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质开拓者

西北地质开拓者

国民党政府的地质矿产工作，在中央由经济部所属地质所负责，抗日战争时期，该所随政府由宁迁渝。

1942年6月下旬，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中央所）商同甘肃省政府在兰州成立地质矿产调查队，派遣王曰伦、路兆洽、徐铁良、李树勋、刘庄等5人来兰组队，由王曰伦任队长。当时借住西北社房屋办公。年末始租小沟头49号小楼一座作为办公地址。

1943年，中央所配合开发大西北工作，6月6日增派毕庆昌、叶连俊、何春荪、陈梦熊等4人抵兰筹建西北分所。中央所李春昱所长亦自渝飞兰。承省府允借萃英门内13号（即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内）甘肃机器厂旧址，再次搬迁。是年10月，胡敏、乔作拭、张尔道、岳希新、宋叔和、米泰恒、关士聪等人相继来兰。11月初，西北分所正式成立，由王曰伦任所长。1944年有梁文郁、刘增乾、黄劭显、刘乃隆等人，1945年有郭宗山、杜恒俭等人，1946年又有关佐蜀、靳毓贵、戴天富、卢振兴等人先后来兰，使西北分所的地质技术力量逐渐增强。

1946年9月，兰州大学成立，西北分所奉令让址。该所请准建筑费2400余万元，在中山林第二新村二号（今西北民族大学院内）建筑平房40余间，于1947年初迁入新址办公。是年承中纺建设公司捐款7亿元，增建办公小楼和陈列馆各一座，以及购买书籍、仪器等，基础设施初备。1948年冬竣工投入使用。

西北分所在所长领导下分设8室：

地质矿产室主任原为路兆洽，路兆洽调中央所后，主任即由宋叔和担任。宋叔和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曾任甘肃省地质局总工程师，后调中国地质科学院工作，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

20世纪40年代，王曰伦（前排左二）在兰州西北地质调查所

陈列室主任原为毕庆昌，毕庆昌调台湾地质调查所后，即由梁文郁担任。

化验室主任为杨拯华。当时由于经费不足，设备仪器不完善，凡需化验之标本，均委托中央工业试验所西北分所及甘肃省科学教育馆代为化验。

测绘室主任原为何春荪，何春荪调台湾所后，即由刘乃隆担任。50年代初期，刘乃隆去北京地质出版社任编辑。

图书室主任戴天富，曾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任甘肃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之后调地矿部直属的五六二大队（北京附近）。

事务室主任李树勋。人事室主任何超群。会计室先由徐世澄负责，徐世澄走后，由冯瑛继之。

中央地质调查所对西北分所定员为39人，因人事变动频繁，从未满额。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所自成立以来，陆续调遣及辞职他往的有36人。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台湾接收日方地质调查所的有毕庆昌，随后去台湾的还有何春荪、徐铁良等人。郭宗山调中央地质所后，1949年以前考取公费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又回到祖国北京。

西北分所六七年的主要工作为：填制1∶20万地质图18幅、详测矿区图14幅、概测矿区图34幅，编绘甘肃省1∶50万地质图1幅。因限于经费，多未出版，仅出了40多种简报。此外，还发现了铁矿、铬矿、硫黄、重晶石、煤、石油等多处。这些具有开拓性的地质调查，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开展西北地质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西北分所所长王曰伦即于27日电告南京和北平地质调查所，电文称：“兰州本月经战后解放，分所经过良好，同仁平安……”南京中央所31日以同仁名义电复西北分所：“庆祝解放平安。”并告知已由文教会接管。随之，王曰伦于9月1日急函请示兰州市军管会。当日，军管会财经委员会企业处函复：“……由本处接管，如有变动，当再通知。”西北分所随即由企业处接收，派苏林为军代表。此时，该所共有33人，其中地质12人，测绘3人，化验2人，其余为行政事务和勤杂人员。

同年12月，王曰伦呈请辞职；28日企业处处长杨一木以企人字第4号命令给军事代表苏林：“……应予照准，并调本处另行分配工作。”同时命米泰恒暂代所长。1950年初，该所归西北财经委员会资源勘测局管辖，改名为“西北地质调查所”。1951年9月，西北勘测局任命米泰恒为副所长。1952年10月，调派原陕西省高陵县县长乔崇俊为西北地质调查所首任共产党员所长。乔崇俊后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1952年，西北民族学院成立，西北地质调查所奉令调换住房，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安排在柏道路某小楼庭院办公（今柏道路22号）。11月下旬，西北资源勘测局令该所搬迁西安，除留个别人员留守房屋外，其余人员均去陕。正在野外作业人员先后竟返西安。1953年3月，西北地质局在西安成立，将该所撤并，至此乃告结束。

王曰伦离西北分所后，调任省企业厅地质师。1950年，先后调任北京地质调查所（后称中国地质勘探局）、普查委员会、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矿床室副主任。1964年，调任华北（天津）地质科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7月在天津逝世。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天津市副市长李中垣，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程裕祺，顾问许杰以及地学界10多位院士前往吊唁。

西北分所可谓人才济济，精英荟萃。曾在那里工作过的地质矿产技术人员，现已知为两院院士的有7人（王曰伦、宋叔和、叶连俊、关士聪、岳希新、黄劭显、陈梦熊）。他们都是地质界的老前辈，为我国的地质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去台湾接收日伪地质调查所的毕庆昌，被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命为改组后的所长。几十年来，他一直执台湾地质工作之牛耳，1975年退休。毕庆昌又是台湾大学构造地质学教授，其学生遍布美国和加拿大及东南亚各地。

经毕庆昌推荐，随后去台湾工作的何春荪和徐铁良，都有可观的业绩。现行于台湾的台湾地质图及说明书的编制者是何春荪。他不幸于1990年作古。横贯台湾的公路和许多水库的工程地质工作的设计师是徐铁良。

甘肃地矿局的资料库中，至今仍保存着毕庆昌、何春荪、徐铁良等三位当年在西北分所工作时著述的地质报告，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王曰伦所长及其同伴在西北分所所做的贡献，历史已有结论。李春昱（中国科学院院士，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学家，曾担任地质部北方局总工程师，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早在1948年为西北分所作了这样的总结：“……当成立之初，正抗战方酣之时，经费既极支绌，设备更属简陋，然赖分所同仁之刻苦奋斗，工作进行，从未稍懈。西至新疆，东逾陇山，北入蒙旗，南越祁连，测定经纬点，绘制地质图，研究其地层，勘察其矿藏。对我国西北隅土地能有较正确之认识者，实为我西北分所同仁之力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西北分所所长王君曰伦，曾不因此而少馁。西北分所同仁，知其白守其黑，埋头于研究工作，迈进于建设途中，坚定意志，不为物引，立功立言，业垂不朽，是以大足以自勉而励来者也”。

从上述这段话中，足以使我们看到旧中国落后，西北地区更落后，当时从事地质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在这种艰难条件下，王曰伦及其率领的10多名地质矿产人员，在仅仅六七年的时间里所做出的业绩，确实是“业垂不朽”、“自勉而励来者”的。

（张奎仪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