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机关报，1937年底筹备于南京，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1938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出版，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1.南京筹备，武汉出版
《新华日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1937年8、9月间，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驻南京，同时设立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经中共代表团积极争取，国民党同意在南京公开出版中共报刊。10月，周恩来领导潘汉年、章汉夫等齐聚南京，开始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仅1个月时间就试版送审，而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新华日报》未及出版即向武汉转移。12月11日，《群众》周刊先在武汉出版，《新华日报》随后于1938年1月11日出版。
《新华日报》创刊时为对开4版的大型报纸，王明任董事长，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谨玎，总编辑先后为华岗、吴克坚。《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宣传上，第一，以巩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旨归。报纸开辟《团结》专刊，报道和刊载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38年3月)及第一届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的消息、文件，并发表社论提出期望。第二，《新华日报》还重点对国民党上层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调进行了分析和批评，阐述了持久战的思想，刊载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文章。第三，全面反映了抗日战争各战场的形势，重点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事迹，介绍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民群众生活情况。第四，注意反映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新华日报》开辟“大众信箱”(“读者信箱”)专栏，还刊载“读者意见表”，与群众打成一片。《新华日报》在武汉时期也宣传了王明“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抬高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地位。10月初《新华日报》改由周恩来领导后，即以三期连载长篇社论《论目前的抗战形势》，阐述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观点，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
《新华日报》的影响及于国内外。至1938年8月，《新华日报》先后在山西、重庆、广州、西安设立分馆，在长沙、潼关、郑州、洛阳、许昌、宜昌、黄陂、南昌等地设立分销处。在国际上，英国《工人日报》曾发贺电祝其创刊，苏联《真理报》撰文对其加以称赞，许多国外机构和人员也通过它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情况。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当天发表社论《暂别武汉》宣布停刊，而先行安排转移到重庆的部分人员在同一天推出《新华日报》重庆版。
2.重庆时期
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在组织领导上由中共南方局领导，周恩来任董事长，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先后为吴克坚、章汉夫。
在重庆，报纸的生存环境更为复杂艰难。国民党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是:“让你办报，不让你讲话;让你印报，不让你发行。”从报道内容、出版发行、物资来源上限制《新华日报》的活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原则，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斗争。
在报道内容上，国民党依照《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法令，强行要求《新华日报》送审，任意删改和扣押稿件。对此，《新华日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拒检”、“暴检”加以应对，取得了抗检的胜利。例如，1939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以“拒检”的方式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文。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接见路过延安的国民党慰问团随行的三名记者(中央社刘尊棋、《扫荡报》耿坚白、《新民报》张路西)时，针对国民党一系列反共活动，严正申明共产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反击原则，并重申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统一战线立场。重庆的三名记者将谈话整理成文，《新华日报》将刊登了该文的报纸不送审，提前出版，印好后一大清早送到读者手中。又如，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坐镇《新华日报》进行监视，对此，报纸编辑和印刷人员排了两个不同的报版，一个是没有皖南事变报道和周恩来题词的报版，以应付检查;一个是载有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评论以及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报版，避开检查人员的监视，直接印刷后送市内发行。等到国民党检查人员发现时，皖南事变的真相已公之于众。除了“拒检”，《新华日报》有时也采取“暴检”的办法以示抗议。如在一篇文章被删处注明“被略”、“遵检”、“以下奉命删登”等字样，如果全文被扣发就在版面上留一大块空白，即“开天窗”。
在发行上，国民党收买重庆派报业工会头头，不准报贩售卖《新华日报》，扣留寄往外埠的邮件，使订户读者收不到《新华日报》。对此，《新华日报》雇请了100多名出身贫寒的报丁、报童，实行自办发行，使发行量达到5万份之多。
在物资供应上，对于当时最紧张的纸张，国民党往往采取推、拖、扣，企图限制《新华日报》印报。对此，中共一方面据理力争，争取公平地分配纸张;同时组织人员到市场上零星购买纸张，或到产纸地区收购纸张，解决了“纸荒”问题。
《新华日报》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不仅在宣传报道上实现了党中央为其确立的巩固全民族团结，巩固国共长期合作，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发挥应有作用的目标，做到了中央提出的“对于任何进步现象，和任何有利工作，加以应有的阐扬，对于一切腐化堕落现象，和一切汉奸国贼败类，加以无情的暴露”的要求[7]。在报纸业务上也精益求精。在重庆举办的各报排字、浇版、印刷竞赛中，《新华日报》三项均名列第一。《新华日报》在重庆成为“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报纸。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重庆《新华日报》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改为四川省委机关报。社长张友渔，总编辑熊复，经理于刚。1947年2月28日该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3月9日全体人员撤回延安等解放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