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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时间:2022-10-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要使译者的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不能忽视主客观等诸多制约因素。所谓原作的制约性是指原作文本的规定性,虽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想象力和主动性,但是文本基本的框架仍然制约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制约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原作随意发挥。可见,译者主体性限度首先体现在原作的制约上。

第三节 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确实可以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如果译者的主体性就是一种纯粹的主体性的发挥,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会沦为一种任意的发挥和创造,一种随意的翻译,那也就不是翻译。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要使译者的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不能忽视主客观等诸多制约因素。

1. 客观方面

1.1 原作的制约

所谓原作的制约性是指原作文本的规定性,虽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想象力和主动性,但是文本基本的框架仍然制约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文本的填充空白,但是一定要忠于原作,不能脱离原作的基本框架,否则就是译者自己的一种文学的创造。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制约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原作随意发挥。虽然译出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翻译方法上有各自的爱好和自由,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是终归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原作的制约。

许钧在跟赵瑞蕻、杨苡夫妇作关于翻译创造性的访谈时曾说过:“实现翻译创造性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充分联系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文化背景,尤其是西方的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许钧,2001)可见,译者主体性限度首先体现在原作的制约上。

1.2 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

每一位译者受自身所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总是携带者“一大推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理解他所翻译的原文文本,一边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一边又面对着“陌生的世界”。一个译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是一个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他的翻译活动要受当时社会的经济条件及需求的制约。他的作品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自娱自乐,而是要满足于社会的需要。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从文本的选择到出版的一系列的过程中,都要受制于社会的需求及文化要求。因此,每位译者在解读原文时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之处。同一时代的译者因接受水平不同,对原作的理解存在差异;不同时代的译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其接受水平相差更远,填补就更加不同。

翻译活动受制于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各种社会权力的一种折中。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同的社会背景,会影响译者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甚至同一文学文本,译者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试看《红楼梦》不同英译本对“世人都晓神仙好”这句话的翻译: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杨宪益译)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David Hawks译)

杨宪益把“神仙”译成“immortal”,显然受道教“长生不老”的文化概念影响。而Hawks将之以为“salvation”,与深植于其思想中的基督教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1.3 所译文本文体的制约

在不同文体的翻译过程中,诗词是世人自然情感、个人风格、语言特色和文化时代背景等的和谐统一体。译者欲成功地将一首诗词进行英译或汉译,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融入到原诗中去,才能真正达到“视界融合”。反之,不考虑上述因素只进行文字转换,必然会诗不像诗的译文。但是,有一百个译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个译者的背景及情况等不同,在正常发挥其主体性,所得到的译文不可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

以下是一段中文诗词的两个汉译英: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宋·李清照《声声慢》)

译文一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ll so sad and dreary.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译文二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这两段英译汉,第一首是翻译大家许渊冲的译作;第二首则是由一位外国译者所译。它们在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但都传达出了原词作者所寄予的孤单、冷清、凄凉的情感和氛围;它们在结构和措词上都独具特色,一起放在读者面前均不失为成功的译作。

1.4 所处文化框架和模式的制约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不可能与他所处的文化框架和文化模式相隔绝的。译者对原语文本的解读,信息的传递处处受到目的语文化强烈的文化过滤。

“老”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资历、尊严和权威的象征,所以汉语里有“倚老卖老”、“姜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说法,中国文化里也有敬老的传统,当称他人为“老同志”、“老大爷”、“老板”等时,是对对方的尊敬。而“老”在竞争激烈的英美社会里即意味着失去竞争力,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所以英美人费尽心思借用其他词汇来委婉地表达“老”这个概念,如:a seasoned man(经受岁月历炼者)、the advanced inage(年长者)、senior citizen(老年人)。

又如“美人”这一文化意象,中国社会在传统意义上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美女形象,往往用“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口、瓜子脸”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与英语文化中所描绘的金发碧眼型的美女迥然不同,译者便会用汉语中形容美女的传统字眼来描绘西方佳丽,其目的是为了让译文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同样的美感。

因此,译语文化框架和模式在译者对原语文化意象接受中起着强大的制约作用。

1.5 译文读者语言接受水平及审美期待的制约

对于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关系,译界一般认为,奈达是最早将读者及读者对译作的反应纳入译论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奈达认为,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而新的翻译理论则强调翻译的重点不应当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而应当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奈达进一步提出要判断某个译作是否译得正确,也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考虑读者的语言接受水平,灵活处理语言文化差异和冲突,避免译文读者的文化误读。

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许渊冲的译文是: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

文殊等人的译文是:

Not a bird is seen over mountains,

Nor a footprint on paths or tracks.

On a boat a man in straw raincoat and grass

Hat is fishing alone in a cold snowy river.

“蓑笠翁”是一篇之形象,实际上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是诗人不得于世而放浪于山水的个人追求。“蓑衣”二字给此处之渔翁以服装道具,更增其真实鲜明之感。第一种译文省略“蓑笠”二字使原诗形象的丰富性大打折扣,不利于英语读者对这首诗的深刻的中国文化底蕴的了解。第二种译文用“Straw raincoat and grass hat”译“蓑衣”,虽欠准确,但这种处理文化负荷较重的语言的变通手法无疑有利于译文读者对诗的内涵的理解。20 世纪初苏曼珠与陈独秀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的《悲惨世界》(雨果著),每节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如此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免自己的译作因引进了有违目标文化图式而引起译文接受者的审美抵触。

2. 主观方面

2.1 译者对原文的理解

翻译重在理解,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才能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精神底蕴。迦达默尔认为,理解就是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文本向读者敞开,似乎“向理解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为了理解和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已回答了的那些问题,通过这种相互问答的过程,理解者才能不断超越自己原有的视野”。(陈秀,2002(1):19~22)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尽相同,于是就出现了同一原作由于译者理解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译文。

例如:Catherine caught and pursued it eagerly; then she put a few questions to me concerning the inmates,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of her former home.

译 1 凯瑟琳拿到了,热切地读着;然后,她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地问我几句关于她以前的家的情况。(杨苡译)

译 2 凯瑟琳连忙捡起信,急切地看了一遍,接着对于老家那里有理性的人和没有理性的牲畜,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孙致礼译)

杨译把rational and irrational理解成修饰“问”,孙译理解为修饰inmates,并分别指出rational及irrational所具体指的对象,使译文合情合理。可见,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

2.2 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

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包括译者的双语语言知识和双语文化知识。译者在解读原文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即在解读时有译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在表达时又有原语语言文化的渗透,译者在解读与表达过程中对双语语言文化的协调就是译者文化能力的表现,而这种能力的高低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语言符号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是最难翻译的内容,译者必须通过自身对两种文化的理解、感悟、对比、分析与掌握,才能准确翻译出原文的意思。

例如:“I beg your pardon,”said Alice very humbly,“you had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

“I had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

“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Oh, do let me help to undo it!”(Lewis Carroll: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Chapter 3)

译 1 “请原谅”,阿丽思恭顺地说:“我想你是讲到第五个拐弯的地方了吧?”

“我还没有讲到?”耗子生气地尖叫说道。

“打了一个结!”阿丽思说,她总是乐于帮助别人,所以焦虑地看着周围。“啊,让我帮你把它解开!”(陈复庵译)

译 2 “对不住,对不住。你说到了第五个弯弯儿了,不是吗?”

老鼠很凶狠地怒道:“我还没有到”。

阿丽思道:“你没有刀吗? 让我给你找一把罢!”(赵元任译)

译1按字面转换,使读者感到纳闷: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结”来? 译2完全驾御了语言,发挥了大胆的想象力,用“到”和“刀”谐音字来翻译,使读者体会到文字游戏的情趣。从例子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制于其本身的双语文化能力。

2.3 译者自身的因素

译者本人自身的因素,如价值标准、生活经验、性格、学识水平以及情感意志,都会影响他对原作的解读。

例如:“It is a long way off, sir.”

“No matter a girl of your sense will not object to the voyage or the distance.”

“Not the voyage but the distance, and then the sea is a barrier.”

“From what, Jane?”

“From England and from Thornfield, and…”

“well?”

“From you, sir.”

I said this almost involuntarily, and with as little sanction of free will, my tears gushed out.(Jane Eyre, Chapter 23)

译1 “离这很远呢,先生”。

“没有关系——像你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姑娘是不会反对航程或距离的”。

“不是航程,而是距离。还有大海是一大障碍——”。

“离开什么地方,简?”

“离开英国和桑菲尔德,还有——”

“怎么?”

“离开你,先生”。

我几乎不知不觉中说了这话,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黄源深译)

译 2 “路很远,先生”。

“没关系,——像你这样有见识的姑娘不见得会反对旅行和路远吧”。

“旅行倒没什么,就是路远;再说,还隔着海——”

“和什么隔着海,简?”

“和英格兰,和桑菲尔德,还和——”

“呃?”

“和你,先生”。

我这话几乎是不由自主说出来的;而且,同样没经过自由意志的批准,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了。(祝庆英译)

译 3 “路很远啊,先生”。

“没关系,——像你这样有头脑的姑娘总不会怕航行和路远吧”。

“倒是不在乎航行,而是路太远,再说又有大海相隔……”

“跟什么相隔,简?”

“跟英国,跟桑菲尔德——还跟……”

“呃?”

“跟你,先生”。

我这话几乎是不由自主说出口来的,同样,也不由我自己的意志作主,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吴均燮译)

译 4 “路好远啊,先生”。

“不怕的,你是个懂事的姑娘,应该不在乎旅行和路远吧”。

“不是怕旅行,只是离这儿太远了,又隔着大海,那我就再也见不到。

“见不到什么,简?”

“见不到英格兰,见不到桑菲尔德,见不到……”

“嗯?”

“见不到你了,先生。”(马红军译)

这是简爱向罗切斯特袒露心迹的一段对白。原文中两人间的对话紧凑连贯。关于barrier 的含义字典中的解释有:1.栅栏;2.关口;3.障碍;4.阻碍。这四位译者将“and then the sea is a barrier”分别译为“还有大海是一大障碍”、“再说,还隔着海”、“再说又有大海相隔”、“又隔着大海,那我就再也见不到”,从这几种译文与下句话“From what, Jane?”的译文的衔接来看,黄源深的译文显生硬,上下文衔接不好,显得突兀。祝庆英的译文略好之。吴均燮的译文比前二位好,读者可略感受到Jane 的欲言又止,两人间的对话显得紧凑些。马红军的翻译则完全刻画出 Jane 当时的心情,上下文衔接自然。正如翻译批评家许钧所言,作为“一个阐释者,不管其修养、学识如何,不管其意愿如何,都不可能穷尽对原作生命和价值的认识。他只能提供一个尽可能接近原著的本子,不可能提供一个与原作亦步亦趋、完全对等的‘定本’”。因为,“一部译作,只能是对原作的一种理解,一种阐释”。(许钧,1996)可见翻译中意义的表达取决于使用的(特定语境中的)语言意义加上意向。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读者、阐释者和作者这三种身份的结合,充分地表现出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正是译者主体性才使得原文本的内容、原作者的思想得到正确的传达和再现。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要使译者的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不能忽视原作文体、文化差异、译文读者接受能力以及译者自身素质等诸多制约因素,即将能动寓于制约之中。也只有在这制约中,译者才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最终打开文化交流和文化互融的大门。

思考题

1. 译者的主体性从哪些方面得到彰显?

2. 试论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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