖水果起家的澳大利亚华侨郭乐、郭泉、郭顺兄弟在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后结合华侨资本投资设立的大型纺织集团，是我国近代企业从商业金融资本向工业资本成功转化的一个成功典范，是棉纺织业中仅次于申新集团的第二大纺织集团。在投资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之前，郭氏兄弟已经以华侨集资在澳大利亚悉尼、中国香港和广州（广州永安百货公司未实际建成）建立了永安百货集团的营业网点，并通过1915年创立永安水火保险公司（在上海、广州、汉口和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公司）收集各地工商情报和市场行情，为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在1913年香港永安公司站稳脚跟后，郭乐即以50万港元筹备进军上海。而此时的郭氏兄弟和永安公司因连续经营成功，在海外华侨特别是澳大利亚华侨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为其光辉业绩的继续打下良好基础。^[12]

在筹备上海公司的过程中欧洲爆发大战，我国工商业面临大发展的黄金机会，郭乐认定经营百货将稳操胜券，决心以200万元创建中国第一大百货公司。而当时的郭氏或永安并没有200万元的投资能力。创立上海永安公司的过程充分展现了郭氏兄弟强大的筹资能力和精明的经营管理：郭乐没有简单地向银行借款背上沉重的债务，而是大胆采用了西方国家才兴起的“参与制”。他首先将香港永安公司由私人有限公司转为公共有限公司，将120万元公积金转化为资本金，又发行20万元股票，加上原股本60万元，使香港永安成为具有资本金200万元的强大公司。接着他以香港永安为核心投资上海永安40万元，其余股份向华侨公开招募，应者景从，侨资占到全部股份的74%。这样香港永安就以20%股份成为上海永安的第一大股东。“参与制”使郭氏兄弟以很少的资金同时控制了母公司香港永安与子公司上海永安的经营大权。

郭乐亲自主持上海永安的建设工作，在公司选址、楼层布局、开业设计、方面皆出人意表，使上海永安一出现就先声夺人，在与先行开业的先施公司的竞争中始终占据上风，在顾客中建立了货真价实的良好信誉。^[13]在商品销售方面，上海永安明确定位为社会上层人士服务，广泛搜罗世界名牌和国内特产，在国外建立办事处或委托人以保证货源畅通，在国内则直接到产地采购以保证质量并及时供货；不仅重视推销名牌产品，还注意结合顾客实际加以改进为自己的产品，挂上永安的商标迎合顾客赶潮流的心理；严格训练服务员创造优质服务；研究顾客心理，采用代客送礼、发送礼券、记账折户等手法拉拢顾客巩固上层客源；利用换季和节日“降价”销售，其实只是将平时的“少卖多赚”改为“薄利多销”，仅拉拢了上层社会的顾客，还争取了很多中下层顾客的购买力；郭乐直接掌握进货间，配备业务精明的行家，做到购销平衡。

在公司管理上，对普通职工制定了严格细致的服务规章，奖勤罚懒，恩威并重，待遇较优而处罚严厉，使职工勤奋上进，不敢懈怠；对高级职员则是严格挑选，不但讲究真才实学，还看亲谊关系、地缘关系和感情联系，尽量安排亲友或从其他永安系统过来的老人，以确保其恪尽职守。郭乐注重高层管理的团结，充分放权，并给予优厚待遇，表现优异者还可成为“受职股东”，使其与公司命运相连，工作积极。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勤下基层，听取各方信息，及时发现隐患、处理问题。这样就有力促进了职员的务实作风，为正确决策、执行决策创造了条件，整个永安公司成为协调运转的机器。

极有经营魄力的郭乐眼见战后中国棉纺织业蓬勃发展，利润丰厚，遂决定以其经营商业的管理经验与营销网络进军棉纺织业。1920年冬，他仿效创办上海永安百货之故技，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相号召，在华侨中招股集资创办永安纱厂。这次招股进行了精心策划，分公司（悉尼、香港、上海与广州四个永安公司）、倡办员（郭氏兄弟等17人）和招股员三级负责，每公司各认股20万元合计80万元；倡办员每人10万元；招股员每人1万元，形成了一个招股网络。另外还发行了招股简章，详细说明了纱布利润。如此周密的准备加上郭顺当时以悉尼中华旅澳商会会长身份在悉尼、昆士兰和新西兰广泛活动，不仅原定300万元招股计划快速完成，最后增加到600万元。如同控制永安百货公司一样，郭氏兄弟又以较少资本控制了永安纱厂的大权，郭乐出任董事长，郭顺出任总经理。1922年，与申新的荣氏兄弟一样，郭氏兄弟也极具效率地在6个月内建成厂房，3万枚纺锭5月运到，年底即装齐。到1928年已经超过大生纱厂而为中国第二大纺织资本集团。

1922年恰是我国纱厂在一战后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内经济繁荣已成明日黄花，在棉纱原料成本与成品价格脱节情形下，只有极少数纱厂能在如此困境下勉强赢利，大部分纱厂都面临难以维继的窘境，生不逢时的永安纱厂何以能够在如此逆境中脱颖而出呢？

首先是依靠永安集团强大的融资能力。上海永安公司除了经营百货外，还附设开办了大东旅社、酒楼、茶室、屋顶花园和游乐场，设施与规模在上海均称一流，为公司增创了可观的利润。另外公司设立的银业部吸取广东籍居民的存款，1924年时已经达到600万元，大大加强了公司的资金实力，强化了公司的社会信誉，招揽了更多的社会资金，形成了良性循环。对很多纱厂来说是灭顶之灾的纱厂危机，对资本雄厚的永安来说反而是机遇。由于资本充足，永安采取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策略^[14]：纱贱布贵则扩充织机；同业破产则以低价收购，这样就以低成本实现了平时根本不可能的快速扩张，不仅消化了市场滞销的棉纱，还从布价上取得利润。中资纱厂中著名的大中华纱厂（资本家200万两、纱锭4.5万余枚、线锭4800枚，其中2000枚可纺32支细纱）就是在此时被永安收购的。其次是永安纱厂设备新，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高，故能以较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

永安纺织集团另一大优势就是以集团优势化解了全国性的纱厂危机。如前述申新纺织集团的总公司制度，永安集团兼营百货、金融、保险、纺织，各个企业是独立经营的实体，各有自己的董事会与管理机构；但作为一个集团，有郭氏兄弟为核心的统一领导，可以在集团内部实现资金、物资的调配，加强了集团的竞争力，确保永安集团立于不败之地。再退一步讲，即使遇到金融危机，以其庞大的优质资产，也能够在关键时刻取得银行借款；何况永安还有侨资可以利用，这也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另外，永安系统在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均有分支机构，永安纱厂也在国内外设立很多机构，对国际市场行情能够及时了解，同时将外国热销品牌送回研究改进，将永安产品及时打入各地市场，并以适当的价格供应市场。在这一点上，与日资纱厂相比也毫不逊色。

大生纱厂为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所创办，因南通有利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和张謇个人的巨大影响力而长期发展顺畅，并以纱厂为中心创办了一系列实业，使近代南通有“近代中国第一城”之称。南通棉产区（处江海冲积平原），所产棉花纤维长达9.5英分，富有弹力，有“冠绝亚洲”之称；自明代起南通地区开始植棉，到晚清时已经超越江南而为长江三角洲最大的优质棉产区，皮棉年产量达780万担。其次南通地区手工织户甚多，大量采用洋纱织布，机纱可以就地销售。再者当地劳动力充裕，素质良好，工价低廉。南通农村妇女大多具有从事手工纺织经验，容易掌握机器纺织技术；所招女工与童工进厂做工还有贴补家用性质，比上海女工工资要低20%。^[15]张謇以其坚强毅力与创业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历时五年才使大生一厂开工生产。

大生纱厂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公司，采用“官商合办”，但官股只拿官利，经营权属于以张謇为代表的股东会，由此避免了近代很多官商合办企业的官僚作风与贪腐行为，公司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带动南通诸多事业的进步。另外，纱厂建于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极大地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销售成本、加快资金流通、降低生产成本。从1899年到1921年大生连续22年赢利，共获纯利1160万两，形成了资本达2400万两的大生资本集团。其创办的关联企业涉及农垦、运输、水利、渔业、食品、电气、金融、印刷、造纸、商业等各个行业，并以大量财力投注于南通的教育、社会事业，建成以通州师范、唐闸纺织学校为代表的大批学校和图书馆、气象台、公园、医院、剧院、养老院等社会事业。^[16]为南通地方的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表6—12主要根据1922年日本人驹井德三在南通考察张謇事业时所作的报告。大生纱厂1895年创办于南通唐家闸，1899年4月投产；以其获得丰厚，又于1904年在崇明外沙（今启东境内）筹建大生二厂，1907年建成投产；于1914年在海门建设大生三厂，1921年投产；1920年在南通城南建设大生八厂（后改为一厂之副厂）。此时大生纺织集团共拥有纱锭近16万锭，织机1200余台，名列中国纱厂前列。1922年之后，因全国性棉业危机，大生纱厂陷入经营困境，工厂只能勉力维持，直到1927年才将一厂的纱锭增加到11920枚，实缴资本额增为350万两。^[17]是以上表亦足以反映大生纺织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基本发展情况。

表6—12 1922年大生纱厂基本情况统计

在日资纱厂大举进入中国之时大生集团完成了它的纺织事业布局，与日资纱厂相比它的最大劣势也是资本金的严重不足，如大生一厂“纱机九万五千锭，布机七百二十张，连同房屋及各项财产，计达规元六百五十余万两，而股本仅有三百五十万两，两抵不敷三百万两之巨。此外营业流动之金尚不在内，全恃调汇以资周转。”^[18]大生三厂则“原有股本仅二百万两，开办时用去三百余万两……不得已将全厂不动产向各庄押借一百万两。其营运资本亦系向各庄借押。”^[19]与规模相当的上海纺相比，在资本金上只有后者的半数。

1922年后大生纱厂连年亏损，到1925年时，历年亏本累计达119万两，营运资金靠抵押资产向银行与钱庄借款维持，共负债达906万余两，不得不交由上海银行团接手经营。大生纱厂之衰落，除企业内部之缺点，如对利润得利全分没有积累，投资事业过多且多依赖借款经营，还有基层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与管理知识等；更重要的是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恶化：首先就是一战后的南通土布传统市场东北外国棉布倾销，导致大生纱厂之机纱在本地销售大幅下降；其次是1923年棉贵纱贱的全国纱厂危机，日资纱厂以其价格低廉的纱布占领中国市场。这样大生纱厂的纱布皆失去大量市场，再也无法恢复到1922年以前的繁荣景象了。与前面申新与永安相比，大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的缺乏与装备技术、管理人员的落后，从而未能发挥应有的集团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