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会党的机关刊物

第二节　革命会党的机关刊物

一、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

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成立的第一个会党组织。但是，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兴中会没有办起自己的机关报。

其实，孙中山对新闻宣传是很重视的。在兴中会筹备过程中，他就把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檀山新报》的工作人员全部吸纳进兴中会，并以报馆为秘密聚议的机关。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后，更明确宣布：“拟办之事”，首在“设报馆以开风气”。但是，由于人才缺失、资金匮乏，加之革命活动屡遭清政府镇压，孙中山的办报计划未能实现。革命派早期的革命宣传形式主要是口头演讲和翻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书》等小册子，主要内容是痛斥清兵残暴屠杀汉族同胞的情形。此外，也翻译过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籍。这些小册子和书籍，因印数有限，宣传的对象面窄人少，效果不大。靠演讲、游说来宣传革命思想，效果也不佳。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到檀香山进行革命宣传时经常在华侨中演讲，但是“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7]

由于这几种宣传方式声势小、效果差，国人同情革命者不多，支持革命者就更少。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回忆当时的惨状时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8]直到《中国日报》创刊，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张报纸，1900年1月25日创刊于香港，报名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冯自由称之为“革命党组织言论机关之元祖”。

《中国日报》的创刊是由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亲自筹划的。由于当时香港港英当局禁止孙中山入境的禁令尚未解除，他不能亲自来港主持报纸工作，但报纸的筹办工作一直是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诸如为报纸筹措经费、选派编辑记者、拟定报名等。1899年秋，孙中山派陈少白到香港主持《中国日报》创刊工作。《中国日报》初出版时，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

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号夔石，笔名天羽、黄溪、无咎，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人。文思敏捷，在兴中会有“才子”之称，是革命派早期报刊宣传工作的主要人物。从1895年起协助孙中山开展兴中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同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1899年冬，奉孙中山之命赴香港，化名服部次郎筹办《中国日报》。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被选为香港分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一度出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长。不久辞职，脱离政界而投身实业。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回到新会任外海乡乡长，热心于家乡建设，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乡镇报纸《外海报》。1934年12月病逝于北平。遗著有《兴中会革命史要》等。

《中国日报》创刊后的半年内，因不明英人对清政府的态度，还不敢打出推翻清政府的旗号，所以《中国日报》在发刊词中说：“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半年以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丑陋表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国日报》的言论也因此日趋激烈。该报接连发表了章太炎的文章《拒满蒙入会状》、《解辫发说》等，指责腐败无能和卖国投降的清政府是一个“强盗政府”，明确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实现民族革命的主张。

此后，《中国日报》的革命色彩日趋强烈。其革命宣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报道内地革命党人的活动。1900年惠州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1903年上海革命党人的反满活动，《中国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这些报道，如实地记述了起义军的英勇战斗，歌颂了起义者的革命精神。

其二，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政府官员的卖国罪行。1904年5月，该报发表了《清宫之近况与中央政府之前途》一文，尖锐地揭露了清王朝的种种卖国罪行；对广西巡抚王之春出卖广西主权给法帝国主义的罪行，也作了详细的报道和严厉的声讨。

其三，呼吁反帝救亡和对保皇势力展开论战。《中国日报》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鲸吞蚕食的罪恶活动公诸报端，号召中国人民奋勇抗争，救亡图存。1902年，《中国日报》与保皇派在广州创办的《岭南报》展开论战，批驳保皇派的主张。这次论战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革命派同保皇派第一次有影响的论战。

其四，宣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02年到1903年间，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中国日报》驻东京记者详细报道了这方面的情况。1902年春，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中国日报》不但发了消息、全文刊登了该会宣言，而且还在中国日报社内召集粤、港、澳三地同情革命的人士举行了响应性集会。

中国日报社不仅是兴中会的宣传机关，同时也是兴中会的起义联络机关。如： 1900年，孙中山派陈少白、杨衢云等策划广州、惠州起义，“大本营”就设在报馆三楼，大量的革命党人出入报馆，在此开会、议事、居留。起义失败后，这里又成为起义善后的收容所。1902年初，孙中山由日抵港，也在中国日报社下榻。

与同时期的报纸相比，《中国日报》在编排上作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明显的是采用横排短行的“日本版式”，从而打破了中国报纸直排长行的老版式。在《中国日报》的子报《中国旬报》上，还开辟了一个《杂俎》专栏，运用广东民间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揭露讽刺和鞭挞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吏。《中国旬报》停刊后，这个《杂俎》专栏移入日报，改名《鼓吹录》，成为中国报纸最早的文学副刊之一。

《中国日报》于1913年8月停刊，历时13年8个月。从创刊到1906年8月由陈少白主持，1906年9月到1909年由冯自由主持，之后由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主持。

二、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1.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与《民报》的创刊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抵达日本东京，中国留日学生1000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感觉到，革命团体的分散活动不能适应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需要，因此急需建立统一的政党和制定完整的纲领来领导和规范革命运动。7月30日，各革命团体70多位代表在东京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在会上提议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得到大会批准。该刊是留日学生于1905年6月24日创办的刊物，由宋教仁主持；8月27日出版的第2期发表了揭露日本侵略我国辽东半岛野心的《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被日本政府查禁。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决定另办《民报》作为机关报。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同盟会的第一个大型机关报——《民报》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于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是大型政论型月刊，也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和同盟会的队伍，并逐渐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

《民报》出版到1910年2月停刊，共出版26期。第1期至第5期主编是胡汉民。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被同盟会迎到东京，主编了《民报》的第6期至第18期和第23期至第24期。此外，第19期的主编为张继，第20期至第22期的主编是陶成章。经常撰稿人有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宋教仁、黄侃等。1908年10月出版了第24期之后，被日本政府以“激扬暗杀”为由予以封禁。后来汪精卫于1910年1月秘密编发了第25期与第26期，声称在法国出版，实际还是在日本印刷。《民报》除在日本发行外，大部分秘密运回国内销售。创刊号重印了6次，累计达6000份。以后各期的最高发行量达1.7万份。

《民报》初为月刊，因经常脱期，改为不定期。设图画、社论、时评、译丛、谈丛、小说、纪事、说林、来稿等栏目。以宣传同盟会的宗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使命。每期六七万字，150页左右，内有铜版照片数张，还有少量广告。

孙中山为《民报》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第一次把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从创刊起，就希望把民主革命的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三大主义”因此成为《民报》宣传的主要内容，即：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宣传以土地国有为中心的民生主义。

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民报》还积极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西方的进步文化和各种新思潮(其中包括早期社会主义理论)。此外，《民报》还发表过不少章太炎撰写的提倡佛教、阐发佛学、研究国学、整理国故的文章，“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

2.《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

早在《民报》创刊之前，革命派和改良派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论战。如《中国日报》与《岭南报》及《商报》、《檀山新报》和《新中国报》的论战等，但这些论战还未形成规模。相对而言，保皇派在社会上仍有很大优势和影响。但《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之后，局面发生了变化。

《民报》第1期，就发表了“思黄”(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点名对康、梁的保皇主张进行批驳。保皇派立即应战，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开明专制论》、《驳某报土地国有论》等文章，并于1906年春将《新民丛报》上新近发表的反对革命的文章汇集成册，题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印行1万多册，广发散发。这样就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

两报之间的大规模论战是从1904年4月开始的。《民报》第3期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一文，列举了双方在12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认为这些是攸关中国存亡的大问题，并表示“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

双方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论战：

第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实行反清的民族革命。《民报》揭露了满洲贵族封建统治集团对国内各民族的压迫，指出《新民丛报》鼓吹的“爱国不必反满”的主张，实质是“变相保皇”；只有“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民族牢狱，才能真正达到爱国的目的”。至于《新民丛报》认为革命必将导致内乱和亡国，《民报》认为：这次革命只“革”本国独裁政府的“命”，并不笼统排外，可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与瓜分；倒是如果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必会遭到瓜分。

第二，要不要实行民主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民报》指出《新民丛报》之要求立宪和“开明专制”，只不过是为了稳定已经动摇了的清朝封建政权，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民报》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第三，要不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民生主义及土地国有。《民报》驳斥了《新民丛报》反对“平均地权”、否认封建剥削和土地贫富悬殊现象等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观点，指出贫富不均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土地私有制度必须改变；只有实行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发展生产，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论战中，《民报》的很多文章，以事实为依据立论，深刻地揭示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新民丛报》的许多为清廷及皇帝辩护的论点都缺乏事实根据。此外，从论战阵容上看，《新民丛报》几乎只有梁启超一人，而《民报》则有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汪东、黄侃等多人；从声势上看，《民报》显然占了压倒《新民丛报》的优势。1907年11月，不堪招架的《新民丛报》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自动停刊，两刊论战宣告结束。

《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大论战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论战使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同盟会的纲领逐渐地深入人心，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支持；而保皇派的声望大大降低，力量大大减弱。尤其在青年学生中，以谈革命为时髦，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论战还促进了革命报刊的大发展。1905年8月以前，革命派期刊不足30种，报纸10多种；论战后期，期刊增加到40多种，报纸增加到65种以上；论战也促进了报刊政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写作上注重引证、辩驳和逻辑的驳论文得到了明显的广泛应用。

三、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

1911年1月30日，在武汉振武学社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团体文学社。詹大悲为文学社文书部长，负责报刊宣传工作。

詹大悲(1889—1928)，名潮，字质存，笔名大悲，湖北蕲春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学毕业后，他便参加湖北地区的民主革命活动，是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骨干，也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地区革命宣传战线上的一员主将；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任鄂军军政府汉口分府的主任。1912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出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后又被选为湖北议会的议长。1922年又担任孙中山在广州的大元帅府的宣传员。1927年任大革命时期的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1928年1月9日，被桂系军阀以“赤化分子，阴谋暴动”的罪名杀害于武汉。

詹大悲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1908年出任武汉《商务日报》的总主笔，开始他的报刊活动。在他的主持下，《商务日报》渐渐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该报日出两大张，言论激烈，被称为汉口报界倡导革命的急先锋，同时，报社也成了革命党人策划起义和进行联络的机关。不久，群治学社败露，《商务日报》也被封闭。《商务日报》被封后，詹大悲等人心急如焚。在他们的积极奔走下，终于重建了自己的舆论机关——1910年12月14日创办了《大江白话报》。该报是在何海鸣所办的《大江》、《白话》两刊合并的基础上创办的，胡为霖任总经理，詹大悲任总编辑，何海鸣任副总编辑。发刊后，大胆敢言，凡武汉官厅各种黑幕无不尽情揭露，胡为霖胆怯退出报馆，馆务一度陷于停顿。詹大悲集资于1911年1月3日接办该报，自任总经理，去掉“白话”二字，改名为《大江报》，编辑有何海鸣等。文学社成立后，《大江报》被指定为文学社的机关报。从此《大江报》在文学社的指导下，激烈抨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大力鼓吹只有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中国才有出路。尤其是它以清政府的新军下级官兵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取得了显著效果。

使《大江报》享有盛名的是它所刊载的两篇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发表于1911年7月17日的时评栏，署名“海”，为何海鸣所作。该文着重驳斥了保皇派企图用请愿等“和平”手段来抵制革命的倒行逆施，指出所谓“和平”之道是“亡中国之道”，鼓吹只有“大乱”即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前文的姊妹篇，刊载于1911年7月26日的时评栏，署名“奇谈”，出自黄侃的手笔。全文共计才231字，然字字千钧，颂扬革命的态度热情洋溢。全文如下：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作者旗帜鲜明地告诉人民，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文章号召爱国志士们、救国健儿们，勇敢地、积极地投身革命！文章文辞质朴、气势昂扬，很富有感召力，特别是它的标题鲜明生动，一个比喻修辞的运用使文章的内涵既浅显而又深刻地得到了表现。

《大江报》的革命宣传使清朝统治者恨之入骨，1911年8月1日，巡警包围《大江报》社，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鸣不在报社，次日闻讯自行投案。詹大悲在法庭上表现得大义凛然，在回答为何发表如此激烈文章时说：“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当法官追查作者时，詹大悲则勇敢承担一切责任，只是说系“外间投稿”，经其过目后“选定刊载”，“一切责任均归我负”。最后，詹大悲、何海鸣被判监禁18个月，《大江报》被查封。詹大悲和《大江报》把人们心中的革命激情推到了沸腾的地步，它实际上吹响了武昌起义的号角——在《大江报》事件发生后不到3个月，武昌起义便爆发了。

【注释】

[1]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中外纪闻·凡例》，转引自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强学报》创刊号上刊登的《本局告白》说：“现当开创之始，专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派送各处，不取分文，一月以后，乃收报费。”

[4]薛绍微：《女教与道台相关说》，《女学报》，第4期。

[5]康同薇：《女学利弊说》，《女学报》，第7期。

[6]《本报告白》，《女学报》，第8期。

[7]孙中山：《孙文学说》，第八章，《革命原起》。

[8]孙中山：《孙文学说》，第八章，《革命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