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城经济开放试验区政策

1.取得的成果

（1）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领域的开放。该领域先后有包括负面清单在内的15项法规政策文件出台。据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统计，截至扩区前，在区内第一批开放的服务业23条措施中，已有800多个企业（项目）落地。2014年又有60多个项目落地。截至2015年6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共聚集2.6万家企业，其中挂牌后新设的企业1.95万家。新设企业中，内资企业1.59万家，外资企业4 000多家。

（2）推进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的外商投资企业80%以上是通过备案制形式入驻自贸区的，另有不足20%的外商投资企业是通过审批形式进入，需要审批的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和领域，比如金融等。注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企业的境外投资，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方式。截至2015年6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范围内的境外投资项目共计117亿美元。

（3）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企业注册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还取消了很多前置审批事项。统一营业执照，即由原来的14种营业执照（内资、外资、合资及不同区域的等）统一为一种。

（4）企业准入的“单一窗口”制度。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了企业准入单一窗口工作机制，企业只需按规定提供一个表格，通过一个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实现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企业设立和变更审批（备案）等行政事务的一门式办理。自贸区内工商注册实行“一口受理”政策，即由上海市工商分局、质监局、国税局、公安局等职能部门设立“一口受理”窗口，统一接收申请人向各职能部门提交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及印章等申请材料。

2.存在的问题

（1）扩大开放措施的项目落地效果不均衡。开放措施中，“首次开放”较少，“政策放宽”较多。例如，第一批服务业扩大开放23项措施中属于“首次开放”有6条，“政策放宽”17条。属于“首次开放”措施有：设立外资银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有限牌照银行；融资租赁的商业保理业务；中资企业非五星旗船的沿海捎带业务；游戏游艺设备生产和销售；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除教育行业，这些“首次开放”措施大都有项目落地。“政策放宽”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占大多数，包括“暂停或取消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银行业机构、信息通信服务除外）”。对于“政策放宽”措施，外资企业会考虑产权比重和经营模式的调整，这种机遇把握和实际需求在时间上就不那么紧迫，缺乏某种冲动。

（2）开放政策缺乏解释、配套和相关法律支持。部分扩大开放措施缺乏具体细则和配套政策。比如，外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政策措施的表述为“外资”，但未明确是否允许外商独资。又如，中资非五星船舶沿海捎带业务，交通部已经出到文件予以明确，且中海、中远等企业已经试点操作，但该政策涉及海关、检验检疫、港务集团等多家部门，还需要研究制定配套方案。还有，股份制投资公司，外方一般会给予中方高管以股权激励，但外资“三法”不允许中方自然人成为外企股东。虽然该开放措施已经在浦东新区进行了试点，但外资企业律师认为试点不具备法律效应，导致该项措施无法落地。

（3）有些开放措施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并不适合试验区，甚至上海地区。第二批扩大开放措施共31条，涉及服务业14条，其他涉及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17条。据调研小组初步评估，约有1/3并不适合于试验区发展，或者说缺乏产业基础条件，个别措施甚至并不适合在上海地区发展。

（4）扩大开放措施频出、各地优惠政策竞争、可复制期待等，导致外资企业观望。例如，珠海横琴、深圳前海等地方，某些外资优惠更大，市场准入政策更宽松，降低了试验区对企业、人才、市场和公众的吸引力。2014年11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版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把原先对外商限制的目录从79条缩减到35条，开放程度高于试验区负面清单2014版。还有试验区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期望，这样的政策环境使得外资企业变得不很着急，等待更新的开放政策，或者采用某种变通方法。

（5）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部分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参照传统审批流程和方法执行。试验区管委会承诺有更大开放，但各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流程和方法依然如旧，企业来来回回跑，办事人员无权做主。医疗企业、旅行社、工程建筑设计企业等反映，与试验区外的企业一样，均需在主体设立完成前后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经营资质，区内企业的审批流程更复杂、审批时间更长。试验区扩大开放承诺大打折扣，投资者积极性受挫。

（6）科技创新体制上：科技创新型金融服务企业面临着金融牌照、VIE之外的出路等一系列新问题。自贸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典范，吸引了一批科技创新型创业企业入驻，它们当中有生物医药、信息服务、智能电力、互联网金融等多种类型企业。其中有部分企业具有外资背景，在自贸区设立后仍然无法享受贴息等国民待遇，金融牌照的问题仍然是瓶颈。虽然是上海的企业，但在自贸区却拿不到（PE）牌照，不得不转战外地。另外，具有外资背景的大多属于VIE架构，该架构企业面临着资本市场选择、企业性质变更、股改等多项挑战，如何在保持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前提下，开展一些便利性上市措施，是该类企业面临的一大问题。与《总体方案》相比，新的改革开放《深化方案》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明确的“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要求，而这一要求与自贸区的新型创业型企业的需求相匹配，但在目前的自贸区政府职能转变中尚未将该项内容纳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