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渐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高速增长时期积累下的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使新常态经济面临收入分配差距的挑战。同时，新常态经济也为收入分配改革及分配格局调整带来新机遇。新常态经济致力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重点发展以新兴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将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降低行业收入差距，增强实体经济效益，提升实体经济盈利空间，有利于收入分配向实体经济劳动者倾斜；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有利于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城乡协调发展下的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因此，尽管延迟退休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会在一定时期内不被部分公众理解，但从长远看，延迟退休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国家经济利益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更多地惠及民众。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实施延迟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对我国的“三驾马车”产生积极影响。

一、延迟退休对投资的影响

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率，又称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投资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也称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率，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和民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将逐步增大，对民间投资的“杠杆效应”也将随之提高；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我国将“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制造2025》明确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新常态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又将有效激活民间资本投资活力。

投资的前提是财政收入和民间收入的提高。延迟退休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将带来财政和民间资本总量的增长，从而增强全社会的投资能力；渐进式、柔性化退休政策的实施和“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将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又将促进投资的增长。

二、延迟退休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率，又称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也称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高投资”和“高出口”驱动是支撑着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今，这样的增长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从投资方面看，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的过高投资，不仅使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扩大，给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导致了差不多20年的时段里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其间只有2003—2008年旺盛的外需暂时掩盖了这个问题。产能过剩的结果是产品价格下降，亏损企业增加。从出口方面看，“中国制造”遭遇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责难，因其国内经济不景气，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相继抬头，导致我国出口增长受阻。加之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等，过去依赖“成本优势”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增长受挫。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扩大内需消费过剩产能，成为谋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居民消费率过低，消费率提升的空间巨大。

30多年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在改革开放初期，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拉动力量。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公共支出转型滞后等多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着消费的增长^[4]，消费这驾“马车”越来越乏力。1980—2010年三个10年中，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年均65.4%、60.2%和54.5%，远低于目前世界各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72%的比重。“近年来，虽然国家实施扩内需战略，但扩内需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消费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提升。”^[5]2011年为36%，2013、2014年分别为50%、51.2%，仍然没有恢复到21世纪头10年的平均水平，而美国一般占80%以上，近几年接近90%。所以，我国拉动经济从投资和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力度仍需继续加大。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一是居民现有的和预期的收入水平和物价的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当期可支配收入越多，消费量就越大，而且消费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二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可以促进生产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可以增加老年劳动者的收入，而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的10多年连涨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增加，有助于提高老年劳动者退休后的预期生活水平，从而增加消费。正在加速进行的“兜底、增收、扩中、规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整体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实现由消费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

三、延迟退休对出口的影响

净出口拉动率，又称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净出口拉动所占的份额，也称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缘政治冲突有增无减、人民币对除美元以外其他货币快速升值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因素，我国出口增速持续下滑。近年来，我国的出口增速出现两个“首次回落”。一是2012—2014年出口增速连续两年个位数增长，且低于GDP增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二是2014年四季度和2015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速出现自2012年以来首次连续两个季度下滑。^[6]面对新常态经济，新一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拉动经济发展的举措，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持久深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将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促进我国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加大；三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的协同推进，将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外贸协调共同发展。

劳动力绝对数下降、出口增速下降、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区域结构以及国际市场化机制的变化，将倒逼企业要素生产率创新。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进行的延迟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充分释放知识技能型老年劳动者人力资本效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充分发挥知识技能型老年劳动者在职业教育中的“传帮带”作用，提升中青年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素质和创新能力，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出口的恢复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