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族生命历程中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

从中华民族生命历程中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再谈中国环境史的学理建构问题

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迅速升温，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似乎已是头角峥嵘，以致学界惊呼“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光明日报》和《学术研究》联合发布的“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八)。然而在我看来，目前这个领域在总体上仍处于拓荒阶段，其景象依然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尚未形成一片井然有序的学术园林，学理上还有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倘若有人问:一部中国环境史应当包含哪些基本内容?恐怕仍然没有人能做出周全的回答。

按照学术成长的一般规律，具体研究总是先于理论探讨和体系建构。但当具体研究进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必须着手开展学理探讨，设计出某种自成系统的架构，以便于整合已有成果，进一步明确目标，更有系统性地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现在已是中国环境史学者着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中国环境史要想建立一套学理圆融的架构，须具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其一，核心命题兼具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点没有问题;其二，具有不同于以往史学研究的新型范式，可为认识中国历史提供新的途径和视野，并促进史学体系的更新、变革，这也似乎为愈来愈多的学人所期待;其三，研究视角、问题集丛、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自成体系，并非对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简单组合甚至重复———就实际研究操作而言，这一点最为要紧。

据此而论，个人认为目前环境史同仁需要做好几项工作:1．通过学术梳理，明确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归属依据;2．明确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3．围绕核心命题选择考察维度，开展具有学科支撑意义的关键课题研究。

以下就此三个方面谈几点个人陋见，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教。

一中国环境史的历史学科内源基础

环境史是关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双向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对此学人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关于它的学科归属问题，意见并不一致。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所理解的环境史从属于历史学，它既非自然科学中忽略人类作用的超大时空尺度的地球环境变迁，亦非历史地理学的自然地理变迁。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新分支，中国环境史是否具有历史学的内在发展基础?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这个基础相当丰厚。因为它的核心命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关系”，在中国史学史上并不是一个新生话题。从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虽不等同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包含了这个内容)算起，史学家论说相关问题已有两千多年，只是在不同时代语境下表述方式和学术内涵存在着一些差别。近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家关于环境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论”和“或然论(可能论)”思想争论先后几番影响到中国，有不少学者曾试图从地理环境解说中国文明的特质和历程，思考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最近几十年，注重“人地关系”的历史地理学者在相关探索中无疑担任了主角，正是他们率先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不少先导课题。不过，历史地理学重视“人地关系”，主要是把人类活动视为地理环境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和营力，而不是为了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主旨和思想导向另有所指。因此我们应当从历史学科内部寻找环境史的成立依据。幸运的是，自古以来，中国史学著述并未忘记对地理环境的观照，事实上，在四部分类中，我们今天分别称之的“历史”和“地理”都同归于“史部”之下。近代新史学传入之后，更不断有史学家讨论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直到1986年前后，宁可先生等一批前辈学者仍在前环境史学语境下，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脉络，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开展了精彩的讨论，一些论断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后，经济史和社会史家(比如郑学檬等)也逐渐注重对自然环境因素的考量。这是都值得认真学习和继承。因此，尽管中国环境史研究从历史地理学中获得了丰富的资源，但它并非后者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延伸，而是历史学科的新进步。

毫无疑问，新兴的环境史并非简单地承接了以往的论题，它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显著的开拓和发展:一是把“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一命题从理论思考推向了实证研究;二是不再只关注自然对人的单向影响，而是考察两者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协同演化关系;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由于环境史的兴起，学人才真正开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视为并驾齐驱的两大史学命题。

由此，我们既找到了中国环境史作为新史学分支的学科内在依据，也看到了它对历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意义。在此我们再次重申:环境史的新颖之处，主要不在于它研究以往史学家甚少关注的“环境的历史”，而在于它倡导“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的新史学理念，试图建构一套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和解释体系，即通过考察历史上人与自然彼此依存、双向作用的关系，重新观察、解说和叙述历史。在这一点上，环境史确然独树一帜，可以成为继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之后的第四大历史解说方式、书写方式和编纂类型。

二从中华民族生命历程中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史研究既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则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界面皆为其观察和思考的区间。这意味着，历史学者的目光不仅由“帝王将相”、“社会精英”、“军国大事”下移到了基层社会、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而且进一步投向了人类社会所依存的大地、山川、海洋、天空乃至地下。于是，曾与人类活动发生过联系的自然事物和现象，以及与自然环境有所联系的人类活动及其结果，都有理由进入环境史学的视野，环境史的领域因此极显辽阔，以致一些学者兴奋地宣称:与其他史学分支相比，环境史更具有“整体史”的特征。

对历史学者来说，生态环境好似一个无限巨大托盘，所有历史问题，不论被研究过的还是尚未被研究过的，都有可能放在这个托盘上作一番讨论。虽然中国环境史学体系至今尚未完全成型，但近年已经出现了研究诸如“政治环境史”、“战争(军事)环境史”之类的动议，说明环境史的外延将不断扩展。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无限广阔的领域亦可能导致研究工作漫无边际。倘若如此，环境史家将可能迷失思想的主线，其独特学术功能和现实价值亦可能被大大弱化。

正是出于这种担忧，近年我们先后提出过若干设想:一是主张引进“人类生态系统”作为核心概念，将“人类生态系统”成长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动力机制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二是提出“生命中心论”和“生命共同体论”，主张将生命关怀放在首要位置，把既具生物属性、又具文化属性的人的生命活动作为研究重点。在此我们还想进一步提出: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解说体系，中国环境史研究应从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中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化。

如所周知，“生存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食、衣、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围绕它们而展开的劳动、思考和各种社会实践，则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交往、互动的主要界面，即从狭义而言，环境问题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基本生存问题。当代环境危机牵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影响极其广泛，但根本要害仍在于它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基本需求和生命安全。正因如此，环境史学须以“生存和发展”作为思想的主线，以“基本生存问题”作为考察的起点和落点。脱离了这个主线，抽离了这些内容，则不能构成历史学意义上的环境史。中国环境史研究者要想寻求中国历史的新解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实质，必须具体考察“吾土”生态环境下，“吾民”作为一个生命群体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华民族何以能够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生息繁衍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人类族群?

要之，中国环境史研究不仅仅只是开拓一批新颖的课题，更重要的是突出生命关怀，结合生态环境，对中华民族生命历程进行深层的历史思考，从而获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认识。这既是对传统命题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科学的拓展、深化和提升。从现实意义上说，这样的历史探索不仅有助于思考本国、本民族的生态文明之路，对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亦具有重要思想启示和实践借鉴意义。

三建构中国环境史学体系应取之路径

上述学术意愿如此之宏大、高远，要想真正实现又是谈何容易!

从“元谋猿人”算起，中华民族已走过了170万年左右的生命历程。这样幽邃而漫长的历史，既是“文化中国”的进化史，也是“自然中国”的变迁史;不仅包括中华民族自身的进步，而且包括其所依托自然环境的演变，或者说，两者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历史统一体，即以人的活动为主导，以生存发展为主线，众多自然与社会因素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协同作用的“人类生态系统”演化史。这样一个极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该从何处着手来把握?需构建出怎样的一套论说和叙述框架，着实令人迷茫。这很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扰环境史学同仁。随着研究的不断展开，这早晚将会成为学术争论的一个焦点。事实上，我们期待争论早日开始。

为了抛砖引玉，笔者再次斗胆放言，试就目前应取之路径提出几点想法。

其一，根据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积极从现代生态学，特别是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中借取思想理论和问题框架，并予以合理的利用。在目前条件下，这也许是一种“经济”、便利的做法。

其二，围绕“生存与发展”这个永恒主题，紧扣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特别是物质能量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基本问题)渐次展开思考、设计课题和进行研究。由于历史地理学的深刻影响，亦因“环境史”曾被错误地理解为“环境的历史”，迄今为止，透过人与自然关系对历史上人类基本生存问题进行生态分析的成果甚为稀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环境史研究尚未进入历史问题的本质和核心。

其三，围绕历史“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选定若干主要维度展开重点研究。这些维度应当不仅能够反映特定区域和时代“人类生态系统”的基本面貌，能够呈现人类生命活动方式、能力和状态的动态变化，并且具有某种可以测度的指标。笔者认为:一部较完整的中国环境史，最少应包括下列七个维度的观察和论述，即人口、资源、能量、空间、技术、社会组织和知识体系。只有选准了主要维度，并且对它们彼此之间的生态关系进行深度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人类生存模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变化，才能把握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协同关系演变的基本脉络。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