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山封禁说起

一、从空山封禁说起

经历了元明之交的战乱，秦岭—大巴山区的社会经济遭到几近毁灭性的破坏，土地荒芜，人民或死或徙，一派残破景象。同时，明王朝建立后，从维护封建统治着眼，对许多山区，特别是数省交边、不易控制的山区加以封禁，⁽¹⁾秦巴山区便是重点封禁对象之一。项忠于成化七年（1471年）在秦巴山区驱遣流民出山行动后的《善后十事疏》中称：

荆州、襄阳、河南、南阳、西安、汉中、夔州七郡所属州邑，在山谷中者三十三，介山地间者十四，国初禁不许入，自禁弛，致流民啸聚。⁽²⁾

明人高岱《鸿猷录·开设郧阳》亦云：

郧在古为糜国，春秋时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间，流逋作乱，元祚终，竟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可知当时封禁的范围相当大，而封禁之实行，又是与元明之际秦巴山区屡屡发生的流逋动乱紧密相关的。

众所周知，明王朝建立伊始，为最大限度地掌握、控制人口，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全国实行人口登籍注册的基础上，不仅严禁军、民、匠、灶等职籍间的变动，而且严禁人口在空间、籍贯方面的流动。“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³⁾为此，还在全国推行路引制度，凡军民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无文引或来历不明，就要擒拿送官。严禁人口流动与山区封禁相配合，目的就在于杜绝“流逋”这一不安定因素的发生。

毫无疑问，在战乱残破的基础上再加以封禁，对秦巴山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明人赵贞吉在其《追祀抚治大理少卿吴公记》中写道：

予尝浮汉江横郧而东者屡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络险阻，幅员数千里。元季弃之为荒，国初歼之为墟，间置数县，以领其遗民，而在三省之徼，司燎击柝弃而不守者殆数十年。⁽⁴⁾

这里显然在强调明初秦巴山区的荒凉及封禁政策对山区的影响，那么，明朝初年秦巴山区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朱国桢在其《涌幢小品》中写道：“县有编户一里者，金州之平利县是也。然东至湖广郧阳府竹山县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宁县一千里，西南至达县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东北至洵阳二百四十里，中间辽阔乃尔，大约溪山胶结而居民稀少也。”其实，编户一里者何止平利一县？仅秦巴山区曾经编过一里的就还有略阳县、兴山县、石泉县以及邓州，另有远安县，编户亦仅一里半。论者或以为《涌幢小品》一书成于明末，故所反映的为明后期之里甲情况，其实不然，所云山区的情况和平利县之里数皆为明初事实，因为随着大量流民入山落居、入籍，明后期平利县编里数已增加至8个，山区居民稀少的状况亦有相应改变。就明代初年而言，连地处汉中盆地中心的南郑县，洪武年间的编户也仅有五里，安康盆地的金州只有四里，其他如洵阳县四里，汉阴县二里，竹山县二里，光化县五里，均州五里，万县四里，编里之数均少得可怜。

洪武朝前期，由于户、粮不及额数等原因，曾将不少州县加以合并。洪武九年（1376年），四川改广元府为州，革所属剑州绵谷县；降巴州为县，隶保宁府；改夔州府为大宁州；降达州为县，革所属奉节县；洪武十年（1377年），保宁府并昭化县入广元州，并苍溪、南部二县入阆中县，并江油县入梓潼县，并新宁县入梁山县，并云山、仪陇二县入蓬州，并西充县入南充县。湖北襄阳等府属并光化县入谷城县，并枣阳县入宜城县，并上津县入郧县，降房州为县并将竹山县并入。⁽⁵⁾陕南则以汉中府褒城县并入南郑县，沔县并入略阳县，洋县并入西乡县，汉阴县并入石泉县，平利县并入金州。⁽⁶⁾降商州为商县，并将山阳县并入（以乾佑、丰阳为巡检司），⁽⁷⁾其间先后降为县的州还有凤州、沔州等。⁽⁸⁾

直到宣德五年（1430年），陕西汉中府所属13州县，合计仅有47里。民少役繁，荒闲田地颇多，因此请求迁徙山西、陕西、四川等布政司所属附近州县丁多之民以实其地。⁽⁹⁾但是，明朝廷以“天下郡县人民，版籍已定，产业有恒”为由，拒绝了汉中府的请求。不过，早在洪武年间，因“汉中地广民稀”，曾经专门拨两卫军士前往屯种。⁽¹⁰⁾凡此种种，足见明初汉中府的确人口少而旷地多。

其实，明廷拒绝汉中府“徙民实地”请求的理由“版籍已定，产业有恒”，也并非是无可更改的，在永乐元年（1403年）三月，河南裕州（亦属汉水上流）也曾提出：“本州地广民稀，山西泽、潞等州县地狭民稠，乞于彼无田之家分丁来耕。”情况与汉中府基本相同，结果却是“如所言行之”⁽¹¹⁾，得到了批准。这一时期，申请移徙外地人口到当地开垦耕种、分担赋役负担的州县不止汉中府和裕州两地。宣德初，汉中府沔县报告：本县原有在编民户300家，后相继死亡、充军、逃徙，仅剩94户，统共150丁。而生员、吏典、水夫诸役皆是常额，且路当冲要，递送之役繁重，民不堪命，特地请求“以罪当迁徙者补旧编民之数”。⁽¹²⁾三年后，四川夔州府大昌县也递上了类似的报告：

洪武四年（1371年）开设县治，初有民四百户，后因充军、死、徙，止余一百余户，并入大宁县。永乐（1403～1424年）初，仍复大昌县，重选籍册，不满一百户，遂析丁多之家补之。比年止有五十五户，内多单丁，而生员、吏典、驿夫之役，无人可充。田多荒芜，税粮失额，乞如陕西汉中府沔县事例，发徒流人连家属补凑为民，以供徭税。⁽¹³⁾

沔县和大昌县的请求都得到了批准，决定以四川、陕西、湖广三布政司所判问徒流罪囚分别发往两县，补凑为民。秦巴山区因地广人稀而接受徒流罪囚为民，对山区社会将产生相应的影响，据正德《夔州府志·户口》载，明初大昌县仅有244户、1288口，大宁县也只有421户、2143口。山区中不少州县的户数都不足1000户。

行文至此，秦巴山区在明初的残破已是一目了然，不过，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并加以辩证、明确者尚有以下三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点对考察明代流移民与秦巴山区的资源开发问题更为重要。

其一，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秦巴山区各府州县明初的户口，乃当时官府册籍所载的数目，而注册登籍者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实在却未登户籍的户口，有些地方的登籍户口和实在户口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甚至未登籍户口有可能多于登籍户口。山区人口本来居住分散，注册登籍不易周到。加之为避战火，躲居深僻山地的人户更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动荡期间，作为山区环境与山区社会相结合的产物，寨堡在保护山区人口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¹⁴⁾如鄂北一带，“元季之乱，民匿山砦，仅数十家。五方杂集，地广民稀”⁽¹⁵⁾。明初，汉阴县“其居民星散在万山中，石多土少，刀耕火种，兼猎兽而食”⁽¹⁶⁾。

其二，与上述情况相关联，不能根据当时山区中河谷、盆地等平地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居民稀少，进而推测山区山地人口也少，甚或更少乃至近于空白。事实也许恰恰相反，有的地方战乱之后是平地人少，山地人多，或平地无人，山地有人。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洪武八年（1375年）五月，陕西按察司佥事虞以文的一份巡视报告很能说明问题，引录如下：

洪武七年（1374年）冬，巡按至汉中，见其民多居深山，少处平地。其膏腴水田，除守御官军及南郑等县民开种外，余皆灌莽弥望，虎豹所伏，暮夜则出伤人。臣尝视其地，本皆沃壤，若薙其榛莽，修其渠堰，则虽遇旱涝，可以无忧已。今各县招谕山民，随地开种，鲜有来者。盖由归附之后，其民居无常所，田无常业。今岁于此山开垦，即携妻子诛茅以居，燔翳下种，谓之刀耕火种，力省而有获。然其土硗瘠，不可再种，来岁又移于他山，率以为常。暇日持弓矢，捕禽兽以自给。所种山地，皆深山穷谷，迁徙无常，故于赋税，官不能必其尽实，遇有差徭，则鼠窜蛇匿。若使移居平地，开种水田，则须买牛具，修筑堤堰，较之山地，用力多而劳。又亩征其租一斗，地既莫隐，赋亦繁重，以是不欲下山。⁽¹⁷⁾

像这样居山地而不愿居平地、种山地而不耕水田的情况，在战乱后的明初秦巴山区应是较为普遍的。此外，元末明初战事中的一部分“散贼”、溃兵，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留在山区，潜居僻远山地，欲长期做明王朝的化外之民。正如朱元璋所说：“四川、陕西两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来，番汉顽民多潜遁山谷间，不供征徭，不惧法度。”⁽¹⁸⁾而且出没无常，聚众闹事。本书前“绪论”中所举洪武初年设官称王者就有多起，这应该是明廷封禁山区的动因之一。

洪武末年，汉中沔县发生了以县吏高福兴，县民田九成、李普治等人为首的“山贼作乱”，“阻官道，杀人民”，屡败官军，占陕南略阳、徽州等地，杀略阳知县吕昌，执其教谕、学正等官。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将兵3.3万人进山剿捕，得高福兴、汪伯工等首领杀之，而“宥其胁从者为军凡四千余人”。⁽¹⁹⁾值得强调的是，所获还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其余田九成、陈二舍等部仍在追捕之中。据沈德符《野获编》记载，此次高福兴起事，与洪武初年的王金刚奴起事一脉相承，沈氏称：

元末韩林儿起，称小明王，改元龙凤，为史所载久矣。其时相去无几，又有袭其年号者。陕西妖贼王金刚奴，于洪武初聚众于沔县西黑山寺等处，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者，自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后长兴侯耿炳文讨平之。惟金刚奴未获，仍聚西黑山。至永乐七年（1409年）潜还本州，始为官军所擒。

这些人自洪武初就屡谋起事，且有众达数千人之多。在此前后，沔县的登籍户数仅有300户，相比之下，说明明初避居深僻山地而未登籍注册的户口为数不少。就这种不安定因素而言，显系元末起事势力的遗留。再进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邓愈“空其地”、“歼之为墟”和明廷的严厉封禁，都只能是相对的。

其三，报告中的山民生活与后来大批来到山区的流移民始初的情况类似。“其民居无常所，田无常业。今岁于此山开垦，即携妻子诛茅以居，燔翳下种，谓之刀耕火种，力省而有获。然其土硗瘠，不可再种，来岁又移于他山，率以为常。暇日持弓矢，捕禽兽以自给。所种山地，皆深山穷谷，迁徙无常。”⁽²⁰⁾

明确了上述三点，我们就会看到，明初的秦巴山区并非处于“人口与耕地的空白状态”，有关记载中关于山区流民“有自洪武以来住成家业者”的说法并不难理解。因此，对于天顺（1457～1464年）、成化（1465～1487年）年间山区一下子冒出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且有不少是久已置产、生子长孙的状况也就不会感到吃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