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分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1.1　问题的提出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章就是“论分工”，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他甚至断言，文明的民族之所以比原始民族较为富裕，就是因为前者有分工，后者没有分工。“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亚当·斯密的上述观点对我们有以下启示：分工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原因；需要尽可能地推动分工深化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分工水平的高低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分工深化的过程，所以如何促进分工演进是问题的关键。

制度的功能是减少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加预期的稳定性，从而实现分工与合作，因此制度安排对分工演化非常重要。另外，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知识是分散的，分工过程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人类并不具备设计分工结构所需要的超级理性。因此，分工演化是一个自然的、动态的过程，即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制度（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制约了人的选择范围，减少了人类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减小了人的可行能力集，这构成制度的机会成本，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必须以最小的、自由的损失为代价。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静态的，它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市场经济的各个部分在某一时刻是如何运行的，但是它不能解释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如何变化的（道格拉斯·诺思，2002）。静态效率最优化一般以牺牲动态效率为代价，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无法分析制度变迁对资源配置动态效率的影响，寻找制度约束和自由的均衡点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投资、分工和制度，⁽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人们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配置决策，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制度经济学则研究制度安排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认为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分工是次要的，并且把分工经济、专业化经济混同于规模经济，这样分工经济、专业化经济只是资本积累的结果。

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投资只是实现迂回生产的手段（亚当·斯密，1776）。新制度经济学通过研究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情况和特点，探寻经济体制赋予人们进行相互博弈所需要的恰当的权利、准则和规范。新制度经济学关注交易成本，倾向于忽视分工与专业化经济，他们假设制度只影响交易成本而不影响生产成本。例如道格拉斯·诺思的一项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的单位交易成本较低，而低收入国家正相反，诺思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正反映了其背后的制度体系（道格拉斯·诺思，2002）。随着分工深化，交易次数将会增加，这会产生协调的可靠性问题，进一步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²⁾但是由于还存在着专业化报酬递增，只要报酬递增的幅度超过交易费用增加，分工深化就是有利的（杨小凯，1998）。这说明忽略分工与专业化，只考虑制度的交易成本是不完全的，经济增长是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权衡的结果。

那么，投资和分工是什么关系呢？有一些证据表明资本积累是导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非常密切（JPE，1995； Romer，1998，1990）。矛盾的证据说明，在投资和分工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复杂的作用关系。新兴古典经济学以超边际分析为工具打开了组织的黑箱，但是分工在它们这里是一个跳跃的，而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资本积累在这里只是实现一定分工结构的工具。杨小凯讲的故事中有两种生产活动：一种是生产拖拉机；另一种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可以只用劳动，也可以用劳动和拖拉机。使用拖拉机有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但是由于生产拖拉机有一个很高的固定学习费用，所以必须专业化生产。专业的农民只生产粮食，并借贷粮食给专业制造拖拉机的人。拖拉机成功制造出来并实现商业化后，由于拖拉机的迂回生产效果及专业生产拖拉机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专业制造拖拉机的人可以归还借农民的债和利息，并交换消费的食物（杨小凯，1998）。

新兴古典经济学比其他理论更深刻地看到了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但是杨小凯的这个故事讲的其实是已经实现分工的专业化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分析分工演进的过程。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分工的结构是很有优势的，可以穷举各种分工形式（对应各角点解），然后通过最优化找到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分工模式。⁽³⁾本书关注的不是最优分工的结果，而是分工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为了研究制度对分工与组织演化的影响，需要将时间坐标延长，分工就成为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投资不仅对生产率提高有意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会直接推动分工深化。⁽⁴⁾所以，用现有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考察制度对分工与组织演化的影响是不合适的。需要建立一个考虑资本、分工、制度相互作用的新的分析框架，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经济演化过程，这是本书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

另外，本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分工结构实现技术进步，具有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没有制度—分工结构的实践基础，在制度供给上往往处于后发劣势。⁽⁵⁾所以，研究制度环境对分工演化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制度供给的有效性。

中国农业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与其他产业的分工协作受阻，无法通过迂回生产获得工业报酬递增的好处，自身分工演进也受到抑制，以及工农业不同分工水平交换产生的“剪刀差”，这些都是导致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传统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粮食购销制度、农村财税体制、教育体制、农村金融体制等制度安排对分工演进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只有打破这些制度阻碍，实现自由分工，才可能消除城乡分割，发展现代化的农业，消除农民的贫困。

但是这些制度是互相关联的，构成制度“域”，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只能分析单项制度的影响，无法全面揭示制度影响分工演化的作用原理，也就无法揭示农民贫困的深层原因。利用本书建立的分析框架可以更深入地分析促进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寻找帮助农民跳出“贫困陷阱”的制度变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