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是一次市场化改革

全面放开二孩可以被理解为又一个“计划”，也可以认为是终结“计划生育”的过渡政策，我更倾向于后者。为此，我更愿意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同时也是放松管制，是管理模式和方式的转变，是一次市场化改革。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一重大决定被宣布。^[1]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动作，它意味着已实施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结。

网上有很多文章从人口危机、消费红利及投资机会等角度来分析这一新政。其实，全面放开二孩背后的市场经济逻辑也很值得思考和探讨。

众所周知，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和逻辑应该是：资源有限，为生存和发展，政府要对人口数量进行控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人口和生育是否需要政府去“计划”，去操心？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家庭会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进行决策，自主调节和控制生育。“大家算一算，今天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多少？惊人的数字吧。看到孩子是用百元大钞堆高的，让你多生恐怕你也不会多生了。”知名经济学家谢作诗教授在一篇文章《市场经济不需要计划生育》里分析说。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生育高峰呢？我认为，一方面是当时缺乏科学的避孕手段；另一方面，与华人“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有关。此外，也与特殊时期的一些政策和背景有关。“回想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你生孩子大家养。那时候，吃的是大锅饭；上学、就医基本上不要钱。那种情况下，人们一定要多生的。”谢作诗教授的分析一针见血。

根据上述逻辑，除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家庭自身的生育意愿在人口控制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前者只是控制了体制内人群的生育意愿，其涉及工作或升迁。而对于非体制内人群，如果想要生二胎，罚款等手段作用相对有限。

所以，我们看到，单独二孩放开后，生育增长情况低于预期。而同样在华人世界里，不管是香港，还是新加坡，民众眼下的生育意愿并不高。这当中，就延伸出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议题：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前者的思维是，很多事情需要政府去计划、去分配和控制；但“市场经济”的思维更倾向于，个体是理性的经济人，会自己调节，并形成动态均衡。

很多事情的逻辑是一样的。近段时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计划”和“市场”两种思维及相应的配置手段一直在做激烈的斗争。比如互联网专车，说到这个新事物，不少官员马上有顾虑，若任其发展，满大街都是专车，会造成堵塞交通；比如说股票发行注册制，不少人会担心那么多企业上市，股票没人买；比如说降低新三板投资门槛，有人会担心，让普通老百姓入场万一亏钱如何是好？

事实上，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其实专车就是能及时“避孕”的工具。有了这个工具，运力问题市场自己会调节，如果车子跑在街上一天到晚没有顾客，专车企业们会自动减少车辆，甚至选择关门；至于注册制，如果股票上市卖不出好价格，就不会有那么多企业争先恐后上市卖股票，届时，只有相对有前景的企业才获得资金的青睐，从而使资金优化配置；另外，在新三板老亏钱的人自己会选择逐渐退出那个市场，交给会投资会选股的人打理。

至于监管的作用，其本质一般不是直接去配置资源，而是确保交易的公正、公平，同时确保监管本身的低成本。现在回想起来，先不谈人口数量被控制的必要性，这种人口管理方式本身的弊端确实是存在的。一是“计划”人口需要大量的计生工作人员，这就意味着每年巨额的财政支出，增加企业的负担。二是社会抚养费缺乏统一标准，地方计生干部有很大的决定权，这自然出现寻租空间。我随机问了几个超生的亲友，都坦言在交超生抚养费时“找过关系”。三是导致选择性生育，造成男女比例失调。据说，国内男女数量相差3000万，其后遗症终将显现。四是导致不公。是不是独生子女，不是个人自己所能决定的。为何有不同的生育权？

庆幸的是，和其他形式的“计划”不同，这项政策不存在名额和指标限制，否则还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对抗意识被不断强化，引发过多的没有价值的争夺和内耗。

所以，作为配置手段，“市场”会更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3月，我发过一篇专栏文章《全面放开二孩有利于中国经济》。我印象中，在我的专栏文章中，这篇文章的点赞数量是最多的。我想，或许不一定是因为人们太想生，而是因为人们不喜欢被“计划”，希望有选择权。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全面放开二孩可以被理解为又一个“计划”，也可以认为是终结“计划生育”的过渡政策，我更倾向于后者。为此，如果认为全面二孩是人口危机，是刺激需求和拉动经济需要而做出的选择，我认为可能太狭隘。我更愿意认为，这同时也是放松管制，是管理模式和方式的转变，是一次市场化改革。

【注释】

[1]新华网2015年10月30日，《35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