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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发展战略和“八五”计划

时间:2022-1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由此可见,80年代是中印两国在正常局势下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把这一个时期两国主要经济指标做一个比较,应该更能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于印度的资本主义制度。目前中印两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和问题都相当严重,两国政府正在努力调整国民经济,采取各种对策,并都把即将制定的“八五”计划作为各自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人口增长的速度又超过了中国。

第十四章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从前面各章可以看出,40多年来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充分说明,在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羁绊之后,这两个东方古老的大国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潜力,正在焕发他们的青春,尽管两国所实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总的说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国比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印度略胜一筹,也有一些方面印度的成就超过了中国。

应该指出,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曾经长期受到经济失衡和社会动乱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从1957~1976年,‘左’的问题使中国耽误了差不多20年。”[1]在这将近20年内,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或很少能够发挥出来。只是在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中国才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这方面,印度的情况比中国要好一些。独立前领导反英斗争的国大党,除了1977~1979年人民党一度执政外,在印度中央政府中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因此印度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能够长期保持协调和稳定。此外,印度的文官制度比较健全,各部门的政府官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在招收人员和晋升官员时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竞争。而且这些文官均属于常务官员,不受执政党更迭的影响。在经济立法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从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印度经历了3次印巴战争和中印边界战争。每次战争都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长期停滞在年均3.5%的所谓“印度教徒增长率”的低水平。只是到80年代这个“没有战争的10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才上升到年均5.5%的水平。由此可见,80年代是中印两国在正常局势下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把这一个时期两国主要经济指标做一个比较,应该更能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于印度的资本主义制度。

表14-1 中印两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平均增长率,1980~1987年)

注:①1985~1987年的平均数。②1987年当年数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4、166页。

表14-1表明,在80年代的前7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优于印度。但是应该指出,1987年印度遭到了百年一遇的严重旱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指标,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指标。

现在,当我们对中印两国经济发展以往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了分析比较之后,再来观察一下这两个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它们在克服或缓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如何迈向2000年。

回顾80年代初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两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刚刚以不同的方式起步,发展的势头比较平稳,问题和困难还暴露不多。近10年来中印经济发展的历程,使我们对两国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中国1984~1985年在农业方面的政策失误和1986年以后因投资失控引起的工业过热,印度1985年以后连续3年严重干旱和1988年以来的财政——对外收支危机,把两国经济中各种问题和困难突出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目前中印两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和问题都相当严重,两国政府正在努力调整国民经济,采取各种对策,并都把即将制定的“八五”计划作为各自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节 90年代面临的问题

由于中印两国基本国情相似,发展水平和阶段相差不远,因此在进入90年代的时候,两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些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贫困和就业问题、财政赤字对外收支和通货膨胀问题以及产业结构问题等。所有上面提到的问题在中国和印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多数问题印度比中国严重,也有一些问题中国比印度更严重些。这些问题在前面各章中有的已做过比较研究,下面从今后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趋势做一些综合分析。

一、人口和生态环境问题

中印两国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人口增长的趋势没有受到明显的遏制,近年来甚至有回升的现象。印度人口增长的速度又超过了中国。据美国人口咨询局的一项调查,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2.8亿,印度10.42亿。[2]又据联合国199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的预测,到2030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该报告惊呼,人口的增长正在啃掉地球本身,穷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总体影响将对生态环境产生永久性的变化。在90年代,这变化将达到十分危急的程度。[3]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对中国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目前水的短缺、水和大气的污染、森林面积缩小和水土流失等现象正在恶化。中国水资源本来不足,人均水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数的四分之一。由于水源短缺和地下水超采,7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3米,河北和河南浅层地下水开采量已分别达到允许开采量的90%和70%。有的地区的地下水已形成漏斗。据1990年6月2日中国国家环保局首次公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大气污染主要集中在工厂和人口密集的大城市,1989年全国城市总悬浮微粒日均值的平均值为432微克/立方米。江河流经城市的河段污染严重。据另一项估计,全国500个大中城市每天排放的污水达1亿吨。森林面积从1985~1988年虽然从1.1525亿公顷增加到1.2465亿公顷,但森林覆盖率仅从12.0%上升到12.98%,森林蓄积量比80年代初减少3.08亿立方米。水土流失状况仍十分严重。据报道,由于长江中上游过度采伐和植被的人工破坏,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从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近年来的56万平方公里。仅长江干流年输沙量就达6.4亿吨,相当于尼罗河、亚马逊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总输沙量。全流域4万多座大中型水库每年损失库容量12亿立方米。恶化的生态环境使长江流域179个县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有人提出:“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吗?”[4]印度的情况一点也不比中国好。印度水资源短缺十分突出。由于森林面积不断缩小和地表植被的破坏,雨水大量流失,地下水得不到补充,还造成水灾和干旱。自然的水循环已经遭到破坏。过去一些雨量丰沛的地区现在也面临干旱。印度各地区地下水蕴藏量和使用量的统计表明,现在使用的地下水灌溉潜力已达到四分之三,目前地下水超采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和5000个农村发展区。[5]印度森林覆盖率独立初期约为35%~40%。由于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忽视森林保护和林业开发(林业投资每年只占计划总开支的0.5%~1.0%),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据1987年印度森林调查,印度有记录的森林面积估计为7518万公顷,其中6420万公顷属于“真正的森林”。这约占国土面积的19.52%,距印度森林法规定的最低森林覆盖率(三分之一)相差甚远。[6]而且近年来印度森林面积还每年减少150万公顷。目前,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和受涝的地区约占印度国土面积的53%,使总面积约1.7364亿公顷的土地无法耕种。与毁坏森林有关的各种因素正在造成旱涝灾害面积的不断扩大。[7]

二、粮食问题

这里主要就中印两国90年代粮食问题的前景做一些比较。中国虽然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但90年代初中国的粮食生产却是远为不足的。1989年人均产量(363公斤)比1984年(400公斤)减少了37公斤。据计划部门估计,到2000年中国将需要粮食6.5亿吨。如果目前的粮食生产格局和趋势不加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的粮食生产只能达到4.7亿吨,缺口高达1.8亿吨。[8]印度目前粮食供求情况在低消费水平的条件下尚能平衡,但从90年代的发展趋势看,问题也很严重。据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德里工商会1990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印度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和粮食生产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以绿色革命前(1951~1952年度至1964~1965年度)与绿色革命后(1964~1965年度至1987~1988年度)两个时期相比较,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从3.2%下降到2.5%,这只是比印度的人口年均增长率2.1%稍高一点。而且,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耕地面积的减少,是否能保持现有的增长率还是个问题。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副所长桑德拉·普斯泰尔甚至在一篇研究报告中预言,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90年代印度将面临大旱灾,从而严重影响粮食生产和饮水的供应。[9]

三、能源问题

据有关部门预则,到2000年,中国一次能源总需求量约为14亿~17亿吨标准煤,而可能达到的一次能源总产量为13亿~15亿吨标准煤,供需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能源总消费量中水电所占比重不到5%,煤占76%以上,原油和天然气分别占17%和2%左右。据估计,到2000年,煤的需求可以保证,到那时核电所需要的原料也可立足于国内,但是油、气供给缺口较大。印度的能源问题本来比较严重,每年能源产量只能达到需求量的60%~70%,从而对工农业生产造成消极的影响。印度目前原油年产量约3200万吨,每年需要进口1300多万吨。而且,印度原油消费量每年递增10%,到2000年总需求量将达9000万吨,到那时原油产量只能达到5000万~6000万吨,缺口高达3000万~4000万吨。此外,印度还将继续进口炼钢用的优质煤。因此,印度的能源问题在90年代将更加严重。为此,印度政府组成了一个包括有关各部人员的节能小组,挖掘节能潜力,拟订节能计划。据估计,工业部门可节能25%,运输部门可节能20%,农业部门可节能30%。在贯彻节能措施方面需要投资500亿卢比,每年可取得节能效益300亿卢比。

四、贫困和就业问题

总的说来,中国在解决农村部分人口的贫困问题比较成功。在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方面虽然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印度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方面也有一些成就,据官方最近公布的全国抽样调查,农村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1983~1984年度的40.4%下降到1987~1988年度的32.66%。但是,由于印度的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这方面很难有更大的作为。至于城乡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前面已经提到,2000年以前中国要转移大约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印度则需要解决1.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大约3500万城市失业者的就业问题。这对于中印两国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五、财政赤字、对外收支和通货膨胀问题

这里只是探讨一下90年代上半期的前景。中国经过一年半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经济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通货膨胀受到抑制,预计今后能控制在一位数。由于出口不断增长和进口有所收缩,外汇储备有增长的趋势,改善了国际收支。90年代中国将进入偿债高峰,但偿债率大致能保持在20%的安全线下。近年来中国财政上入不敷出,主要是由于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和国家财力的过于分散。从1990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这种趋势尚未扭转。国家统计局等公布的1990年上半年8项重要经济指标表明,上半年全民所有制预算内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9290元,比1989年同期下降0.8%;销售利税率为14.31%,比1989年同期低3.19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为13.9%,比1989年低6.8个百分点。[10]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0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总产值比1989年同期增加2.2%,其中国营工业上升幅度最小,仅0.5%,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上升幅度高达39.7%。[11]国营企业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为亏损户,半数以上能耗上升,二分之一的产品质量下降。[12]由此可见,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亟待改善。80年代以来,印度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到1989~1990年度已高达1175亿卢比,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10%。世界银行在1990年4月发表的一个报告中向印度提出警告,声称印度的财政赤字“已达到极限”,这将导致对内外债依赖程度的增大,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3]全国阵线政府1990年3月19日提出的1990~1991年度财政预算虽然将赤字降低到720.6亿卢比,但由于该政府在竞选期间承诺的各种义务,它要为豁免10000卢比以下的农贷支出100亿卢比,为增加化肥补贴支出400亿卢比,还要为各类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为农村富裕阶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及扩充军费开支,等等。其结果将是财政赤字的继续扩大和通货膨胀的趋势加强。据统计,1990年第一季度通货膨胀率已达8.2%,远远高于1989年同期的5.5%。印度的外债1990年年初已达到10000亿卢比(合600亿美元),这还没有包括印度国家银行自行筹借的30亿美元商业贷款和其他大型国营企业自行筹借的短期外汇贷款。印度的偿债率1990年将高达30%。如果将印度对苏联、东欧的出口(卢比贸易,无外汇收入)剔除,这个比率还会更高一些。1990年5月,印度外汇储备已降低到独立以来的最低点,仅仅可供支付5个星期的进口。[14]

六、产业结构问题

中国和印度90年代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虽然两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内容各不相同。在中国,由于1985年以后农业政策的失误,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滞后发展,权力下放后形成的各地区产业结构低水平的趋同化,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同步发展引起的各种矛盾,以及耐用消费品工业的盲目超前发展等诸多原因,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1988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治理整顿,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而且这是一项长期的、带有战略性的任务,将贯穿整个90年代。调整产业结构,首先要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使工业向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倾斜,坚决紧缩过于膨胀的某些加工工业,整顿乡镇工业,反对各地区封疆自保的地方保护主义,同时要优化高技术的新兴工业和出口创汇产业。在印度,调整产业结构却是另一种情况。长期以来,印度工业处于高关税、严管制的受到高度保护的国内市场之中,企业效率低,成本高,产品质量差,价格贵,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印度政府为了追求技术进步,使国内工业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决定打破这种保护落后的局面。80年代初期以来,印度政府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放松各种管制,引进竞争机制。但是,在整个80年代,这种开放改革的步子不大。1989年12月全国阵线政府执政以来,一再表示要加快开放改革,把一些原来由国营企业经营的领域向私人资本开放,淘汰那些效率低不适应竞争的企业,推动新兴工业和面向出口的工业。此外,要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加速发展。在农业发展方面,自60年代中期以来国大党政府一直比较重视。自称代表农民利益的全国阵线政府执政后,便声称要扩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资,并正在制定一项农业政策决议。据1990年6月发布的该政策决议草案,政府将努力使灌溉地区和非灌溉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收入同样得到很大的增长,一切从事种植业、园艺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农民均将得到技术推广、信贷、投入和价格鼓励等优惠。[15]一些工商业组织和大资本家也纷纷表示要向种籽工业和创汇的经济作物种植业进行投资,要求政府向工商界开放国有荒地。看来印度的产业调整也将贯穿整个90年代。

第二节 90年代的发展战略和“八五”计划

从目前中印面临的经济形势看来,在整个90年代两国将会针对各自不同的目标,继续实行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以达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就中国而言,90年代前期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治理整顿的任务还很大。由于中国在1989年已超额完成了前1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后10年,即从1991~200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要达到6%即可实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纵观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往经济增长几次受挫和反复,常常是由于受到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以致造成投资远远超越国力,最后不得不忍痛收缩,蒙受重大损失。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强调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以往的经验还说明,必须时刻牢记农业的基础地位,牢记“无粮不稳”的真理。在90年代,还需实行有效的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完善市场机制并使之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在生态环境方面,中国已经开始了各项规模宏大的生态造林工程。如号称“绿色长城”的“三北”(西北、华北和东北西部)防护林体系,将包括13个省的551个县,总面积406.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2.4%,关系到33个民族的1.3亿居民。这项伟大的工程将分3个阶段到2050年完成,到1995年以前将造林680万公顷,抚育幼林565.5万公顷,以及封山造林185.8万公顷。另一项宏伟的生态林建设——长江中上游防护林系,也已拉开了序幕,第一期工程将在2000年前完成,造林地区包括西南和西北9个省的144个县,造林面积共249万公顷。

关于中国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的基本目标和重点,国务院发言人袁木1990年7月28日在回答日本记者时做了5点说明,即:“[16]巩固一年多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成果,努力保证国民经济能得到长期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②继续对农业实行倾斜政策,进一步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③在工业建设方面要对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实行倾斜政策。④在保证适当发展速度的前提下,要千方百计地改变粗放经营的状况,实行集约经营,把提高效益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中心。⑤以上设想的实现都要依靠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他还透露,“八五”计划很可能将国民经济增长率安排在6%左右。

印度全国阵线政府执政后不到3个月,于1990年2月底公布了关于第八个五年计划(1990~1995)的设想报告。这个报告分为“工作权”、“农村发展”、“城市贫困和失业”、“妇女和社会”、“社会发展”、“工业优先次序”和“国际收支”等部分,其内容主要是阐述全国阵线在竞选时期提出的那些诺言和口号,很少提到具体的指标和数据,甚至没有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设想。关于“工作权”,该设想报告宣称这是“一种充分就业战略”,国家将保证就业和实施最低工资立法。关于农村发展,报告首先提出要扩大农村就业面,同时发展农村传统工业,并把制定农村发展计划的权力下放到县以下的各级地方机构。在农业发展方面,表示要继续加强“农业—气候区域计划”,并强调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保证农业长期的和持续稳定的利益。在“社会发展”方面,报告要求在“八五”计划期间普及初等教育,消灭文盲,改革预防疾病和医疗卫生事业,对农村地区提供粮食保证,等等。关于“工业的优先次序”,报告要求在消费品工业部门优先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并对它们实行保护政策;对于中间品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技术革新问题,报告认为引进技术必须前后连贯并注意消化吸收,同时要尽量依靠国内的技术发明和实现自力更生。在“国际收支”方面,报告要求在筹借外债(特别是短期商业贷款)时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并通过对中间品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技术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以达到扩大出口和实现更大程度自力更生的目标。[17]经过国家发展委员会的讨论和审议以及计划委员会的一再修订,初步确定“八五”计划总开支为6万亿卢比,比“七五”计划总开支3.2万亿卢比将近翻了一番,但在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实际规模约比“七五”计划扩大40%。“八五”计划期间积累率将从“七五”期间的20.5%提高到22%,外国资金流入总量将限制在国民总产值的1.5%以内。计划期间国内总产值年均增长率指标定为5.5%,其中农业年均增长4%,工业和服务业年均增长率均为6%。考虑到国民经济的进口弹性系数为1.5,因此将计划期间的进口年均增长率定为8%,并相应地将出口的最低年均增长率定为12%。[18]关于“八五”计划的各项详细指标要待1990年10月向国家发展委员会提出计划草案时再行确定。

1990年3月底和5月底,商业部长阿伦·尼赫鲁和工业部长阿吉特·辛格先后宣布了1990~1993年度进出口政策和工业政策。这些政策从总的方面看来是继续执行80年代初期以来的对内放松管制和对外开放的“自由化”战略。如1990~1993年度进出口政策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推动出口作为平衡国际收支的着重点,其做法之一是放松新技术装备和零配件的进口管制以达到推动出口的目的。新的工业政策一个主要特点是放松了对国内私营工业和外国私人投资的管制。印度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劳纳克·辛格指出,这项政策使80%的新投资项目免于申请许可证。他祝贺政府“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把工业的一大部分开放给自由企业”。[19]工业部长阿吉特·辛格甚至表示,政府希望下一年的外国私人投资能够达到10亿美元,而过去流入印度的外国私人投资每年一般不超过2亿美元。这意味着印度政府希望外国私人投资一年内能够增长5倍!1990年6月19日,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审议“八五”计划设想报告的会议结束之前,印度总理维·普·辛格把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努力方向归纳为五点:①在国家规定的优先发展部门引进外资;[20]在次要的经济部门鼓励竞争;③推动(大工厂的)零部件加工工业;④在电力和基础设施部门实行私有化;⑤为无生存希望的病态企业寻找一种人道的解决方案。从目前印度政府已经公布的“八五”计划设想和各项政策来看,要在90年代加以实现显然是很困难的。譬如,在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5.5%的条件下要实现充分就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又如,在一年之间要把引进外国私人投资的规模扩大5倍也决非易事。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印度政府内部,以及在印度执政联盟内部,都存在一些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将影响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实施。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前景

40多年来中印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共同历史经验是,社会政治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前面已经提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动乱,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印度,三次印巴战争和中印边界战争也曾经使印度的经济发展受到冲击。

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建设方面,目前虽然都面临着暂时的困难,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广阔的前景。

中国总结了4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要排除各种干扰,“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稳定的基础。只有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21]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行之有效的既定国策。1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改革中引入和完善了市场机制,愈来愈明显地发挥出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对计划经济是一种有效的和不可缺少的补充。今天,中国5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的经济增长率已远超过所谓亚洲四小虎南朝鲜、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其他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也十分喜人。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继1989年丰收之后,进一步从加强水利建设、增施有机肥料和扩大农业投资等方面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力争在90年代把4亿亩灌溉区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关于农村体制改革方面,在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制的同时,积极发展集体经济。目前,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已达到166万个,其中在原生产队基础上设置的有116.98万个,占总数的70.3%。[22]最近国务院还做出关于加强粮食供销工作的决定,这对于多年来一直为“卖粮难”所困扰的广大粮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提高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以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国务院及有关部委都采取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措施。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预测,9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80年代的4.3%上升至5.1%;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90年代年均增长率和按人口平均的年均增长率将分别达到6.6%和5.1%,而中国这两个增长率将达到6.8% 和5.4%,将居东亚各国之首。[23]应邀来中国访问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则预测中国近5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5.7%。[24]从中国当前经济已达到的水平和各方面的预测看来,中国到2000年完成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是有把握的。中国人民将争取提前完成这个目标,达到小康水平,并为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印度目前面临的困难有不少是属于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执政党内部矛盾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维·普·辛格政府的稳定性正在经受考验。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由于印度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很难维持到1994年年底下届大选举行之前。在这一两年内一次期中选举看来势在必行。而在印度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之前,社会经济的长期规划是难以制定和实行的。还有,印度的种姓冲突和教派斗争短期内也很难平息。1990年8月7日宣布的为落后种姓保留政府和公营企业27%职位的决定,已经在全国范围引起了一场被称为“种姓战争”的动乱。印度人民党为在北方邦阿约提亚市一座清真寺所在地修建罗摩庙所发动的斗争,正在激化原来已经十分紧张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冲突。此外,分裂主义的旁遮普和克什米尔问题也长期拖延不决。这些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势将影响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虽然形势比较严峻,但应该看到,印度经过40多年来的发展,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和农村经济也比较稳定。在印度大中城市里,已经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达到1.25亿人左右,包括小企业主、在业的职员、科技人员、高中级政府官员以及各种专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其家庭月收入在1500~5000卢比以上)。他们已成为城市商业繁荣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基础。作为私人企业投资主要来源之一的股票市场,近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据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载文指出,印度每年股票发行额约合40多亿美元,而70年代只有3亿美元左右。1989年印度的股票持有人达到600万,此外还有1300万人购买投资信托基金的证券。[25]印度农村市场也在扩大。20年前,印度农村只有极少数地主和农场主才有钱购买工业品。进入80年代以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印度市场动向研究小组的调查,1984年印度农村居民购买了73.3亿卢比的包装消费品,1989年几乎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达到2083亿卢比。1984年全国包装消费品销售总额中,农村市场占28%,1989年这个比重已上升到37%。[26]印度农村市场的扩大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由于印度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水平比较高,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比较完备,因此在实行各项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中,困难和阻力较少。印度在80年代中制定的远景计划规定,到1999~2000年度,其国内总产值将达到40214.3亿卢比(按1984~1985年度价格计算),比1984~1985年度的19342.8亿卢比翻一番多。1999~2000年度各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指标分别为:粮食2.35亿~2.40亿吨,钢材2100万吨,煤4.17亿吨,棉布216亿米,水泥8700万吨,氮肥1140万吨,磷肥418万吨,铝85万吨,发电量5580亿~6000亿度。1999~2000年度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为:预期寿命63.3岁,婴儿死亡率6%,死亡率0.82%,出生率2.31%,人均年消费额3124卢比(1984~1985年度价格),贫困线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5%。[27]照目前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看,上述指标大部分还是有可能完成的。

中国和印度在向2000年迈进的时刻,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这里仅介绍印度发展畜牧业的一条经验作为例证。印度农村广泛利用秸秆饲养牛羊,很少饲养耗费粮食饲料较多的猪和鸡鸭等禽畜。据统计,畜牧业结构上耗粮多的猪中国是印度的32倍,家禽是印度的10倍,耗粮少的牛印度比中国多1.8亿头,牛奶产量比中国多14倍(羊奶可能更多于中国)。中国每年农作物秸秆约5亿吨,其中4亿吨被白白浪费掉。据测算,如果把这4亿吨浪费掉的秸秆经过氨化加工后养牛,中国便可多养3亿头牛,起码可以增产4500多万吨牛奶,牛肉、牛奶多了,可以减轻猪肉和粮食短缺的压力。[28]这对于粮食仍然短缺的中国来说,印度多养牛羊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何况中国的草原面积还远远大于印度。

最后,祝愿中国、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伟大的成就,并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邓小平会见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时的谈话,载《人民日报》,1987年5月30日。

[2]《金融快报》,1990年5月4日。

[3]《商业旗报》,1990年5月15日。

[4]《经济日报》,1990年7月31日。

[5]《金融快报》,1989年12月9日。

[6]《经济时报》,1990年4月5日。

[7]《金融快报》,1989年2月22日。

[8]《中国日报》(英文版),1990年7月22日。

[9]《金融时报》,1989年12月12日。

[10]《人民日报》,1990年8月2日。

[11]《中国日报》(英文版),1990年7月22日。

[12]《经济参考》,1990年8月29日。

[13]《金融快报》,1990年4月30日。

[14]《商业旗报》,1990年6月26日。

[15]《金融快报》,1990年6月16日。

[16]《人民日报》,1990年8月1日。

[17]《商业旗报》,1990年3月1日。

[18]《金融快报》,1990年5月8日;《商业旗报》,1990年6月4日。

[19]《金融快报》,1990年6月1日。

[20]《金融快报》,1990年6月20日。

[21]《人民日报》,1990年8月29日社论《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22]《经济参考》,1990年8月20日。

[23]转引自《人民日报》,1990年7月17日。

[24]《中国日报》(英文版),1990年8月25日。

[25]《经济学家周刊》,伦敦,1989年10月25日。

[26]《经济时报》,1990年5月26日。

[27]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第2卷,第14~15页和第21~22页。

[28]转引自《经济参考》,199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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