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实现了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的发明，实现了电气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计算机服务系统、ERP等软件系统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带来了制造业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可以说，前三次工业革命让制造业的生产模式不断地进化。而“工业4.0”则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对制造业的模式造成了转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将发生巨大转变，必然也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传统制造业或许还会存留在市场中，但是为了应对新的竞争对手，它们的经营管理者一定会在工业革命期间改变它们的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和业务功能。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仅因为它们是新事物，更重要的是紧随其后的消费文化转变和社会转型。
“工业4.0”代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后是智能制造，是向效率更高、更精细化的未来制造发展。信息技术使得制造业从数字化走向了网络化、智能化的同时，传统工业领域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工业和非工业也将渐渐地难以区分。制造环节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制造的过程本身，而将是用户个性化需求、产品设计方法、资源整合渠道以及网络协同生产。所以，一些信息技术企业、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将与传统制造企业紧密衔接，而且很有可能它们将成为传统制造业企业乃至工业行业的领导者。在成熟的社会中，根据多样化的需求，全社会可以实现大规模定制。
与此同时，过去的制造业只是一个环节，但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向制造业环节渗透，网络协同制造已经开始出现，未来制造业将通过基于价值链、工程链的企业间广泛合作，实现联结人力物力、信息数据、资金、能源的物联网世界。制造业的模式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它会打破传统工业生产的生命周期，从原材料的采购开始，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构成了闭环，彻底改变制造业以往仅是一个环节的生产模式。在网络协同制造的闭环中，用户、设计师、供应商、分销商等角色都会发生改变。与之相伴，传统价值链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破碎与重构，城市与郊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将被打破。大企业转向价值链、工程链的上游；中小企业则转向灵活多变、可应对多样化需求的下游。
当前，在国际制造业竞争加剧、传统比较优势不复存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酝酿的复杂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的机遇。在如何应对方面，就需要提升政府机构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及时推出“新产业政策”，发挥引导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传统产业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来加以引导转型（例如：通过鼓励按需定制化，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通过对新经济推出“新产业的政策”来使其繁荣有序发展（例如：网约车新政）。
“工业4.0”时代，有价值信息的挖掘能力、传递能力、对知识生产性的重视将成为企业竞争力要素，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将更加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加紧密，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加重要……这些变化都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对我国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性的挑战。所以，“新产业政策”应为“新工业革命”进行“新研判”。一方面，如何在新工业革命中及时推出“新的产业政策”，带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转型，推动国民经济经济提质增效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另一方面，随着“工业4.0”“智能制造”“信息物理系统”“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一些新的行业、新的商业将会涌现。坚持创新驱动，更加需要加强预判性、前瞻性研究，及时出台“新产业的政策”，促进经济体系实现开放式创新、大规模定制和社会化生产。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而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进而重塑全球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如何演绎—当前应该做的就是及时推出“新产业政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