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六十年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与保护

新中国六十年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与保护

一、图书馆的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有对古籍内容方面的整理，如辑佚、校点、笺注、今译等，这是学术界和全国各有关出版社所共同完成的事业；也有对古籍编目方面的整理，如编制各种专题书目、善本书目、古籍书目等，这是图书馆界和各有关出版社所共同完成的事业。本文所谈，只是图书馆古籍编目方面的整理。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图书馆界古籍编目整理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之后，全国图书馆界分别编制各种专题古籍书目；第二次出现在1978年为贯彻周总理“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指示，全国公共、科研、高校、文博等几大系统图书馆共同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第三次出现在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之后，全国几大系统图书馆共同编制《中华古籍总目》。这三次古籍编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成果亦一次比一次显著。

第一次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高潮

随着建国后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任务的大部分提前完成，国家考虑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全部或部分完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要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1]总理讲话入木三分，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无疑是对图书馆工作的明确要求，号召图书馆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科研工作预作准备。

根据总理的讲话精神，文化部于同年7月5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提供科学研究的图书资料，是我们文化部门和图书馆工作者一个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同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社论，指出图书馆在向科学进军中的任务有两条：“一项是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图书资料，也就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一项是通过书刊的借阅，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的后备力量。两者不可偏废。”^[2]同时，《社论》还提出了几点必要措施：一是为使图书馆具备应有的藏书，应及时清理和调配现有藏书；二是要编制图书目录和索引，使藏书得到充分利用；三是要改进书刊的借阅制度和方法，方便读者利用；四是针对我国图书馆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现状，提出稳固现有各馆的同时积极建设新馆，积累图书资料；五是要求文化部门对图书馆事业进行全面规划，加强协调各地图书馆间的联系。

为贯彻周总理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特制定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以贯彻这个方案。1957年9月6日，国务院第57次全体会议批准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并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立图书小组，由文化部、高教部、中科院、卫生部、地质部、北京图书馆的代表和若干图书馆专家组成，负责对图书馆工作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一共设立两个，一个由北京图书馆牵头，由中科院图书馆、协和医院图书馆、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农业大学图书馆、地质部全国地质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组成，习惯上称为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一个由上海图书馆牵头，由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上海分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第一医学院图书馆、上海军医大学图书馆、交通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组成，习惯上称为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则暂时确定在武汉、沈阳、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天津、哈尔滨等地指定某些图书馆担任，组成单位由各该省、市人民委员会决定。

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成立后，下设了一个实质性的机构——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附设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其任务是调查了解全国各图书馆藏书和编目情况；制订联合目录编辑计划；起草联合目录编目条例；协调联合目录编制的各种关系；综合各馆书目，进行最后编排、校订、出版等工作。当时计划编制的联合目录中，涉及古籍者则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等。而上海图书馆则主持编制了《中国丛书综录》。

编制馆藏或私藏地方志目录，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层出不穷，其中以朱士嘉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最具影响，该书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收录全国各地方志之书5832种。1938年，编者继续搜集补充，又辑成《补编》，发表在《史学年报》第二卷上，又收录方志730种。新中国成立后，又将正编、补编加以合并修订，同时又加搜补，于1956年出版增订本，收录全国41家图书馆所藏方志7413种。为应科研急需，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将此本影印发行。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庄威凤、北京图书馆的冯宝琳等又以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为蓝本，在全国19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范围内广加增补，将各省通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司志、卫志、关镇志、道志、路志、乡土志、里镇志、岛屿志，甚至连具备方志性质而不名地志者，也纳入自己的搜罗视野，收书达8264种，名之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中经50年代增补，到80年代，几代人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现存中国地方志书的梳理。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古籍整理的一大成果。

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联合目录编辑组的编目计划中，赫然标有《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为完成这项计划，早在1956年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就编有油印本《馆藏古农书目》。1959年经过修订，名之曰《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正式出版，被列入“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专题联合目录”第五种。

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主编的《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初编），于1959年编成，被列入“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专题联合目录”第四种。

卫生部中医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共同编制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961年编成出版，全书868页，初具规模。被列入“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专题联合目录”第八种。其后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接手此事，继续修订增补，以该馆馆长薛清录为主编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于1991年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图书馆古籍整理的又一大成果。

以上是全国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第一次高潮中产生的几种较有影响的古籍专题联合书目，而影响更大、更具综合性、至今还被广泛使用的则是《中国丛书综录》。

前边说过了，上海图书馆是当时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牵头馆，根据当时的总体分工，上海图书馆担当了编制《中国丛书综录》的重任。

汇集各类之书为一书并冠以总书名、而其中所收之书又各自保持独立形态者，就称为丛书。符合这一概念的丛书，大概产生在13世纪的下半叶，即我国历史上的南宋后期。南宋左圭的《百川学海》，应该是我国丛书编辑的滥觞。到了明代，这种包罗经、史、子、集四部的丛书，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宝颜堂秘笈》、《格致丛书》等相继问世，颇受读书人欢迎。到了清代中叶，丛书的辑印不但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也更加宏富，使用价值也就更高。张之洞就曾对丛书的使用价值给予过很高的评价。

丛书越来越多，但反映丛书的目录，如顾修所辑的《汇刻书目》，沈乾一的《丛书书目汇编》，浙江图书馆的《丛书子目索引》，金陵大学的《丛书子目备检》等，虽都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但都不能纲举目张，网罗美备，功用齐全，不敷“向科学进军”中的广大专家学者的检用。为此上海图书馆勇挑重担，敢想敢上，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各高等院校图书馆、各省市图书馆以及各相关专业图书馆的全力配合下，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编成了《中国丛书综录》，于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该《综录》收录各类丛书达2797种，并将子目拆分，科学类归，同时编制了功用完备的索引，使知丛书者可查子目，知子目者可查丛书，并在每部丛书后都标明藏馆，使利用者足不出户，即可知某丛书的分布状况，以便就近检用。所以此书目至今还是很多学者的案头之物。后来虽有人对此书不断增补，并以《中国丛书广录》名义出版行世，但终不能替代《中国丛书综录》的地位与影响。

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人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十分高涨，为向科研人员服务，图书馆界有组织的各种联合目录陆续编制出版，一些图书馆馆藏古籍的综合目录，也赶在建国十周年前编制出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就是其中的一例。北京图书馆在这部书目的序言中说：“目前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研究和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为了配合学术研究，批判地接受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编辑这本书目，以适应各方面的需要。”^[3]目的宗旨十分明确，显然是在中央“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下，图书馆编制各种联合目录的进一步延伸。这部书目收录馆藏11000多种古代典籍，将这个图书馆1937年以来所入藏之善本图书悉数揭示了出来，使广大读者可以依据此目查阅各自所需的馆藏善本图书。此书目在分类上最大的贡献，是在子部保留先秦固有的“小说家”类的情况下，在集部又开设了一个“小说类”，用以类归自《飞燕外传》以来虚拟人物与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此书目竖排繁体，宣纸印造，有栏格，每半叶14行，行大小字数不等，黑口，四周双边。与所揭示的图书极为协调，书卷气甚浓。

还有一部虽不属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范围，但比编目整理更加深入、学术性更强、提供学术研究更有价值的书，这就是《中国版刻图录》。此书的编辑创意始于1957年，1958年确定计划，并着手选目、摄制。1960年2月编辑完成。该书选辑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历代版印书籍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凡500种。然后再在这些入选的书中摄制代表性的版叶，作为制版的底片，凡662幅。该书各图版先按其所镌刻的时代前后类归，以便展示各个不同时代的版刻风格。同一时代的图版再按地区类分，以便反映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版刻特点。雕版印制图书的图版之后，又单独安排了各种活字印本及历代版画的图版，以与雕版印制图书图版相平行，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使书的内容既有联系，又泾渭分明。整部书前单有一册是所选之书的叙录，用以著录各书的书名、作者及版刻时地，并注明版框高、宽尺寸及每半叶的行款字数，以及边栏、界行、书口状态。而重点则是对每一书的版刻进行考订，以及印制精粗的品评。书前有北京图书馆署名的《中国版刻图录序》，对中国历代印刷出版进行了纵向史的梳理。这篇序写于1960年2月1日，表明其时全书已经脱稿。同年由文物出版社用珂罗版、宣纸印制300部，线装。1961年又加以增订，增补图书50种，形成了550种图书、724幅图版的规模，仍由文物出版社用道林纸印制500部，线装。1983年9月日本株式会社汲古书院所据以影印者，即以此本为底本。

第二次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高潮

1975年，周恩来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但还时刻思虑党、国家、民族的方方面面。这一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下午，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刘季平，召集馆内有关人员开会。会上季平同志说：“同志们，昨天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室吴庆彤同志的电话，传达周总理指示，要我们‘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大家先考虑考虑，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怎么样才能尽快编出来。今天不讨论，回去都好好想一想。”^[4]总理为什么采取电话传达方式，而不委托有关负责同志传达安排？为什么不通过常规程序下文推动这项工作？为什么不先向文物局王冶秋同志传达，而直接由国务院传达给馆长刘季平？等等，至今仍是不解之惑。

推想当年总理手术后住在北京图书馆后边的305医院，可能想到“文革”发动以来，许多文物典籍、名人字画当作“四旧”被破掉了，现在尚存人寰者还有多少，总理心里大概很想知道。而要想了解比较确切的数字，编制书目则是最好的统计。

当时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虽不像“文革”初期破“四旧”那样摧枯拉朽，但继续破坏文物典籍也不是不可能再度发生。若是编出书目，著录在案，谁再想破坏或巧取豪夺，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文革”当中很多专家学者受到冲击，版本目录学家亦在劫难逃。他们有的被冲击致残，有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何时回城，遥遥无期。利用编辑善本书目，解放一批专家学者，调回一批专业干部，以其所长，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一举两得。

安排编制全国善本书目，可以动员各藏书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借以恢复图、博系统的工作秩序。凡此种种，都是一些个人的推想，但以总理高超的斗争艺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文革”后期利用接待重要外宾，重行开放故宫博物院、举办出土文物展，不就是有力的明证！正式下文布置此项工作，须经高层讨论，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很有可能被搁置，甚至会被“四人帮”抓住把柄，引起更大的斗争。不如口头指示，电话传达，不留痕迹来的更主动，更直接。

1976年1月8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痛悼，世人举哀。总理离我们而去，但“文革”并未结束，立即实施总理的指示，尚有种种阻力。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得以重新部署这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编制全国善本书目的学术准备、规范准备和会议准备，大体就绪，1978年春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局长、各图书馆馆长、各图书馆古籍部门业务负责人100多人齐聚南京，举行“全国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刘季平同志的传达和讲话，通过了《全国善本书目收录范围》、《全国善本书目著录条例》、《全国善本书目分类表》等三个文件。对回去后普查遴选善本、著录分类以及对公布的《善本著录条例》和《四部分类表》在实践中修订等问题，作了全面安排。更对什么是善本，怎么样遴选善本，从学术与实践上作了深入探讨，第一次提出了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等三方面入手甄选善本的“三性”原则。1978年春天，党中央虽然尚未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但蛰居十年无所事事的图书馆人，怀着对总理的无限思念和深厚感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来。有人说全国图书馆的春天，是从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开始的。这话很有道理。那时的人们令行禁止，大局观念极强，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局面很快形成。经过近三年的著录，782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史馆、大中学校图书馆等，报来著录卡片十几万张，经过筛选，录入全国善本书目者，有56787条款目。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编辑的最大型的善本古籍综合目录，也是最大的善本古籍联合目录。它的有效实施，是对全国现存古籍善本的一次大规模的梳理，它不但使我们掌握了善本书的现存基本家底，也为学者利用各地善本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到1996年，历时18年，经、史、子、集、丛五部全部编辑蒇事，陆续出版。全国数以千计的参与者，有资格告慰总理英灵，总理地下有知，当为临终嘱托的实现而含笑九泉。

全国善本书目的最后正式定名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出版，早在1996年已全部结束，但这部书目体大意深，在它的影响带动之下，各省、各馆、各相关大学图书馆等编辑本省、本馆善本书目的工作迄今也没有终止。

首先是大学图书馆。还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过程中的1982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就率先编纂了本馆所藏古籍善本书目，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目收录善本1995部，卷后还附录该馆所藏朝鲜刻本汉籍176种、日本刻本85种。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制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由陈力主编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古籍150多万册，自称居全国三甲之列，高校图书馆之首。这个书目之出版，对北大图书馆的古籍藏书是一次大整理，为北大师生利用本校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200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收录该馆所藏5086部古籍善本图书。2007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该书目收录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元明旧刊本、批校题跋本、抄稿本、清代精刻本，以及部分日本、朝鲜刻本，凡两千余部。凡此种种，都是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影响带动下，各大学图书馆所编制的古籍善本书目。这些书目的编制，对各馆存藏的古籍无疑是一次耙梳整理，对善本馆藏是一次很好的揭示。

大学之外，一部收书多、规模大、影响更为深远的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87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该目前言说：“当时正值全国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开始编制《全国古籍善本书目》，本馆全力以赴，投身于这项工程，依据这部总目的收录标准，奉献出自己馆藏的著录成果。然而由于该书目的收录标准与本馆不尽相同，而且1980年以后又陆续选入近千部善本书籍，未及收入《全国古籍善本总目》，所以本馆自1986年起又着手编制第六部善本书目，并决定于新馆落成之际出版，一方面表示我们对新馆落成暨开馆75周年的纪念，一方面也算是我们对学术界的一种奉献。”^[5]其编辑缘起显然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直接的关系。该目将1909年京师图书馆建馆以来，至1980年著录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两万二千多部古籍善本图书全部囊括在内，无疑是对馆藏善本图书的一次大整理、大揭示，为馆藏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80年5月，浙江全省古籍善本的著录工作基本结束，“共上报古籍善本9605部，其中浙图为4010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古籍普查、编目的先例。浙江图书馆的同志颇有远见，一方面充分吸收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的有益经验，一方面又在本馆已有的古籍书目良好基础上，决定及时编制本馆所藏的古籍善本书总目。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苦努力，这部体系完备、著录详确，并极具地方文献特色的《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终于完成。”^[6]2002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世纪初，《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编辑委员会委托浙江省图书馆“程小谰、李性忠、丁红等，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耗时三年有余”，编辑了一部“《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多达一百八十余人”。全书著录谱籍浙江的家谱13287款，“其中约一半收藏于省内，外省及海外的收藏也占了一半。另收录有浙江省内收藏的谱籍外省的家谱约五百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是世界上保存中国家谱最多的机构，共有一万七千余种，以缩微品为主；在国内，上海图书馆的收藏首屈一指，有一万一千七百种；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收录一万四千七百十九种。相比之下，作为以谱籍浙江的家谱为主要著录对象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其收录的家谱数量不可谓不大。另据有关专家估算，传世的中国历代家谱约有三万种，而《浙江家谱总目提要》显示，现存的浙江省历代编纂印刷的家谱数量就占了存世家谱总数的三分之一强。”^[7]这样一部煌煌巨帙的家谱总目提要，居然能在2005年杀青，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实在是图书馆的一项了不起的专题古籍整理工程。

200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西省图书馆所编《山西省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此目收录该馆2006年以前所藏古籍善本图书3000部，其收范围、著录规则、分类方法一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显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遗响。

此外，“为了深入挖掘、全面展示山西历史文献，拓宽三晋文化的研究领域，1993年8月，三晋文化研究会扩大理事会决定由刘伟毅同志负责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8]经过近五年的努力，1996年全稿杀青，199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总目提要收录山西地方史、地方志、晋人著述、晋人批校、山西刻书、晋藏珍稀善本、碑刻拓片等七类文献，凡5000多种，每种都有内容要旨、版刻情况的介绍。

2008年12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图书馆所编《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该目收录天津馆自1908年建馆至2008年百年华诞，整整100年所入藏的善本图书5358部，囊括了天津图书馆全部善本藏书。这无疑也是对本馆古籍收藏的一次大清理、大整理。

其他相关图书馆，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纂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古籍善本书目》，收录宋刻本28部、元刻本25部、明刻本462部，清刻本25部，稿本11部，绘本55部，凡806部，1990年由中国书店出版。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委员会，早“在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目时，该书目的编辑者就有意在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出版后，着手编辑《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9]。十多年来，他们在原来卡片著录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调查了解，审阅考证；有的款目经过反复查对，多方审别；个别疑难版本还请专家鉴定，终于在1996年脱稿，收书6千余款目，1998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这是编辑出版本省古籍善本书目较早的省份。

据悉，近年来浙江省图书馆又在组织力量编辑《浙江省古籍善本书目》，目前仍在统编审理过程中。以浙江省领导与古籍同人的热忱，深信这部书目一定能够问世。

第三次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高潮

第三次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高潮将出现在2009年之后。2007年，以国办发〔2007〕6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国家图书馆负责汇总古籍普查成果，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全国统一的中华古籍目录。”^[10]这就是说，在全国古籍普查基础上，最后要产生一部统一的《中华古籍总目》。为落实这项任务，在文化部2008年上半年的一次部长办公会上，周和平副部长提出了分省编制《中华古籍总目》即一省一卷的设想。为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于2009年3月，邀请有关专家在京开会，研究《中华古籍总目》编纂的有关问题。会议建议不再编制版本目录，而是编制品种目录。会议委托相关专家分别起草《中华古籍总目收录范围》、《中华古籍总目品种界定原则》、《中华古籍总目著录规则》、《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中华古籍总目款目组织规则》等有关文件。待征求专家意见修改确定后，作为各地编制《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共同遵循的准则。

预计，这项工作部署启动后，将会推动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将会使我们摸清中华古籍的存藏家底；将会有利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甄选；将会推动传统目录学的研究与发展；将会进一步明确图书馆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方向；将会促进人才培训课程的科学设置。不难想象，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后，全国各地将会在试点基础上全面开花，来一次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此目编成后，做好可供检索的电子版，科研人员可以足不出户查阅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并进一步知道其在全国的收藏情况，从而就近使用图书，免去舟车劳顿之苦，快速获得可供科研的有用资料。

二、图书馆的古籍保护

古籍保护有原生性保护，有再生性保护。原生性保护包括古籍书库防盗、防水、防火、防霉、防尘、防酸等的环境保护；包括在古籍原件上加以修复，使其修旧如旧或修旧如新的整修保护。再生性保护指用现代手段，如石印、珂罗版、胶印、缩微、扫描等方法，将原书仿真复制出来，使读者阅读复制品，原本尽可能不再流通，从而达到保护原本的目的。现在图书馆这几种保护方式几乎兼施并用，同时存在。

关于古籍的原生性保护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来，全国各大古籍收藏馆，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都配备有专门的古籍书库，保护的设施设备也都很齐全；修复力量也比较强，对破损古旧图书有日常的维修保护。这些都无法用文字一一加以介绍，也无须一一加以介绍。这里仅就建国以来工程规模大，花费时间长，影响比较深远的《赵城金藏》之修复举例性地加以阐述。

众所周知，《赵城金藏》是在抗战时期我太行军民从日本侵略军觊觎之下抢救出来的释家大藏。它在战争年代饱经颠沛，久待奉安。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华北局就报请中央批准，将这部大藏经运至北平，拨交北平图书馆典藏。《赵城金藏》全经近7000卷，到上世纪40年代就只剩下4000多卷了。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后，太岳军区决定将抢救出来的《赵城金藏》移运到山西棉上县一座废弃的煤窑里避藏。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顶部也渗水，加之窑水含硫成分高，对经卷浸蚀严重。北平图书馆接手《赵城金藏》时，一半以上的经卷长满黑霉，印纸粘连在一起，形成了木炭似的圆硬棒，亟待修复整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堆积如山的受损经卷，当时北平图书馆不敢轻易动手修复，1949年开始只安排了一位师傅进行修复试点，借以积累经验，设计大规模修复方案。修复《赵城金藏》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必须找到与《赵城金藏》纸质相近，拉力和韧劲都很大，而且颜色基本一致的广西绵纸。当时新中国甫立，百废待举，资金非常困难。为解决《赵城金藏》的修复材料问题，时任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巨赞法师毅然表示，纸张可以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的善男信女纷纷舍财助资，前后捐了数万张广西绵纸，解决了修经的用纸问题。

《赵城金藏》的修复工艺并不十分复杂，主要是蒸、揭、托、裁方、上褙、轧光、裁齐、装天地杆等几道工序。其中蒸、揭是最要手艺的环节。黑霉、干硬像木棒一样的经卷，不经过特殊处理就直接去揭，不但揭不开，揭开了也必定是大小不等的残片，再将这些残片对接托裱，肯定是伤痕纵横，恢复不了原经的完整面貌，那无异于修复性的破坏。怎么办？几位从北京琉璃厂特聘来的老师傅想出了上特制笼屉通蒸的办法。这是利用热水蒸气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将蒸气浸润到经卷内部，从而使粘连的经卷松软，为揭开经卷做好准备。其法先将经卷用宣纸包裹，外面再包以毛巾，然后放入笼屉通蒸，蒸气透过毛巾、裹纸，慢慢湿软经卷，到一定程度，取出经卷，打开毛巾宣纸，然后用镊子或针慢慢将经卷揭开。揭到未蒸透的硬卷部分，再如上法包裹续蒸，软化后再揭。如此循环往复，2000多卷炭棒似的经卷就这样一卷卷被揭开，然后再进行下边的工序。其经心、细心、细致、缓慢可想而知。这些办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土得掉渣，但它却解决了《赵城金藏》完整复原的大问题。

一个是蒸、揭的工艺无法太快，一个是一直到1956年也只有四位老师傅在从事这项修复工作，进度不可能太快。这一年的“两会”上，有一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北京图书馆加快《赵城金藏》的修复进度。提案得到有关上级部门的重视，北京图书馆奉命加强修复力量，最多时有十多位师傅投入到《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中。到1965年，历时16年，4814卷《赵城金藏》全部修裱完毕，极大限度地恢复了《赵城金藏》的本来面目。这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古籍修复工程，也是最大规模的原生性古籍保护工程。其他如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专库建设、专柜配备以及破损经卷的修复工程；《永乐大典》的修复工程；原清代内阁大库所藏赋役全书的修复工程；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的修复工程等，都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古籍保护的实例工程。

关于古籍的再生性保护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北京图书馆就引进缩微设备和技术，开始对馆藏善本图书进行缩微复制。70年代技术设备更新，摄制标准提高，曾有部分返工。90年代技术设备再次更新，有了通用的规范标准，全国也有了缩微复制中心，又按新标准摄制一遍。到上世纪末，国家图书馆两万多部善本图书，基本都摄制了缩微胶卷。读者来馆检阅善本书，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在阅读器上阅览胶卷，原书不再流通或很少流通，从而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此同时，全国缩微复制中心还在全国设立分中心，负责各片各省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的缩微摄制抢救工作。到上世纪末，除个别图书馆，绝大多数图书馆的善本古籍也都有了缩微复制品，原书也可以因不流通或少流通而得到有效保护。这是一次全国规模的古籍善本再生性保护工程，前后历时20余年。现在，这个中心已将目标转移到民国时期出版书、刊的缩微复制上，以期用这种办法解决民国书、刊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古籍再生性保护，远不止缩微复制一途，利用胶印等现代印制手段影印古籍，建国以来赓续未断。只是每次印制数量不等、规模不等，影响也不等而已。《古本戏曲丛刊》、《永乐大典》、《宋会要辑稿》、《全唐文》、《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都是规模比较大的古籍影印工程，但多是黑白缩印，只能提供文字文献，缺乏古籍的真实感。且多以出版社为主，图书馆配合。真正以图书馆为主仿真影印的几部古籍，是《中华再造善本》，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永乐大典》，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

新中国建国以来，古籍的收藏渐次形成以公藏为主的格局，现存古籍绝大部分聚藏于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将这些历尽劫难而幸存于今的古籍，特别是其中的善本古籍保管好，安全地传诸后世子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现在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的古籍保管条件与环境，已经逐年有所改善，甚至是极大的改善。但毋庸讳言，现阶段也还未达到保证万无一失的程度。况且，善本历来“秘不示人”的影响在图书馆也始终并未能肃清，广大读者要想见到善本仍然比十八学士登瀛洲还难，这就无法使善本古籍得到充分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鉴于此，为了保证古籍善本的传承安全和充分利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文化部与财政部决定自2002年8月起，在全国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此工程在国家图书馆、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以及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乃至博物馆、国家机关图书馆等范围内，甄选传世孤罕而又学术价值较高的善本图书加以仿真再造，使它们化身千百，分藏各地，确保珍贵文献的传承安全；同时借再造之本扩大流通，促进古籍善本最大限度地传播和利用，实现保护与利用一举两得的目的。

本此，文化部和财政部成立了中华再造善本规划指导委员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分别负责整个工程的指导和具体编纂出版工作。编纂出版委员会根据指导委员会的意见，着手进行选目时提出了“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指导原则。意即将那些久已绝版而又传世孤罕的珍本、善本遴选出来，仿真影印，流传下去，故选目的基调便是“一传本”，“二扬学”。也就是凡选一书，一要看其版本价值，二要看其学术价值，两者结合，互为表里，辩证思考，力图做到既流传版本，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具体选目原则定为宋、元本从宽，明、清本从严。宋、金、元版本中，只要内容不属糟粕而留存又比较完整者，一般都可以入选。即使是有些残本而又分散多家收藏者，也尽可能借再造之机加以补配。而于明、清本便从严掌握了。祖刻宋、元本而原本已失传的明、清本；明、清时影刻、影抄的宋、元本而底本失传者；明、清时有代表性的官署、私宅、坊肆等刻本；明代的藩府刻本；铜活字印本；明、清时代重要作品的首刻本、稿本；明、清时代代表性的套色印本等，都是选目的切入点。《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为唐宋编、金元编，选书凡758种，印制9129册，其规模远超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每书撰写一篇提要，对作者生平爵里、著述缘起、内容体例、版刻时地等均作简明阐释。2007年底已如期全部完成。其书宣纸铺色刷印，藏章、批校彩色套印，加之开本宏朗，仿库磁青书衣，银黄书签，庄重大方，十分高雅。是建国以来影印古籍善本书的上乘之作。

《中华再造善本》二期工程，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于2008年9月正式启动。二期《中华再造善本》要制作的是明、清时期版印、传抄的典籍，其特点是时代较近，存量较大。所谓中国典籍浩如烟海，主要指的是明、清时期的典籍遗存。面对如此浩瀚的典籍，与面对唐、宋、金、元时期留存的有限典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在浩繁的典籍中遴选出有限的二期选目，难度比较大。

前边说过，一期选目的指导思想是“继绝存真，传本扬学”，这个原则能否完全照搬过来指导二期，很值得研究。为此，我们邀请专家进行过几次研讨，最终提出了一个“扬学传本”的指导思想，即首先着眼明、清两代各自在经学、史学、子书、文学等领域的特点，将两朝学术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遴出，然后选其最早、最好、流传最少的版本进入二期选目。这就与一期提出的“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指导思想既相互衔接而又略有调整。一期强调的是继绝本传真迹，旨在传本扬学；二期强调的是继绝学传真迹，旨在扬学传本。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两期《中华再造善本》贯通一气，成为一部真真正正的再造善本。二期的选目规模虽小于一期，但可选的范围要比一期大得多。

一期的制作经验告诉人们，不是入选的典籍都能拍照影印，而是有不少已入选目的图书，到那一看虽然版本没有问题，但书的品相比较差，或残缺不全，印出来的效果达不到要求，因而只好舍弃。尤其是所选的一些稿本，从学术和传本上说都很有价值，但若原稿浮签太多，特别是已掉的浮签过多，印出来再找其准确位置予以重新粘贴，极易发生错误，这类的稿本即使已经甄选入目，因无法制作，也只好割爱作罢。还有一些单位的藏书虽已入选，但单位不想给用，也不能强求。凡此种种，工作用的选目底本与最后落实的实印选目，会有很大出入。

二期选目中还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选书虽然不多，但涉及的文种却不少。且形式多样，庋藏分散，做起来难度极大。但即称《中华再造善本》，就不能没有少数民族。中华典籍中闪现着少数民族创造的光辉，故难度再大也一定要做好。

除《中华再造善本》外，尚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样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在海内外影响较大。上海图书馆向以收藏抄、校、稿本著称。该馆收藏历代专著、诗文、日记、读书笔记等稿本2400余种，其中明清名家手稿约有400种，又有书信手札10余万件，可谓珠渊瑶海，美不胜收。2006年11月该馆举办“明清名家手稿展”，而后选录撰述手稿106种，书信手札185件，仿真影印出版，使读者可以借窥古人真迹。

上述只是善本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一些例子，远未及当今更先进的复制手段。所举之例也仅就个人所知，谈不上什么全面的论述。但仅就上述所谈，亦足以反映新中国六十年来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保护的繁荣与昌盛。

【注释】

[1]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大势——历久弥新》，第41—4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2]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大势——历久弥新》，第44—4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3]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序》，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

[4]李致忠《周总理嘱托我们编书目》，北京，《人民政协报》2007年4月5日《春秋》版头版。

[5]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前言》，第5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6]傅璇琮《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序》，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7]杨建新《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8]李玉明《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9]任继愈《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序》，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第4页，国办发〔2007〕6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