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述引入中国的第一部天文学

鸦片战争失败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序》）紧迫的现实需求下，将“制器”与“制夷”联系起来。如果说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学知识零散而不成系统，并且有些被融入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之中，还不足以动摇中国传统知识的主体地位的话，那么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李善兰与传教士合译的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经典力学等西方科技著作，则对晚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触动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重新构筑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

1.1859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近代天文学著作

《谈天》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Hersenel，1791—1871），该书是他在总结父亲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enel，1738—1822）与他自己的天文成果的基础上，于1849年为天文爱好者所写的一部天文学作品，英文名为Outline of Astronomy。该书涵括了当时欧洲最前沿的天文知识及观测成果，而且文辞优美，深入浅出，曾先后出版12次，并被翻译为汉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39]伟烈亚力与李善兰是依据1851年发行的第四版翻译的，历经8年才完成。1859年墨海书馆初刊本3册18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库。

《谈天》卷首为李善兰、伟烈亚力所写的序言各一篇。李善兰在序言中指出，“古今谈天之人，从未有求其故之一语；而西士如哥白尼、刻白尔、奈端^[40]等，因求其故而知地与五星皆绕日、轨道为椭圆、必从重学之理，并分别举例证明以上三理皆可信”^[41]。而伟烈亚力则从中国与西方天文学源流谈起，赞叹哥白尼、开普勒、奈端等人的卓越理论为我们解开了宇宙奥秘，从而标榜上帝造物主的神奇和无所不能，意在激发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卷首后有“凡例”一篇，首先申明“此书原本咸丰元年刊行”，并将1851—1858年间天文学家所观测到的新星都一一附入，而“最后有咸丰八年所得者，非原书所有也”^[42]。在“凡例”的末节之后，还特别印有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共同翻译的西学译著目录，即“已著译书目：数学启蒙二卷、几何原本七卷至十五卷、代数学十三卷、代微积拾级十八卷”^[43]。

正文18卷，卷1—卷5依次为“论地；命名；测量之理；地学；天图”，主要介绍地球概貌、天文学名词术语、天文仪器原理、恒星观测误差等相关的天文学基础知识。卷6、卷7依次为“日躔；月离”，除了描述日、月食外，还分别论述了太阳、月球的质积、半径、地表风貌、运行规律及对地球万物的影响。卷8为“动理”，着重介绍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卷9—卷11依次为“诸行星；诸月；彗星”，描述了太阳系行星及卫星、彗星的轨道运行规律。卷12—卷14依次为“摄动；椭圆诸根之变；逐时经纬度之差”，阐述由于摄动的存在给天体轨道运行和逐时经纬度计算带来的影响。卷15为“恒星”，讲述恒星测量和分类。卷16为“恒星新理”，介绍变星、双星、太阳及其他恒星的自行。卷17为“星林”，介绍星团、星云的构成和分类以及流星的运行原理。卷18为“历法”。书末有附表1卷，包括诸行根数表等6个观测表。

《谈天》全面介绍了西方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所取得的天文学成就，书中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都有所述及，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天文学新知识。1871年，科学家又补充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成果，将《谈天》刊印出版。1874年，江南制造总局的徐建寅又依据1869年的Outline of Astronomy（第十版）对《谈天》中部分陈旧的观测结果和数据进行了修正，增译了部分内容，并把1859—1871年间发现的行星编辑成表加入其中，形成了该书的江南制造总局重刻本（或称作“江南制造总局增译本”）。1874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再次对《谈天》增译本进行了修正，经李善兰校阅之后，刊刻发行了《谈天》的重校活字本。丁福保、周云青曾在《四部总录天文编》一书中对《谈天》的作者、内容、翻译等做了简要介绍，并首次提及《谈天》曾被刊刻为墨海书馆大字本和制造局重刊本、排印本、石印本等数个版本发行。

《谈天》第一次呈现了用牛顿力学理论分析日月五星运动、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万有引力概念以及测定行星质量等内容，在晚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文人谈天，皆以不知此书为耻”。在《通学书籍考》《西学通考三十六卷》《读西书法》《东西学书录》《清朝续文献通考》《江南制造总局译书提要》等一些重要的西学目录表中，《谈天》都榜上有名，如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评价该书“最精善”，“不可不急读”^[44]。康有为也在桂林讲学时所著的《桂学问答》中向学生着重推荐了《谈天》一书^[45]，并和谭嗣同分别以《谈天》为背景，著书《诸天讲》《仁学》，发表自己的天文观。

随着洋务运动中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立，《谈天》不再仅被视为士绅阶层的读物，而是被广泛应用于新式学堂，成为学生们的必读书目，如《格致书院课艺》中多次有考生提及《谈天》一书。于是，多家书局对《谈天》进行刊刻，如1896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2册18卷）、1896年上海玑衡堂石印本（3册18卷）、1898年上海测海山房石印本（3册18卷）、1899年上海小仓山房石印本（2册18卷）、1901年上海宝善斋石印本（2册18卷）、1901年上海日新社石印本（2册18卷）、1902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2册18卷）、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4册18卷）、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4册18卷）等。此外，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的冯立昇教授在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还发现一套1861年浪华顺天堂刊印的日文训点本《谈天》，是1859年墨海书局大字版《谈天》传到日本后，福田泉以其为底本，在汉字中间加注日文注释形成的。^[46]

《谈天》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近代天文学的著作，也是西方近代天文学名词术语向中国本土化的尝试。伟烈亚力特意从《谈天》和其原本中摘录出了部分对《谈天》翻译和理解都十分重要的名词术语，收录在1874年聚珍版《谈天》书末的一份英汉对照名词表（List of technical terms used in the works）之中。表中名词类型不仅局限于星名、天文仪器、天文组织等相关的天文学名词，还包括数学、光学、力学、气候学、生理学类名词。在438个名词中，有167个名词经《谈天》使用之后，一直沿用至今，这样的名词占所列名词的38%。^[47]

《谈天》的译出扭转了当时仍遵从“地心体系”的天算学说，“中国始得见近代天文学之全貌”^[48]，李善兰也十分自豪地说：“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梅定九恐将瞠乎后矣。”^[49]《谈天》所介绍的西方天学观有理有据，对我国历朝封建者推行的唯心天学有很大的颠覆性，由此成为“维新志士政治改革工程的有效建筑材料”^[50]。《谈天》对彗星、流星的详细描述，也使“星象灾难说”其不攻自破。特别是此书以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各式新式学堂为载体，在普通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广泛传播，并且将新的天文学原理运用到实际的天文观测和计算中，使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化建构近代天文学知识体系。

2.1859年，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的《重学》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经典力学著作

《重学》原书系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在剑桥大学数学改革写的力学教科书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1819年出版。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是该书的1836年第5版。1859年墨海书馆刊行的《重学》为17卷（有钱熙辅跋，无李善兰序）。1866年金陵书局重刊《重学》为20卷（以下称金陵版，有李序钱跋，增加流体力学3卷，并附《圆锥曲线说》3卷）。1867年美华书馆也重刊《重学》17卷（以下称美华版^[51]，有钱跋无李序，增加了卷首和伟烈亚力英文序和英汉词汇对照表）。现将其目录抄录如下：

卷1：论杆

卷2：并力分力

卷3：七器

卷4：诸器合力

卷5：重心

卷6：刚质相定之理

卷7：面阻力

卷8：论质体动之理

卷9：平动相击

卷10：平加速及互相摄引之理

卷11：抛物之理

卷12：物行于曲线之理

卷13：动体绕定轴之理

卷14：器动

卷15：动面阻力

卷16：诸器利用

卷17：相击抵力之理

1859年墨海书馆刊刻本极少，美华版《重学》中伟烈亚力的序中记载为：“翻译手稿一经完成，松江富商就出资以木板雕刻，并在末尾加上一个评论性的跋语。这个跋也重印于当前版本。雕版完成于1859年，但未及印出十套，收贮雕版与其他著作的房屋因连年叛乱而被焚烧，因而《重学》第一版就此被毁”^[52]。《重学》“卷首”来源于《重学浅说》，据伟烈亚力记载：《重学浅说》（Popular Treatise On Mechanics）译自一篇英文论著，14页。最初载于《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的最后两期上，后又出单行本（1858）。^[53]《重学》“卷首”与《重学浅说》的内容、插图、文字等有一些细微差别。《重学》前加“卷首”是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1889年傅兰雅撰《重学须知》，是《重学》的节本，截取《重学》卷首的内容（即《重学浅说》），主要涉及简单机械的定性讨论。

1867年美华书馆重刊《重学》的英汉科技词汇对照表中的130个术语，涵盖了大部分《重学》中主要术语名词，其中也包括一些非力学术语名词。这些术语全部收入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编的《英华萃林韵府》（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2）。^[54]《重学》中的一些术语传入日本，后期传入的日译教科书部分沿用《重学》翻译的术语。1908年，学部编译图书局发行了学部审定科编纂的《物理学语汇》。这是中国第一部汇编成书的物理学名词集，也是清末由官方机构编译、审定和发行的唯一一本物理学名词，在这部物理学术语词汇中也能看到《重学》的一些影响。在1931年教育部公布，国立编译馆编订的《物理学名词》^[55]中，将“Mechanics”定名为“力学”，同时将“Dynamics”也定名为“力学”。1934年由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修订的《物理学名词》^[56]才将“Dynamics”定名为“动力学”，“Mechanics”为“力学”。

其他书局刊刻的《重学》以及各种丛书中的《重学》都依据金陵版。金陵版《重学》共20卷，李善兰在《序》中叙述了翻译此书的缘由：“岁壬子，余游沪上，将继徐文定公之业续译《几何原本》，西士艾君约瑟语余曰：‘君知重学乎？’余日：‘何谓重学？’曰：‘几何者度量之学也，重学者权衡之学也。昔我西国以权衡之学制器，以度量之学考天，今则制器考天皆用重学矣。故重学不可不知也。我西国言重学者其书充栋，而以胡君威立所著者为最善。约而该也。先生亦有意译之乎？’余曰：‘诺。’于是朝译《几何》，暮译《重学》，阅二年同卒业。韩君绿卿既任刻《几何》，钱君鼎卿亦请以《重学》付手民，同时上板，皆印行无几，同毁于兵。今湘乡相国为重刊《几何》，而制军肃毅伯亦为重刊《重学》，又同时得复行于世。自明万历迄今，畴人子弟皆能通几何矣，顾未知重学。”^[57]李善兰还介绍了重学分静重学、动重学和流质重学三个部分，并重点阐述了静重学与动重学，指出重心与合力、分力为重学之根基，以及数学的重要性。“胡氏所著凡十七卷，益以流质重学三卷，都为二十卷。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矣。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曾、李二公有见于此，亟以此付梓。上好之下必有甚者。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显哉！”^[58]《重学》卷1至卷7是静重学知识，部分详细讨论了有关力及其合成分解、简单机械及其原理、重心与平衡、静摩擦等静力学问题。卷8至卷17是动重学知识，部分详细讨论物体的运动，包括匀加速运动、抛射体运动、曲线运动、平动、转动等，碰撞、动摩擦、功和能等动力学问题。其中关于牛顿运动三定律、用动量的概念讨论物体碰撞、功能原理等，都是首次在我国得到介绍。卷18至卷20是流质重学知识，简要介绍了流体的压力、浮力、阻力、流速等流体力学问题。

《重学》是传入我国的第一部系统介绍经典力学的著作，是经典力学在中国传播的开端。^[59]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谈道：“李壬叔所译《重学》甚精。然闻西人原书，本分三编。其前编极浅，以教孩孺。其后编极深，一切重学致用之理在焉。李译者仅其中编耳。”^[60]在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说：“是书前七卷论静重学，后十卷论动重学，末三卷附流质重学，以算法推论诸理，深切著明，实为善本。西人原书本分三编，此仅其中编。”^[61]《西学书目问答》中说：“重学二十册，英胡威立撰，……兹译为原书之中篇。”^[62]当时，《重学》受到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的支持，如1867年美华版中伟烈亚力的“序”写道：“与此版同时，在南京还有另一木刻本正在进行，它是由总督李鸿章出资并监督完成的，并在今年年初已经出版发行。”^[63]李善兰翻译《重学》后，对《重学》中的抛射运动进行了研究，1859年出版《火器真诀》，用中算家熟悉的平圆知识解决抛物运动，是创造性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成果。继此书之后，有不少中算家对李善兰独创的几何法弹道数学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该研究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如华蘅芳、沈善蒸等，对抛射运动的理解与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03年邓昌写成《炮准算法图解》，1910年呈献军咨处，被列为“高等算学教科书”之一。^[64]

明末清初的“重学”由于传入的主要是静力学知识，因此人们对“重学”的认识也非常有限。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包括了中等力学、大学普通力学和部分理论力学的内容。与明末清初传入的力学知识相比，除了重心、部分简单机械、单摆和少数流体力学的知识之外，《重学》中所涉及的其他知识都是第一次传入中国，即使是《重学》中所涉及的明末清初传入的同类知识，其知识的系统性、难度和设计问题的广度远远超出了明末清初传入的力学知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学》体现了公理化特征。《重学》中每一问题都给出了相应的数学证明，而且大多问题先给出特殊问题的求解，然后概括出一般问题的求解方法，中间有严格的逻辑证明过程，体现了该书的公理化程度，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该书难度大大加强。因此，《重学》不仅是鸦片战争之后传入的第一部力学著作，而且传入内容的理论性、系统性、公理化程度、知识的难度、知识的覆盖面等方面都是其他著作无可比拟的。《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西学格致类》称：“《重学》之后，传播力学知识的书籍后无继者。”^[65]事实上，从1859年《重学》的出版到20世纪初的近50年期间，许多译书中所包含的力学知识，都没有超出《重学》的范围。在晚清经典力学知识的传播中，《重学》是系统的经典力学在中国传播的开端。^[66]

3.1859年，李善兰与韦廉臣、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著作

《植物学》原书系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ohn Lindley，1799—1865）所著的Elements of botany。^[67]全书共8卷，前7卷由韦廉臣、李善兰合译，第8卷因韦廉臣回国，改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卷1为“总论”，述植物研究意义、植物与动物异同、植物的地理分布；卷2“论内体”，述植物组织结构；卷3至卷6“论外体”，述植物根、茎、叶、花、果实等器官的构造及其生理功能；卷7、卷8述植物分类方法。

《植物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近代西方植物学的著作，使西方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植物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尤其是细胞研究方法，使我国对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由经验型变为科学型；植物分类方面，使我国按植物用途分类的传统方法变为根据植物形态构造的特点和生长方式分类的科学方法。这些理论对于19世纪我国的植物学者来说都是前所未闻的。李善兰通过《植物学》传播了西方植物学的基本理论，把我国植物科学工作者的视野引向植物体的内部构造，使他们看到了植物体的各种组织构造和构成各种组织的细胞图像。书中还介绍了近代西方在实验观察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器官组织生理功能的理论。例如，早在17世纪末，西方植物学家们就通过实验，证明植物不经受粉便不能形成能够发芽的种子；又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到19世纪40年代，植物学家阿密西（C.B.Amici，1786—1863）就基本上搞清楚了植物受精的真相，《植物学》对于这方面也有论述。

《植物学》奠定了中国近代植物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特别是李善兰还创译了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胎座、胚、胚乳等名词，分类学上的“科”和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许多科的名称都是从他的笔下首次出现的。厘定一些生物学术语，如植物学、科、有花植物、无花植物等。^[68]李善兰在翻译《植物学》中，更结合了中国的特点，创译了“植物学”一词。早在两千多年前，《周礼·地官大司徒》一篇中已有“植物”这个名词，李善兰就把英语Botany一词译为“植物学”。在这以前，日本的翻译工作者曾把Botany（即拉丁文的Botanic）译为“普它尼克经”；1833年还用过“植学”这个词。比较起来，李善兰所译的“植物学”一词更为确切。因此，当这本书传入日本后，“植物学”一词也被日本科学界所采纳，一直沿用至今。《植物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当时了解西方植物学的最好的入门书，很多知识分子都读过这本书。梁启超说：“动、植物学，推其本原可以考种类变之迹，究其致用，可以为农学畜牧之资，乃格致中最切近有用者也。《植物学》《植物图说》皆其精。”^[69]此书不久就传入日本，1867年，日本已出版了此书的3册日译注释本。1875年，又有阿部弘国的《植物学和解》和田原陶猗的《植物学抄译》两种日译本。在日本植物学界，此书日译本被视为近代植物学史上重要文献。^[70]

李善兰是晚清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一生的论述分为数学诗人时期（1811—1844）、天算名家时期（1845—1851）、合译西书时期（1852—1868）、同文教习时期（1869—1822）四个阶段。^[71]1866年，清政府在京师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72]。广东巡抚郭嵩焘上书举荐李善兰到天文算学馆任教，但由于此时李善兰正忙于在南京出版其著作，^[73]直到1868年才北上，任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总教习，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直至1882年去世。李善兰不仅根据同文馆数学课程的安排，选取李冶的《测圆海镜》一书为基本教材之一，而且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著《测圆海镜解》1卷，改进了李冶《测圆海镜》中的“勾股容圆”问题。李善兰在同文馆教授的学生“先后约百余人，口讲指画，十余年如一日。诸生以学有成效，或官外省，或使重洋”（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知名者有席淦、贵荣、熊方柏、陈寿田、胡玉麟、李逢春等，这些人对西学传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丁韪良对他们的成就大加赞赏：“阅者于诸生造诣亦可略见一斑，是皆李壬叔先生教授之力也。呜呼！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使算学复兴于世者，非壬叔吾谁与归？将来果能开历算之科以取士，定见奇才而天下儒林亦莫不肄业及之，则防海御边诸策皆不期而自备矣。”^[74]1880年，李善兰还特别阅定了席淦、贵荣编次，熊方柏、陈寿田、胡玉麟、李逢春同校的《同文算学课艺》4卷，卷1为天文、力学问题，卷2—卷4主要为数学问题。全书共涉及近200个问题，其中力学问题共32个。丁韪良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讲到：“盖格物为算学之用，而算学为格物之本。故学算而不及格物则虚薄而无凭，格物而不籍算学则浅尝而不入譬。”^[75]另外，“格致诸学殆深知富强之道寓于此焉”^[76]。李善兰在同文馆任职期间并未间断他的数学研究工作，1872年发表《考数根法》，1877年演算《代数难题》，1882年去世前几个月，“犹手著《级数勾股》二卷，老而勤学如此”（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教会出版业在中国大力兴办以后，因要将西文宗教和其他内容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不得不聘用一批学有所长的中国人承担一定的业务，这批人在与传教士的长期合作中开阔了见闻，增长了才干。李善兰一生孜孜以求，其辉煌卓著的西学介译引入众多西学第一，进而通过学堂的传播，对中国学术乃至社会的转型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知识基础。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话语在另一种文化中的重写和再创造，在相关知识背景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李善兰翻译这些书籍不仅是对他的科学素养的检验，也是对他的语言能力的考验，其中的艰难和创造性可见一斑。李善兰在推动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和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注释】

[1]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1867年莫有芝金陵刊本，自序。

[2][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页。

[3]王渝生：《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李善兰》，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4]A.Wylie：A Chinese Theorem，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1869.（5）：73.

[5]杨自强：《学贯中西——李善兰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6][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18页。

[7]Boyer：Euclid of Alexandria，BoyerⅠnfluence of the Elements，1991，p119.

[8]樊小蒲、赵强、苏婕：《科学名著与科学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9]黎难秋：《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0]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译》，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11]王韬：《王韬日记》，方行、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页。

[12]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续几何原本》，墨海书馆1856年版，序。

[13]李俨、钱宝琮：《李善兰年谱》，《科学史全集（卷8）》，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14]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续几何原本》，序。

[15]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续几何原本》，序。

[16]《中国历史大辞典·科技史卷》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科技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17]同②③。

[18]邹振环：《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27—33页。

[19]冯天瑜：《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30—35页。

[20]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25页。

[21]徐品方、张红：《数学符号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22]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代数学》，序。

[23]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代数学》，序。

[24]王韬：《格致书院课艺》，上海书局1897年版，春季超等第一名己丑上。

[25]《中国历史大辞典·科技史卷》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科技史卷》，第225页。

[26][美]罗密士：《代微积拾级》，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墨海书馆1859年版，序。

[27]张必胜：《〈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51页。

[28]邹振环：《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27—30页。

[29]冯天瑜：《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30—34页。

[30]林传甲：《微积集证》（卷2），长沙督学使署刊本1900年。

[31]张必胜：《〈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5页。

[32]同上，第49页。

[33]杨自强：《学贯中西——李善兰传》，第266页。

[34]柳本浩、冯立升：《〈代微积拾级〉在日本》，《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81页。

[35]同文馆：《同文馆题名录》，京师同文馆1879年1版，第25—30页；1887年1版，第35—42页；1896年1版，第47—56页；1898年1版，第6—16页。

[36]华世芳：《龙城书院课艺》，1902年刻本。

[37]聂馥玲：《晚清科学译著〈重学〉的翻译与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1页。

[38]高红成：《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中算家的知识结构——以中算家的圆锥曲线说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3页。

[39]樊静：《晚清天文学译著〈谈天〉的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页。

[40]歌白尼、刻白尔、奈端分别为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的译名。

[41]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徐建寅续述：《谈天》，江南制造总局1874年版，凡例。

[42]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徐建寅续述：《谈天》，江南制造总局1874年版，凡例。

[43]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徐建寅续述：《谈天》，江南制造总局1874年版，凡例。

[44]梁启超：《读西学书法》，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页。

[45]黄正雨：《康有为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46]樊静：《晚清天文学译著〈谈天〉的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1页。

[47]同上，第43页。

[48]朱文鑫：《（万有文库第1集）天文考古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9页。

[49]王韬：《王韬日记》，方行、汤志均整理，第109页。

[50]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51]国内多家图书馆有收藏，日本的东北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善本室收藏的也是该版本。

[52][英]惠威尔：《重学》，艾约瑟口译，李善兰删述，美华书馆1867年版，第2页。

[53]A.Wylie：Memorial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173.

[54]J.Doolittle：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Rozario，Marcal and Co，1872.

[55]“国立编译馆”：《物理学名词》，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43页。

[56]同上，第46页。

[57][英]惠威尔：《重学》，艾约瑟口译，李善兰删述，金陵书局重刊1866年版，第1页。

[58][英]惠威尔：《重学》，艾约瑟译，李善兰删述，金陵书局重刊1866年版，第1页。

[59]聂馥玲：《晚清科学译著〈重学〉的翻译与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页。

[60]梁启超：《读西学书法》，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第632页。

[61]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王韬、顾燮光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62]熊月之：《晚清西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94页。

[63][英]惠威尔：《重学》，艾约瑟口译，李善兰删述，美华书馆1867年版，第2页。

[64]聂馥玲：《晚清科学译著〈重学〉的翻译与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55—156页。

[65]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子部·西学格致类。

[66]聂馥玲：《晚清科学译著〈重学〉的翻译与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页。

[67]汪子春：《我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植物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90—93页。

[68]冯天瑜：《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30—34页。

[69]梁启超：《读西学书法》，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第632页。

[70]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71]张必胜：《〈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9页。

[72]冯桂芬：《采西学议》，冯桂芬著，戴扬本评注：《校邠庐抗议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73]1861年，洋务派首领、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徽筹建安庆军械所，邀著名化学家徐寿、数学家华蘅芳入幕，李善兰也于1862年被“聘入戎幄，兼主书局”。1864年夏，曾国藩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李善兰等也跟着到了南京，得到曾国藩在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于是有1865年金陵刊本《几何原本》15卷和1867年金陵刊本《则古昔斋算学》24卷相继出版刊行。1866年，在南京开办金陵机器局的李鸿章也资助了李善兰重刻《重学》20卷并附有《圆锥曲线说》3卷出版。

[74]席淦、贵荣：《算学课艺（第1册）》，同文馆聚珍版1880年版，丁韪良序。

[75]席淦、贵荣：《算学课艺（第1册）》，同文馆聚珍版1880年版，丁韪良序。

[76]席淦、贵荣：《算学课艺（第1册）》，同文馆聚珍版1880年版，丁韪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