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和文化

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人类学家惯于凭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着手研究一个自然区域（如非洲或南海）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用这三重观点来画地图。这些图能回答下列的问题：人这种动物，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有哪几大类，都住在哪里（如刚果尼格罗人，埃及白人；澳大利亚黑人，波利尼西亚人）？范围最广的语言群，即所谓“语系”，是哪些个，每一个怎样分布（如北非汉姆语，南非班图语；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某一地区的人，作为文化的人，是怎样分类的，显著的“文化区”有哪几个，每一区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如北非的回教文化；南非的原始狩猎、非农业的布须曼人文化；物质上贫乏而仪礼上高度发展的澳大利亚土著文化；比较进步的，高度专门化的波利尼西亚文化）？

一个普通人不会去分析他自己在人类的总表格上占什么地位。他觉得自己代表着人类的某一个紧紧团结在一起的部分——有时叫做“民族”，有时叫做“种族”——并且所有那些使他成为这个大群的典型代表的东西都是结成一团儿的。如果他是一个英国人，就会觉得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一员，这个种族的“天才”创造了英语和用英语表达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科学的看法是比较冷静些的。它要问一问这三种分类法——种族的、语言的、文化的——是否互相一致，有内在的必要把它们联络起来呢，还是只是表面的历史现象。回答会使“种族”狂想者扫兴。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种族、语言和文化分布不平行，它们的分布区域犬牙交错，最叫人迷惑，并且它们的历史会各自走不同的道路。种族比语言容易混合。反过来说，语言会传播到远离老家的地方，侵入别的种族，别的文化的领域。一种语言可以在本地灭绝了，反而生存在粗暴地敌视原来说这语言的人的群体里。并且，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重划文化区域的疆界，而不一定磨灭存在的语言分歧。只要能确信，种族，就它唯一可以了解的意义来说，也就是从生物学的方面来说，对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全不关心，只要能确信，语言和文化的历史不能直接用种族来解释，正像不能用物理和化学的定律来解释一样，我们就能一方面对斯拉夫狂热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条顿主义、拉丁天才等等神秘的口号发生某种兴趣，一方面又不让其中任何一个蒙骗了。仔细研究语言分布和它的历史，会给这些狂热信条加上最干燥无味的注疏。

一群语言完全不必和一个种族集体或一个文化区相应，这很容易举例证明。我们甚至可以指出一种语言怎样和种族、文化的界线互相交错。英语不是一个统一的种族说的。几百万美国黑人不会说别的语言。英语就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的最深刻的思想和感情的形式外衣。它是他们的无可转让的财产，是“他们的”，正像是英王的。说英语的美国白人也不形成一个确定的种族，除非是和黑人对比着说。人体人类学家一般公认的欧洲的三个基本白人种族——波罗的海或北欧种、亚平宁种和地中海种——都有许多说英语的代表住在美国。但是，说英语的人的历史核心，那些还住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相对地“没有混种”的人，他们也不代表一个单纯的种族吗？我看不出证据是指向这方面的。英国人是许多不同血属的大混合。除了习惯认为是基本血属的盎格鲁-撒克逊成分，或者说北日耳曼成分，英国血统还包括诺曼法兰西^[1]、斯堪的那维亚、“克尔底”^[2]和先克尔底成分。要是所谓“英国人”也算上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3]，那么，“克尔底”这个名称至少又指两个相当不同的种族成分——威尔士的短小、黯色的类型，和苏格兰高原和爱尔兰某些部分的较高、较白、时常是红头发的类型。即使我们说的只是撒克逊成分（不用说，这也不是“纯净”的），仍旧不解决问题。大致说来，这个血属就是如今在丹麦南部和相接的德国北部占多数的那个。要是这样，我们就只有这么想了：英语在历史上和弗里辛语（Frisian）关系最密切，其次是和别的西日耳曼方言（低地撒克逊语，即所谓“平地德意志语”，荷兰语，高地德语），第三才轮到斯堪的那维亚语，但是第五和第六世纪踏遍英格兰的那个“撒克逊”种族，反倒和说斯堪的那维亚语的丹麦人所代表的种族大体上一样，而说高地德语的中德和南德居民^[4]，在种族上显然和他们有区别。

要是我们不顾这些细致的区别，而只是假定“条顿”种族或波罗的海种族或北欧种族在分布上和日耳曼语互相一致，成不成呢？这就保险了吧？不，这就更糟糕。首先，说德语的人口的大多数（住在中德、南德和瑞士、奥地利说德语的部分）根本不属于高身材、金发、长头^[5]的“条顿”族，而属于较矮的、黯色的、扁头^[6]的亚平宁种，这个种可以同样恰当地由法国中部居民、瑞士说法语的人和许多西部和北部斯拉夫人（如波希米亚人和波兰人）来代表。“亚平宁”人口的分布一部分和从前大陆上的“克尔底人”相一致，大陆“克尔底人”的语言已经到处屈服于意大利、日耳曼和斯拉夫语的压力了。我们最好不要用“克尔底种族”这个名称，如果非要给它某种内容不可，把它大致用于西部的亚平宁人，也许比用于上述的两个海岛类型更恰当些。后者在语言上，部分地在血统上，当然是“克尔底化”了的，正像几世纪以后，大部分英格兰和一部分苏格兰是被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条顿化”了的。从语言上说，今日的“克尔底人”（爱尔兰的高卢人、满克斯岛人“Manx”，苏格兰的高卢人、威尔士人、布列登人^[7]）是克尔底的，大部分今日的德国人是日耳曼的，就像美国黑人、美国化了的犹太人、明尼苏达州的瑞典人和落户美国的德国人是“英吉利的”。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波罗的海种族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只说日耳曼语的。最北部的“克尔底人”，如高地苏格兰人，大概是这个种族的特殊化了的分支。谁也不知道在克尔底化以前他们说什么话，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他们说的是日耳曼语。他们的语言可能很不像我们所知的任何印欧话，正如今日的巴斯克语和土耳其语那样不像。此外，斯堪的那维亚人东边还有这个种族的非日耳曼语成员——芬兰人以及有关的人，他们的语言还不能肯定和印欧语有任何关系。

我们不能就此打住。日耳曼语的地理位置^[8]让人想到它们很可能只代表某种印欧方言（也许是一种原型克尔底-意大利语）在边沿地区转移给一种波罗的海人，而这种族原先说的语言，或一群语言，是和印欧语不相干的^[9]。所以，不只是现在说英语的人不是一个统一的种族，英语的原型对如今和英语特别有关的种族来说，还可能是外国语呢。我们大可不必认真地想，英语，或英语所属的语群，在任何可以了解的意义上是一个种族的表现，在它里面埋藏着可以反映人类的一个特殊种族的气质或者“天才”的特性。

要是篇幅许可的话，还可以举出许多更突出的例子来说明种族和语言不一致。现在只再举一例作为代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形成一个界限清楚的语群，包括马来半岛南端及其以南、以东的广大岛屿世界（除去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10]的大部分）。住在这辽阔地域里的人至少代表着三个不同种族——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像尼格罗人的巴布亚人、印度尼西亚的马来种、外围岛屿的波利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马来人都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群里的语言，而巴布亚人的语言部分属于这个语群（美拉尼西亚语），部分属于与此无关的新几内亚的语群（“巴布亚语”）^[11]。尽管这个地区的主要种族界线是划在巴布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之间，主要的语言区分却是马来语作为一方，美拉尼西亚语和波利尼西亚语作为另一方。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正和种族和语言的关系一样。在原始的水平上，特别容易说明语言和文化没有内在联系，因为这时“民族”政治的、文化的、语言的、地理的，有时候特别是宗教的。真正的种族因素也可以算进去，但是这里所谓“种族”，一般着重心理价值，而不着重严格的生物学上的价值。在民族感情占优势的一个地区里，语言和文化都有统一化和特殊化的趋势，所以语言和文化的疆界多少也会趋于一致。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语言的统一从来也不是绝对的，文化统一则容易流于表面化，是半政治性的，不怎么深远的。" class="calibre10">^[12]观念这统一势力还没有兴起来干扰那种我们不妨叫做自然分布的潮流。完全不相干的语言在同一种文化里共存，密切相关的语言——甚至同一种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土著的美洲有许多上好的例子。阿萨巴斯根语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结构上特殊化了的语群，不下于任何别的我所知道的语群^[13]。说这些语言的人属于四个不同的文化区——加拿大西部和阿拉斯加内地的简单狩猎文化（鲁丘克斯、契普沿）、平原地区的野牛文化（萨尔西“Sarcee”），西南地区的高度仪礼化的文化（纳伐霍），加利福尼亚西北的非常特殊的文化（呼帕）。说阿萨巴斯根语的人对文化的适应性和这些语言本身的不易接受外来影响，恰好形成最奇怪的对比。呼帕印第安人是他们所属的文化区的典型。文化上和他们相同的有邻近的犹洛克人（Yurok）和卡洛克人（Karok）。这三个部落之间来往最频繁，甚至于一方所举行的重要宗教仪式其他两方一般都参加。很难说他们的联合文化里哪一个成分原来属于哪一个部落，他们在共同行动，感情，思想上太一致了。但是，他们的语言不仅互不相通，还分属于三个主要的美洲语群，每一群在北美大陆上都分布得很广。呼帕语，我们已经知道是属于阿萨巴斯根语的，因此也是海达语（夏洛脱王妃群岛）和脱令基脱语（南阿拉斯加）的远亲；犹洛克语是阿尔贡巾语支的两种孤立的加利福尼亚语言中的一种，而阿尔贡巾语支的引力重心是在大湖地区；卡洛克语是霍堪语群的最北的成员，霍堪语群一直向南伸，越过加利福尼亚的边界，在墨西哥湾一带还有它的更远的亲属。

再回头来谈英语。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容易承认，英国和美国有共同语言，并不能作为文化共同的论据。人们常说两国有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有文化的人”以为这共同传统当然是有的了；难道这种倾向没有把许多生活上和感情上的分别掩盖起来吗？至于说美国仍旧是特别“英吉利式的”，那也不过是殖民时代的遗迹而已；它的文化主流，部分趋向于自主地、独特地发展，部分趋向于沉浸在广泛的欧洲文化中，而英国文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共同语言的存在能为英国和美国在文化上互相谅解铺平道路，现在是这样，以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还会是这样。但是，非常清楚，别的因素正在有力地反抗这种拉平的趋势，其中有的因素正在很快地积累起来。到了文化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决定因素已经不再相同的时候，共同语言也就不能无限期地作为共同文化的印证。

语言、种族和文化不一定互相关联。这可也不是说它们永远不那样。实际上，种族和文化的分界线确有点和语言的分界线相应的趋势，虽然后者并不是在每一例证上都和前二者同样重要。例如，在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种族、文化，和美拉尼西亚人的语言、种族、文化之间，尽管有许多交错之处^[14]，还是有一条相当明确的界线。可是，种族和文化上的区分，特别是种族上的区分，占主要地位，而语言上的区分只有次要意义；波利尼西亚语多不过是联合的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语类的一个特殊的方言支派而已。还能找到更整齐的界线一致的例子。爱斯基摩人的语言、种族、文化和他们的邻人显然不同西伯利亚东北，爱斯基摩人和楚科奇人（Chukchi）之间也没有截然的文化分界线。" class="calibre10">^[15]；南非布须曼人的语言、种族、文化和他们的邻居班图人形成更明显的对比。这样的一致当然有极大的意义，不过并不在于种族、语言、文化三因素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心理关系。界线上的一致不过指出浅显的历史上的联系。班图人和布须曼人所以在各方面迥然不同，只因为前者来到南非比后者更晚近。这两种人在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他们现在的接近发生得太晚，所以迟缓的种族和文化同化还来不及发生有力的作用。把时间往上推，我们不得不假定，比较稀少的人口世世代代占居着广大的地区，和别的人口集体的接触不会像后来那样急切而持久。地理和历史上的孤立造成人种的差别，自然也有利于深远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历史上有接触的种族和文化，久而久之会趋于同化，而同时相邻的语言只偶然在表面上同化^[16]，这件事本身就指出，语言的发展以及种族和文化的特殊发展这二者之间没有深刻的因果关系。

但是，机警的读者必然要反驳了：语言和文化、种族之间一定有点关系，至少是和种族的不可捉摸的方面，就是所谓“气质”的方面有关系。某种特殊的集体心理品质形成了某种文化，而这品质又无关某种特殊语言形态的成长，这岂不是不可思议的么。这一问就问到了社会心理学最困难的问题的中心了。至今为止，有没有人充分理解语言和文化沿流的历史过程的性质和这沿流所包含的最后心理因素，因而能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可疑的。我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我的看法，或者不如说我的一般态度。很难证明“气质”，一个民族的总的情绪倾向^[17]，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的趋势和沿流的决定因素，尽管它会在个人怎样把握这文化的各个成分时显露出来。就算气质对文化的形成起了某种作用（虽然很难说是怎么起作用的），也不能就此说它对语言的形成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没法证明语言形式和民族气质有任何一点联系。语言变异的倾向，它的沿流，顺着历史先例给它规定的渠道无情地向前流；它不顾及说话人的感悟和情绪，就像一条河的河道不顾及当地的大气湿度一样。我十分相信，从语言结构里去找分别，以相应于据说是和种族有关的气质变异，那是徒然的。这里，我们最好记起：我们精神生活的情绪方面很少在语言体格中表达出来。

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同一回事。基本的思维结构并不显出有重要的种族差别，所以语言形式的无限变异，也就是思维的实在过程的无限变异，并不指出种族上也有这样重要的区别。只有表面上看来这才是诡辩性的。所有语言的潜在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经验的直觉的科学。两种语言从来不相同的是外表形式，因为这形式，就是我们叫做语言形态的，不多不少正是思维表达的集体艺术，一种脱尽了不相干的个人情绪的艺术。所以，分析到最后，语言不可能是从种族本身流露出来的，就像十四行诗的形式一样。

我也不相信文化和语言真有因果关系。文化这名称的定义可以是：一个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是什么。语言指的是人具体地怎样思想。很难设想经验的摘录（文化，社会所精选的东西）和社会表达一切经验的具体方式，这二者之间会有什么特殊的因果关系。文化的沿流，也就是说历史，是社会摘录上的一系列复杂变化——有增，有减，也有重点上和关系上的改变。语言的沿流一点也管不着内容的变化，只管形式表达的变化。可以设想，一种语言的每一个声音、每一个词、每一具体概念都改变了，而它的内在的现实一点也不改变，就像可以往一个固定的模子里倒水，倒石膏，或是倒融化了的金子。如果可以证明，文化在一切种类的具体内容之外，另有一种内在的形式，一套规模，那么，我们就在文化上找到了可以和语言类比的名义，可以和语言发生关系的手段。在没有发现和揭露这种文化上的纯粹形式格局之前，我们最好还是把语言沿流和文化沿流当做两个不能比较的，没有关系的过程。从此可以看出，企图把语言形态的某种类型和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联系起来，总是徒然的。说实在的，这样联系起来是说废话。随便看一看，就能证明我们在这一点上的理论。在文明进化的任何水平上都有形形色色的单纯类型和复杂类型的语言。就语言形式说，柏拉图和马其顿的牧猪奴是同伙，孔夫子和阿萨姆的猎取人头的野人是同行。

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名称；从来没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肤浅的、外加上去的平行对语言学家没有真正的价值，除了新词的发生和借用偶然会显出语言的形式趋向。研究语言的人切不可错把语言和它的词汇混为一谈。

如果这一章和前一章多说了一些反面话，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益的。要想知道语言的主要性质，最好先弄清楚它不是什么，不做什么。它在表面上和别的历史过程有种种纠葛，必须摆脱了这些，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至今我们看到的真正属于语言的东西都指出，语言是人类精神所创化的最有意义，最伟大的事业——一个完成的形式，能表达一切可以交流的经验。这个形式可以受到个人的无穷的改变，而不丧失它的清晰的轮廓；并且，它也像一切艺术一样，不断地使自身改造。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

（选自爱德华•萨丕尔著，《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20，186－197页。）

扩展阅读文献

1.Gumperz，J.J. ＆ S. Levinson.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1，32 （5），pp.613-623.

2.Sapir，E. Selected Writings in Language，Culture and Personal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

3.Sapir，E.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London： A Harvest Book，1970.

4.Vygotsky，L. Thought and Language. Trans. newly revised en ed. by A. Kozulin. Cambridge，MA： MIT Press，1986.

5.Whorf，B.L. 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Ed. by J.B. Carroll.California： MIT Press，1956.

注释

[1]本身又是北“法兰西”和斯堪的那维亚成分的混合。

[2]现在所谓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克尔底”血统，绝不限于住在说克尔底语的地区——威尔士和不久以前的康沃尔（Cornwall）。完全有理由相信，入侵的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究特“Jute”）没有把英格兰的布来宋-克尔底人（Brythonic Celts）消灭了，也没有把他们全部赶到威尔士和康沃尔去（我们的历史上，把被征服的人“赶到”山寨、地角去的事说得太多了），而只是和他们混合起来，把自己的统治和语言强加在他们头上。

[3]实际上很难把这三种人完全分开。这些名称与其说是清楚地指种族，还不如说是指地方感情。几世纪来他们不断相互通婚，只有在某些边僻地区才能找到相对纯净的类型，如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的高原苏格兰人。在美洲，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已经无可分解地混合起来了。

[4]现在北德说的高地德语年代不久，那是推广标准德语的结果。标准德语的基础是上撒克逊语，是一种高地德语方言，它排挤了“平地德意志语”。

[5]“Dolichocephalic”。

[6]“Brachycephalic”。

[7]Breton，法国西北角说克尔底话的人。——中译注

[8]从现有的资料上溯，也许可以断定这些语言原来只限于北德和斯堪的那维亚的一个相当小的地区。这个地区显然处在说印欧语的人所分布的整个地区的边沿上。公元前一千年，它们的引力中心好像在俄罗斯南部。

[9]这虽说只是一种理论，可是专门例证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薄弱。好些常用而又典型的日耳曼词和我们所知的印欧根本成分连不起来，例如英语的house（屋子），stone（石头），sea（海），wife（妻子），德语中分别是Haus，Stein，See，Weib，它们可能是我们所设想的先日耳曼语的残余。

[10]殖民者对伊里安的称呼。——中译注

[11]说美拉尼西亚语的巴布亚人只占居这个岛的最东部。

[12]“民族”是一个重要的、感情上统一的群体。引起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政治的、文化的、语言的、地理的，有时候特别是宗教的。真正的种族因素也可以算进去，但是这里所谓“种族”，一般着重心理价值，而不着重严格的生物学上的价值。在民族感情占优势的一个地区里，语言和文化都有统一化和特殊化的趋势，所以语言和文化的疆界多少也会趋于一致。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语言的统一从来也不是绝对的，文化统一则容易流于表面化，是半政治性的，不怎么深远的。

[13]塞姆语是比众不同的，也不见得比它们更明确地标志出来。

[14]例如，斐济人属于巴布亚（类似尼格罗的）种，在文化和语言关系上却是波利尼西亚的，不是美拉尼西亚的。

[15]即使在这里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交错。阿拉斯加最南部的爱斯基摩人，在文化上被邻近的脱令基脱人同化了。在西伯利亚东北，爱斯基摩人和楚科奇人（Chukchi）之间也没有截然的文化分界线。

[16]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当然不是语言同化。

[17]“气质”是个不容易对付的名词。糊里糊涂地算在民族“气质”账上的东西，有好些不过是习惯的行为，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产生的效果。例如，在不喜欢夸张做作的文化里，表露情绪的自然倾向就异乎寻常地被抑制了。习惯上的抑制只是文化产物，从此推论到当地人的气质，很容易误入歧途。而我们通常接触到的人类行为又总是受过文化熏陶的。气质本来是个非常难以捉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