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08）
2007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三个亮点:一是由于一些学科基本概念的重新讨论引发对整个学科体系及学科地位的关注与争议；二是由于对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引发对过去结论和评价的反思；三是由于一些新法规的出台引发同这些新法规相应的新闻现象作理论上的观察与思考。这些亮点把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性研究推向深入，从而从总体上提升学科建设的水准和学术研究的水准，同时又鲜明地凸显新闻传播学应用层面的一些特点。
2007年的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拟从新闻学、传播学等方面分别进行扫描与分析。在新闻学研究视域中，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法规、舆论监督三个方面有较大的深入。在传播学研究视域中，媒介理论、媒介素养、新媒体和媒介文化等方面有较多的新内容。在广播电视研究视域中，广播和电视的节目形态方面较有新意。在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视域，传媒体制改革研究备受关注。编辑与出版研究是2007年较集中的一个研究视域，这个学科的新进展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2007年高校新闻传播学继续召开一系列有学术水准的会议。同海外学者合作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学术年会逐渐成为品牌，学术交流向纵深推进，是这一年学术会议的特点。2007年新闻传播学学术书籍的出版数目众多、种类丰富，学术含量有所增加，折射出高校新闻传播学界同业界并肩而行的特点。
2007年11月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4个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和4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届主任联席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也与会。会议商讨学术研究和合作协调事宜。这种组织形式和议事方式为其他学科所没有。会议决定委托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在2008年适当时机举办以中国新闻改革30周年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他基地共同发起。会议还决定第三届基地主任联席会议于2008年下半年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由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负责筹办。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新亮点
2007年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亮点突出，使得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论文数量多，学术会议不断，而且学术水平总体上有所提升。
1．学科体系构建中重要概念的重提与共识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新闻学理论体系构建尚存争议，有关学科基本概念的探讨始终是高校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在2007年中，关于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宣传、新闻自由等过去反复争议过的概念再次提出并引起学界热议，是以往不多见的。
展开新闻真实性讨论的直接导火索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纸馅包子”虚假报道。对这一事件的谴责后来扩展为对生态环境、传播机制、新闻观念、新闻公信力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广泛讨论，并进而延伸到对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的重新解读。甚至有学者指出，新闻真实对于建立民主社会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新闻真实是实现民主的基本保障，是信息社会的安全前提。
与真实性相关的另一个新闻学基本概念是客观性。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把“客观性”这一概念直接导入新闻专业主义层面来阐述，认同西方新闻界对客观性的解读，即主张事实与价值分开，坚持真实、客观等原则。
2007年的新闻史研究集中对以往的史学研究进行反思，认为新闻史研究中本体意识的缺失，不能正确把握新闻史与政治思想斗争史的关系，结果使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因此，强调和突出本体意识就是要求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学者们主张，今后的新闻史研究应该突破范式，调整框架，转换视角。
关于传播学的定位以及它与新闻学的关系研究，在2007年有新的进展。学者们对我国传播学研究总体上呈现“一般化”、“西方化”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在众多的传播学成果中，真正属于我国传播学者独自研究心得和原创成果的较少，其中能够结合我国国情，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解决我国新闻传播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更少。他们主张，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应该立足于我国国情，从满足传媒业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开展学术研究。以此为定位，就要在中国传播学的“个性化”、“本土化”上下工夫，并且处理好同新闻学的学科关系，彼此借鉴，共同繁荣。
在过去一年中，学者们比较理性地对待外国传播学研究及其成果。有学者对西方传播学界认定的四大奠基人的认定标准提出质疑，认为过去的认定标准受“二战”前后的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控制等因素的引导，这使得某些学者观察和评价传播学奠基者时，把成果卓越的芝加哥派的学者抛在了一边，并进而设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藩篱，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全面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如果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社会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学研究就有可能走出“五W”模式的狭窄天地，展开更为宏观的研究领域。
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对这些重要概念、重要原理以及重要史实的重提与反思，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2．对突发事件的关注和相应法规的解读
2007年有多起突发事件发生，太湖蓝藻事件、河南淹井事件、凤凰塌桥事件……面对这些众多突发事件，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跟踪研究。通过对太湖蓝藻事件的分析人们得出结论:坚持透明报道，满足受众“兼听则明”的需求；对河南淹井事件的报道研究，人们提出，要集中报道，抢占舆论先机；在湘西凤凰塌桥事件的研究中，人们提出对事件真相和事故原因记者有责任追问。
在对突发事件进行表层扫描之后，研究者围绕这类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层的讨论，认为这类事件涉及风险社会、公共管理等领域的许多问题。2007年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呈现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围绕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主体展开。对政府而言，要加强危机管理和舆论引导；对媒体而言，要注意强化责任意识，同时注意维持公众利益与媒体利益间的平衡；对公众而言，是提升危机认知能力，同时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满足。第二是借助“传播流”、“新闻专业主义”、“组织传播”等多个理论概念，采用问卷调查、文献分析、历史研究等多种方法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全面研究，成果颇多。
在2007年中，由于频频发生的突发事件牵动人们的心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继出台也使“透明政府”、“信息公开”、“媒体责任”再度成为新闻学术界使用率不断提升的关键词。对这两个新法规的解读成为这一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研究者敏锐地观察到《突发事件应对法》二审稿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介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的条款，认为这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它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面的肯定。学者们在研究中梳理了信息公开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认为删除后的二审稿体现出政府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同时赋予传媒对突发事件及时报道的权利，使人民的知情权得到制度上的保证。也有学者指出，二审稿中的“统一发布”一词日后很容易成为对事故负有责任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封闭不利消息、掩饰错误、逃避责任的借口，还须进一步修订。
3．媒介素养研究从教育理念走向社会实践
经过10多年的持续努力，媒介素养已经从一个热点问题逐渐深化成具体的研究课题，成为明确的教育理念，并开始走向社会实践。
高校学者在以往几年的研究工作中对于媒介素养的内涵和外延已有明确界定，2007年的研究大致围绕媒介、文化、教育三个视角展开。媒介的变化和发展是开展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民媒介素养水平的外部原因。媒介素养必须置于整个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和掌握。有研究者指出，以文化反哺为代表的关于文化传递的理论，是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由完全的保护主义转向相对的保护主义的思想基础。但是，这种文化反哺理论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仍很微弱，因此中国目前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价值走向仍然是沿袭西方早期媒介素养教育的保护主义价值取向。作者认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未来的价值走向必然是尊重多元文化，实现由绝对保护主义向相对保护主义的转变(1)。
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最终为了给教育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有研究者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设计的目标体系为:以认识媒介为主的知识目标，以运用媒介为主的过程目标和以批评媒介为主的价值观目标。而评价体系则可分为国家测试评价、学校和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2)。
有多位学者指出，媒介素养研究积10年之功之后，现在需要有一个认真的反思。他们指出，目前的研究工作大多停留在媒介素养的战术研究层面，即从媒介素养自身出发来研究媒介素养，缺乏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政策机制、社会环境等战略高度的背景来看问题。从历时性看，媒介素养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具有厚积薄发性和后续递延性；从共时性看，媒介素养研究始终处于人、传媒、环境的互动之中。系统的媒介素养研究应该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的并重。
二、新闻学研究
2007年新闻学研究围绕新闻理论、新闻史、外国新闻媒介、新闻实务、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法规、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舆论监督、新闻教育等九个方面展开。结合这一年的诸多新闻事件和学界感兴趣的话题，许多论文发表了有新意的学术见解。
1．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工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工程建设在2007年有所进展。《新闻学概论》初稿已经过两次讨论，等待定稿。《新闻采访与写作》正在撰写。《中国新闻传播史》已经过教育部专家组评审，正待最后批准。
2．新闻理论研究
这一年围绕新闻学基本概念的探讨，发表了不少论文。学者们结合近年学界与业界争议的问题，就宣传、真实性、客观性等发表了有意义的观点和主张。有学者指出，今天对宣传的重新界定，将使人们重新注意通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思考民主、自由所面临的挑战。
由2007年一系列假新闻所引发的真实性讨论，除了讨论有关学理问题外，还深入到社会深层原因和传媒体制进行剖析。有学者指出，新闻真实是实现民主的基本保障，是信息社会的安全前提。对于新闻传媒来说，如果社会提供了信息公开的环境，对新闻自由提供足够保障，那么社会公众能否拥有一个安全的信息环境，关键要看新闻传媒能否发挥其传播功能，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及时、公开报道有关信息(3)。还有学者指出，必须解决传播把关人缺位问题，要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机制作保障，尤其要建立把关过程中的防控机制和追究机制。也有学者认为，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果传媒单位的用工制度不规范，考核办法不合理，仍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处理力度再大，也难保不出假新闻(4)。
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论述其实和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在逻辑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有学者梳理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历程及其“公共服务”的信念，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从业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也有学者指出，在西方新闻业追求新闻专业自治目标的过程中，新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营构成了西方新闻专业化的经济基础，服务公众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的新闻自由成为新闻专业化的理念基础，而大众社会的兴起成为新闻专业化合法化的社会基础，因此，“新闻专业化的争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历史环境变化中多方博弈者力量的消长”(5)。
由于2007年相继发生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新闻媒介的越位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有关媒介批评的研究也较集中。对于重庆“钉子户”事件，有研究者认为，传媒机构通过议程设置对现实环境中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加工、重构而成的“拟态环境”，同客观事实已经全然不同。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报道的“事实”中已经自觉不自觉、或明或隐地渗入了记者、编辑或传媒机构的主观意念和思想倾向(6)。在对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中传媒越位进行批评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传媒消费主义以及商业化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在媒介批评的诸多研究中，“社会责任”成为热门话语。同媒介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的则是媒介公信力。研究者指出，中国公众认为电视新闻最可信，传统媒介的新闻比网络新闻更可信。而要真正维护媒体公信力，须对目前的媒介体制进行变革，让媒体对自己的公信力真正负起责任(7)。
3．新闻史研究
2007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往年引人注目，不少学人对过去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批判，构成本年度的研究重心。同时，个案史、专题史、新闻界人物和具体的史实考订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一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了新闻史专家笔谈，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的思考刊发于《新闻大学》上，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一阵热潮，同时也构成了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表达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的自省和期待。
首先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缺失。有学者指出，造成本体意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史本身与政治思想斗争史关系密切，结果是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具体表现为:只讲宣传内容，忽略报刊是在怎样的宣传方针指导下运用宣传技术和策略的，而后者恰恰是新闻史应涉及的主要内容。学者们认为，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具体到报刊史而言，就是要分清“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历史的报刊”，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报刊的历史”，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新闻史研究的中心应是媒介自身(8)。
在新闻史研究中实现范式突破，框架调整，视角转换是学者们的共识。有学者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提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两范式”观点。另一位学者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一种范式，可称之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1956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又一种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称为政治与媒介功能模式，20世纪50年代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而形成，影响至今，50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著作都可归于此一范式之列。还有学者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及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融合，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增强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9)。也有学者建议将新闻传播史解构为三个子系统，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并建立三者彼此交融统一的三维历史空间(10)。
4．外国新闻媒介研究
在2007年高校新闻传播学者对外国新闻媒介研究呈现浓厚的兴趣。仅从学术期刊和新闻业务期刊上就检索到近200篇论文。
对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美国公民新闻运动，有研究者指出，“公民新闻”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新的思考(11)。
研究者对外国报纸的改版给予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坚守了117年版式保守的独特风格后，在2007年实行改版。这一年，另一张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也推出全新的“艺术时尚”版。《纽约时报》在这一年显得更苗条了，报纸的宽幅缩减了3．81厘米后变为30．48厘米。研究者从《编辑与发行人》2006年度报告发现，美国星期天报纸总发行量从1995年到2005年下跌了9．7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创新经营方式，变革内容和形式，显然是一条走出困境的出路。
在对第90届普利策新闻奖为范本的新闻文体研究中，研究者发现14项大奖中有11项属纯粹的负面新闻，占获奖总数的78．6%。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讨邪伐恶是美国现代报业的一个重要职责。虽然资产阶级报纸把揭丑新闻客观上当作吸引读者的手段，但这一种揭露与批评有利于打击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官僚资本家，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作用，能够起到维护现行制度的作用(12)。不仅负面报道引起研究者关注，普利策新闻奖的人物报道的价值选择也令人们感兴趣。研究者将普利策新闻奖人物报道所青睐的对象概括为:自然灾害、社会大变动之后的普通人生活；与疾病及生理缺陷抗争的普通人；与种族、贫困等社会问题相关的人；道德上存在争议的普通人；犯罪活动中的受害者。在主题选择上，与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大变动紧密相关。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展示出西方形象思维的多元性。新闻人物性格鲜明，形象丰富。注重写实，生活真实感强(13)。
5．新闻实务研究
从总体上看，2007年的新闻实务研究，延续了前几年的一些热点话题，比如党报改革、融合新闻、民生新闻、博客新闻、付费采访等。这一年新闻实务研究先天所具有的贴近实际、目标明确、导向作用强的特点，在2007年显示得淋漓尽致。
有学者指出，新闻来源的保护是各国新闻界都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新闻工作者从伦理角度出发对新闻来源的匿名保护，在面对法律时往往沦为空谈，而新闻实践中泛滥的匿名策略也会对新闻本身造成伤害(14)。还有学者指出，正确使用新闻来源是提升媒体公信力的基本要求。媒体不仅要提供最新的新闻事实，而且最新的新闻事实是由最权威、最可信的新闻来源所提供的。
2007年新闻策划关注的重点是新闻策划应把握的尺度，新闻策划与新闻炒作、假新闻的界定。有研究者认为，新闻策划的主旨在通过策划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客观上要求报道者注意资源开发的适度。目前，这种开发的不适度，主要表现为不足与过度两个方面。其中，不足表现为有些新闻报道脱离新闻事实孤立存在，一些内容重复的一窝蜂式的报道时有可见，使得新闻资源难以展示其内在价值；而过度的开发，又形成超越现实的需要，甚至违背新闻传播的原则，造成对新闻资源的滥用(15)。
有研究者指出，在新闻策划实施过程中，必须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度”:一是宣传要适度，不能炒作过头，产生副作用；二是投入的代价要适度，也就是说，策划带来的实际效益必须大于实际投入(16)。还有研究者强调，新闻策划是新闻传播的一种程序化的计划、组织、整合、实施的过程，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传播形式的“策划”，任何对新闻事实的策划都会背离新闻真实性原则(17)。
有学者结合记者“介入”新闻的问题，指出，记者的策划性介入并不等于说记者可以主观臆造“事件”。这与其说“新闻策划”，不如说媒介作秀(18)。还有学者指出，新闻业内普遍存在的讲故事的热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新闻信息更有效地传播，使受众更乐于接受新闻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把握不当，也会影响记者对于新闻事实本身价值的判断和思考，有可能对新闻价值很少而故事性很强的内容大加报道，使受众沉醉于故事性而疏于理性的思考(19)。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2005年是“中国博客大众化元年”的话，2007年则是博客新闻发展走向成熟的一年。博客新闻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管理机制和受众心理。而伴随着手机短信、博客、播客等个性化传播形态的蓬勃发展，一种新的称谓开始出现，那就是“公民记者”。厦门PX项目迁建是2007年重大新闻事件之一。在这个事件中，疯狂传播短信的那100万厦门人似乎正是“公民记者”(20)。有学者认为，市民新闻（也称公民新闻或草根媒体）是一种崭新的新闻理念和操作实践，它不同于传统的以媒介社会责任理论为代表的新闻观，也不同于西方近些年兴起的公共新闻和民主参与理论的新闻观。市民新闻以博客为主流表现形式。市民新闻消解了传统媒体的“守门人”(21)。也有研究者从“市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出发，指出中国的市民新闻还处于初级实验阶段，代表着新闻事业发展方向，还存在机制问题和“去农民化”倾向(22)。
2007年对付费采访的研究，更多地把付费采访放到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察，研究主题则为付费采访的性质和界限，目的是规避其负面效应。有学者指出，社会转型是当下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付费采访现象是无法回避的价值冲突问题，在推动对个体劳动价值的尊重、促进民主建设、强化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提高记者新闻业务能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也可能导致采访对象沽市谋利，影响公共利益，媒体垄断采访，降低新闻品质，采访行为异化，助长新闻腐败。还有研究者提出，付费采访应遵循一定的界限，即:公众人物披露公共信息不得收费；具有一般新闻价值的事件或人物接受采访不应收费；媒介不能采用付费方式垄断公共信息。
有研究者指出，“媒体融合”的特征表现为: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23)。又有研究者指出，“融合新闻”是对传统新闻传播范式的整合与重构，新闻传播主体由职业新闻工作者独家垄断转变为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共同分享，新闻信源也随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第一，这种改变使得新闻传播效果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新闻媒介组织对新闻传播的控制也越来越难；第二，报网互动、台网互动，以及通过组织机制改革实现集团内部的资源共享、流程再造，能为区域内媒体打破传播的地域限制提供渠道和平台，直接带动媒介影响力的增强和经济效益的增加；第三，随着传播手段和方法的改变，对新闻传播内容整合加工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对内容准确定位，对表现方式适当选择，对传播流程有效地进行控制与管理，成为所有新闻媒介面临的新问题；第四，根据融合新闻对新闻采编人员的要求，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加快改革步伐(24)。
由于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关于民生新闻的研究仍是2007年较集中的一个课题。这一年讨论较多的是民生新闻如何克服低俗化、庸俗化，提高质量和品位，确保民生新闻健康发展。有学者指出，新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追求，不能成为庸俗化和游戏化的挡箭牌(25)。有学者强调民生新闻必须优化品质，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只是需要关注吃喝拉撒，千万不要只沉湎于日常的琐碎的鸡毛蒜皮之中，必须看一看远处，这才是媒体更重要的职责所在。有人指出，民生新闻虽然以百姓生活点滴为报道的基点，但同时应兼顾国家的大背景大环境，以此增加新闻的权威性和厚重感(26)。
有学者对民生新闻重新解读，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的独特内涵主要包括: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当前要处理好两个问题:其一是科学对待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关系，尤其是科学看待民生新闻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其二是正确认识民生新闻传播范式与其他新闻传播范式的异同，特别是要弄清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关系。如果着眼于本体性层面，可以发现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具有三方面的独特价值:一是开拓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空间，二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创新路径，三是建构了一种富有中国文化底蕰的新闻理论(27)。
三、传播学研究
2007年的传播学研究，围绕着传播学理论、媒介理论、受众、媒介素养、广告、公共关系、网络传播、新媒体、媒介文化等九部分展开，这里重点梳理前几部分的研究领域和代表性观点。
从研究领域和主题看，2007年基础传播学研究同上一年度一样，主要集中在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途径探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反思和探索、传播学的定位与正名、外国传播学理论研究、跨文化传播等几个方面。
1．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反思与开拓
中国用了近30年时间，即将走完引进、推介西方传播学的路程。从2006年开始，有几位学者着手对这一历程和一些引进的传播学原理进行反思，2007年继续进行这一工作。这些工作标志着中国的传播学建设开始迈上自主创新研究的新台阶。
有学者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批判性传播学派及其符号传播研究在中国兴起以来取得的成绩，认为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传播符号学研究基本形成了两种取向:本体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前者探究传播符号学自身的基本问题，后者则通过文本和内容分析对各种传播现象进行解析。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总体上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它与经验传播学和批判传播学鼎足而立，同时又互相渗透，彼此勾连(28)。
有学者对我国目前传播学跨学科研究作了评估和分析，认为普遍存在着“研究泛化、浅层次化、实用化”倾向，冠以“某某传播学”的论著只是简单地在五个W框架下把传播学的概念与相关学科结合，有独到见解、有系统观点的学术成果不多。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反而冲淡了传播学本身的学术构架和理论话语。这位学者还认为，以本身的理论建构为主的跨学科传播学本源研究来说，传播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相结合上来，以信息及其量的研究作为核心，与符号及其意义建构联系起来，把信息传播看作是利用各种符号传递意义的过程(29)。
还有几位研究者在反思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或建议。有的就我国传播学界“传播批判理论”术语使用混乱问题，讨论并界定三个基本概念:批判、批判理论和传播批判理论。他认为，传播批判理论与经验传播学研究之间的本质区别，既表现在传播批判理论所一贯倚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也表现在传播批判理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上；传播批判理论重点研究的是传播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更关心谁控制大众传播体制的问题，更多地从宏观层面来设问并构建其理论(30)。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元理论视野下的传播理论框架”。他批评我国传播学界只注重“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而忽略对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探索。他主张建立以“人——媒介——社会”为基点的、由传播学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构成的传播理论框架(31)。还有一位研究者指出，我国传播学著作中一方面普遍接受拉斯韦尔提出的五大研究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又将传播功能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导致传播功能研究的地位、传播功能研究与五大课题框架关系模糊不清。他认为，传播功能研究的关键问题往往集中于探讨传播活动的社会效果，传播效果研究和各种理论也都包括一定的传播社会功能观。因此，功能与效果之间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如果把传播功能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联系起来，可以为传播功能研究找到准确的学科定位，也可以加深对传播效果理论的认识与理解(32)。
2．传播学的定位与命名
在2007年，许多学者就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与命名，发表了不少深刻的见解。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目前呈现出“传播学热”，但传播学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一般化”和“西方化”的水平上。该学者主张，我国传播学的学术定位应该是:立足我国国情，从满足传媒业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开展学术研究，为党和政府的执政决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以此为定位，传播学研究应该独立思考，多在中国传播学的理论“个性化”和“本土化”上下工夫(33)。
一些学者就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学科领域和彼此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在考察了传播学、新闻学院名称和涵盖范围的发展沿革过程后指出，传播学刚兴起时，被置于新闻学之中，使得新闻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后来传播学发展，更多冠以“传播”的院系和刊物包含了新闻学的专业和内容，于是“传播学”概念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别。目前国内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领域之争，很大程度上是传播学“一词二意”引起的。该学者提出了“正名三措施”:第一，把整个学科命名为“传播学”；第二，把“狭义传播学”更名为“基础传播学”；第三，把“新闻学”（内含报刊新闻学、广电新闻学和网络新闻学等等）、“基础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明列为“传播学”的子学科(34)。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学科定义有别，根源有异，有着不同的学科特质，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性。新闻学属人文学科，需要汲取传播学的学术精髓；传播学属社会学科，也需要汲取新闻学的人文关怀。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促进”、共谋“和谐发展”(35)。
3．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野
传播学本来就融合了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何突破传统的所谓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式，从其他学科挖掘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这是2007年又一个投注力量的课题。
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有研究者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来拓展传播学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接收或发布信息的活动，并非呈现单一的线性传播方式，而是一种多通路复合的网状模式。人们可能同时使用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方式，甚至大众传播方式。因此，传播学可借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把个体的受众看作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点，研究社会系统中传播机制、传播网络以及个体的信息接受方式，从而把握一个社会或社区的信息传播机制，以及不同个体或社团在特定传播网络的地位和影响(36)。也有学者提出了社会转型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社会转型传播学”看作是“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拓展和延伸。发展传播学与发展社会学相呼应，而社会转型传播学与转型社会学相呼应，它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作为大众传播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旨在建构包括技术、经济在内的，以社会文化发展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传播理论。这样，就从以发展为核心的“技术、经济决定论”转向了以“媒介话语生产”为核心的“意义构建论”(37)。
有学者主张借鉴现象学方法拓展传播学研究。沿着这一思路，传播学可以超越传统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形成在方法论上独立于这两大传统方法之外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现在传播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共同弊端表现在对于“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处理上。前者的思维向度是从个别到一般，关注个别，忽略一般。后者的思维向度是从一般到个别，关注一般，忽略个别。因此，经验学派的实证成果只能反映“片面的真理”和“局部的真实”，批判学派则以一般性前提或教条作为起点，将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和具体性统摄于若干抽象的概念之中。运用现象学方法及其“本质直观”思想可解决这两种学派无法妥善处理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38)。
有些学者认为可以从文化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开拓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有人指出，文化人类学不仅同传播学存在着理论渊源，两者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方面也具有一致性，而且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上也有适应性和有效性。还有学者通过对埃德蒙·利奇的《文化与交流》的解读，阐述了人类传播行为与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揭示了人类学者对文化传播交流现象的探索及其研究过程的独特视野，认为这种文化学方法对传播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39)。
还有学者从施拉姆提出的“传播的研究将成为所有社会科学见面的基础”这一论断出发，阐述传播学研究的本质:研究人的信息化。他们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和信息的催化和促进，并表现为人对媒介和信息的使用(40)。
四、新闻传播学学术会议概要
2007年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学术会议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初具品牌效应的会议连续召开，学术交流向纵深化方向发展。这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类是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的论坛或会议继续发挥学术影响力，并不断深入拓展研究领域。这类会议主要有:
7月13—16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主办的“第五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国台湾地区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围绕“传播伦理问题”，着重讨论了近年来华人传播媒介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快速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专业伦理表现等议题。
9月14—16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办、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和瑞士卢加诺大学中国传媒观察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2007亚洲传媒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开辟“2007亚洲传媒论坛国际学术活动周”，以“全球化体育事件与体育传播”为主题。
10月13—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论坛2007——中国新闻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就我国新闻业的整体发展状态与趋势等论题展开讨论。
10月20—21日，由中国传播学会（CAC）、国际传播学会（ICA）联合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承办的“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暨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名传播学者和新闻业界精英与学界领袖出席了本次大会。
11月2—4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持的“北京论坛2007·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在北京举行，以“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为主题，围绕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新媒体、编辑和出版领域、新媒体与民主建设以及公共空间构建等议题展开对话。
12月16日—17日，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新闻传播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和舆论监督一线的代表，围绕新闻舆论监督与政治文明等议题展开讨论。
另一类是2007年有一些新的论坛相继创办，旨在建立新的学术会议品牌，这类会议主要有:
4月21—22日，由《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浙江省广播电视局、浙江传媒学院、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和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整合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浙江传媒学院相关资源合作共建的基地）联合主办的“首届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在杭州召开。
4月28—29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主办的“2007首届全球传播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媒体传播:教育与研究”为主题，秉持“分享全球视野，传播中国经验”的宗旨，深入探讨了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背景下的传播实践、教育和研究的改革方略。
5月27日，由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和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首届“传媒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对传媒业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特点等展开了深入研讨。
10月26—28日，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珠海特区报社联合主办的“媒介社会与批评精神:2007首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在珠海召开。与会学者就媒介批评的理论、当代中国媒介批评的价值重构、当代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研究发展概述及评价以及媒介批评的个案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
12月8—9日，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120多位海内外学者与会。
其次，一批围绕学术热点或焦点的会议相继召开，不断拓展学术研究领域。
5月19—20日，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的“新闻传播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会学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研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6月1—2日，由中国传播学会、美国华人传播研究学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等联合主办的“2007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代表们围绕21世纪传媒的责任与义务这一主题，聚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西部传媒生态问题展开对话。
6月9日，由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主办“两岸三地财经新闻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围绕“影响中国:财经媒体的力量”共同探讨财经媒体的核心价值与社会责任，及其在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
8月18—20日，由中国传播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2007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在南昌举行。与会者对传播学进入中国近30年来的现状进行反思和展望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
9月15—16日，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大众传播与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对信息传播与农民政治素养的培育与提高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9月21—23日，由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传播学学科发展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与会学者对中国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方向展开了谈论，涉及中国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学科内涵、学科走向、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
10月23—24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挪威人民大学、亚洲青年媒体和环球视观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媒介与教育及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在长春举行。议题主要包括媒介的教育功能与社会发展等八个方面。
10月24—28日，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联合主办的“2007年新媒体与公共关系创新高层学术论坛”在武汉和宜昌举行。以“媒体网聚天下，公关沟通你我”为宗旨，旨在通过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公共关系理论研究与实务的发展，实现公共关系理论研究国际化。
11月1—2日，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有来自法国、美国、英国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围绕“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就危机传播研究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全球公共危机与媒介的文化形象互构等议题开展讨论。
11月2—4日，由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媒介新生态 电视发展——两岸三地高峰学术论坛”在福州举行。与会者围绕30年来中国电视的发展主题展开讨论。
11月4—5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人口和计生、卫生领域新闻工作与健康信息传递有效结合的方式等展开对话。
11月16—18日，由苏州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主办的“大众传播、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学术研讨会在苏州举行，与会者围绕着传媒与科学发展观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2月3日，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以及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纪念延安整风运动暨《解放日报》改版6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新闻传播学、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这一历史事件的事实、历史语境、现实意义、对党报理论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12月15—16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传播学会体育传播专业委员会以及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共同主办的“奥运传播暨体育新闻传播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2月19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与新加坡新传媒集团共同主办、中国传媒大学管理学院和亚洲新闻台（国际频道）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中国传媒经济年会”在北京举行。
此外，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有所拓展，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新亮点。
2007年5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2007年研究生学术论坛开幕。论坛以“媒介融合新趋势”为主题。
2007年5月26日，第一届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传播理论、新媒体、媒介运营、媒介使用、媒介文化”等。
以“和谐社会:传播的力量”为主题的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于11月24—25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
五、学术著作与教材出版概况
回顾与整理2007年新闻传播学类学术著作与教材出版情况，令人觉得繁琐却又欢呼雀跃。这一年间出版的书籍数目多、种类繁、分量重，折射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并进而前的特点。
2007年新闻传播学专著依然主要以成套成系的规模呈现，让读者饱览到全方位、多层次的众多学术成果。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有“求是传媒文丛”:《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党报品牌建设研究》；“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媒介生态学》、《媒介品牌论》、《媒介崇拜论》、《媒介转型论》等；“传媒资讯与研究丛书”:《新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传媒信息安全策略与实施》、《世界广播发展研究》、《电视品牌战略研究》等；还有“文化传播与研究丛书”、“出版·传播·文化丛书”、“传媒学术前沿系列丛书”等。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陆续推出了《广告视觉文化批判》、《新闻写作与新闻叙事:视角·主体·结构》、《纪实与虚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的电视剧生产》、《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受众学说:多维学术视野的观照与启迪》；其“新闻传播学术系列”新增《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传媒经营丛书”新添有《传媒产业经济学导论》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明天文库”出版有《中国电视产业启示录》、《中国传媒产业概论》、《组织传播论》、《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都市新闻学》和《电视市场与电视策划》等著作，涉及传播、新闻和电视各个层面。
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的“中外传媒体制创新丛书”以“立意高，视野广，思考深”著称，书系以对中外大众传媒体制的深刻剖析和对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文件精神的全面领会见长。该社又出版有《中国出版体制创新》、《中国广电传媒体制创新》、《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英国传媒体制创新》和《中国报业传媒体制创新》等，至此，全套丛书10本已告完成。
此外，新华出版社出版有“天师传播文库”:《全球化与国际平衡传播》、《中国新闻传播史论》、《〈大公报〉专刊研究》等；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求是书系·传播学”:《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和《传媒伦理学导论》等。暨南大学出版社推出“港澳台与海外新闻传播丛书”，首批推出《海外华文传媒概论》和《港澳台广告行业解读与案例赏析》，前者系统阐述了海外华文传媒业发展的历史，探索和论述了海外华文传媒业的历史与现状；后者带领读者全面领略港澳台广告的行业特点和创作经验，颇具参考价值。
除去成套成系的出版著作之外，还有许多学者的学术专著值得我们关注。如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媒介形象学导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胡正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博士文库《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2）》；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有《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群言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陈堂发的《为何？为何？——论当代中国媒介权限》、《媒介话语权解析》；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研究》，等等。
此外，有关报纸副刊的学术研究在这一阶段较受重视，几位学者纷纷推出这方面的著作，如《中国报纸副刊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本论述报纸副刊学的专著；《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学副刊研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推出了《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
在译著方面，全国各大出版社对国外经典著作和教材的引进依然保持旺盛的势头。华夏出版社推出了“传媒·广告·影视”类著作，如《美国受众成长记》、《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第3版）、《新闻的力量》、《新闻的生产》、《全球好莱坞》等，对文化产业、媒介理论研究、传媒自身研究等带来良多启示与借鉴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向我们展示一正处崛起阶段的传播学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推出有《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及《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我知道什么”丛书·传媒卷（法国），出版了《传媒》、《传播》、《传播的世界化》等译著；其另一系列“媒介经营大视野丛书”（译丛）推出有《塑造电视品牌》、《数字电视战略》、《媒介宣传研究》、《电视玄机:性、谎言与宣传片》和《广播、电视与网络:宣传与营销》，是一套专门介绍媒体品牌管理及媒介宣传理论的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新世纪传播研究译丛”推出《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道德与新闻》、《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新闻业务高级教程”（专业报道系列）则引进了《当代西方财经报道》。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新华出版社的《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中信出版社的《媒体的真相——致年轻记者》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同时，也未忽视对国外优秀教材的引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引进“传媒经济管理经典译丛”教材，如《传媒所有权》、《传媒效果概论》、《传媒社会学》和《全球传媒经济——世界媒体市场的商业化、集中化和一体化》；清华大学出版社“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引进了《运营媒体在商业媒体与公共利益之间》等。
另外，还须提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媒介与文化书系”（英文影印版）:《传播学概论》（第2版）、《媒介、风险与科学》、《城市与城市文化》、《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及《媒介文化中的罪与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上、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也出版有《大众传媒把关》的中文注释版。这些版本的著作为有需要有能力的读者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知识给养。
在教材出版方面，2007年各高校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以往教材系列的新增书目。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品牌继续有新作问世，“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新推出《当代新闻摄影教程》、《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第二版），“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新推出《广播电视评论教程》，“广告学系列”新推出《广告策划创意学》（第三版）、《色彩与表现》；“新闻传播学通用教材”则推出《新闻舆论监督理论与实践》、《网络新闻编辑学》、《英语新闻写作》；此外还有广播电视类著作《真人秀节目:理论、形态和创新》、《节目主持人传播》、《当代电视编辑教程》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传播学系列教材”出版有《传播学纲要》、《新闻理论新编》、《网络传播理论与技术》和《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新闻发言人丛书”开辟新的教学理论角度，推出《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践》和《新闻发言人实务》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推出《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和《传媒经营管理新论》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影视艺术学科基础教程系列”推出了《大众传播学教程》、《艺术理论教程》、《影视概论教程》、《影视美学教程》、《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教程》、《电视新闻采编教程》等。应该说，新闻传播学领域教材的更新质量与速度是值得称赞的。
值得欣喜的是，2007年度新闻传播学界推出了几本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对于理论研究和新闻传播实践均有较强的参照价值。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6）》和《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7）》，该系列报告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组织编写，报告向人们鸟瞰式地展示过去一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的全貌。《新闻传播学术精要（2007）》则对2006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进行梳理，做到资料和见解的相互印证。由国内篇、国际篇和资料篇三大板块构成。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报告（2005—2006）》，该报告是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教席北京国际论坛”的基础上，进一步汇聚了国内外媒介与女性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对媒介与女性研究进行的全面观照和深入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传媒蓝皮书:《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和报业蓝皮书:《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7:创新成就未来》。该“蓝皮书”由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组成，在每年的岁末年初对每一年度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新华出版社出版了《200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编），该书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行业数据，分析了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结合案例总结了宝贵经验，对各级广电部门的业务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参考和借鉴意义。
六、问题和建议
2007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第一，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学科理论框架构建上下工夫不够。这一年由于一些基本理论概念的重提和对过去新闻史研究的反思，推动学人对新闻传播史论的基础性研究，但尚未见系统和完整的基础性成果。
第二，研究领域过大，研究热点过多，未能集中力量对一些关系到新闻传播学基础性研究的重大问题和当前传媒业及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攻关研究，同时也缺乏标志性成果。
这两个问题过去早已存在，近几年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新闻传播学科缺乏科学研究的中长期规划和能够涵盖主要研究领域的课题指南。建议新闻传播学科主动争取在教育部主管部门领导和支持下，组织专家就本学科学术发展订立中长期规划，同时利用一年一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985国家创新基地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联席会议，商定今后3年至5年科学研究规划，就本学科、本行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组织合作攻关，争取推出一批有水平的标志性成果。
执笔: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附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和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协助作者收集和整理本文资料，陈月明教授和陈杰博士研究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编辑。张晓峰副教授提供学术会议和著作教材出版的资料。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阅读本报告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鸣谢。
【注释】
(1)参见仇加勉:《超越保护主义:文化反哺视角的媒介素养教育》，《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2)参见田丽君、陈莉娟:《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体系及实施策略探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3)参见杨保军:《新闻真实；民主社会信息安全的内在要求》，《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4)参见屈志坚:《从假新闻的出笼看把关人缺位》，《传媒观察》2007年第9期。金曙:《从“假包子事件”试看“新闻民工”的生存状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5)参见孙利军:《西方新闻自由语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王学成:《“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期。
(6)参见赵中颉:《“杨家坪拆迁事件”的传媒反思》，《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
(7)参见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解析中国媒介新闻可信度》，《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刘有才:《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与对策》，《传媒观察》2007年第8期。
(8)参见方汉奇:《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9)参见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10)参见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11)参见邵培仁、李一峰:《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嘉兴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12)参见朱清河:《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负面报道谈起》，《新闻战线》2007年第2期。
(13)参见郑越:《美国媒体人物报道的新闻价值取向——以普利策新闻奖中的人物报道为例》，《新闻知识》2007年第6期。
(14)参见项亮:《媒体保护新闻来源的匿名策略分析》，《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5)参见辛红:《“新闻传播策划”浅论》，《新闻知识》2007年第10期。
(16)参见张月环:《试论新闻策划的“度”》，《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17)参见庄梦墨:《新闻策划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理论与当代》2007年第8期。
(18)参见徐国源:《记者如何“介入”新闻》，《新闻导刊》2007年第5期。
(19)参见丁柏铨、杨坚:《新闻传媒应从“杨丽娟事件”中反思什么？》，《新闻实践》2007年第5期。
(20)参见蓝云:《“厦门PX”短信事件报道始末》，《南方传媒研究——数字报纸》（第9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21)参见尹冠男、孔祥武:《市民新闻的兴起与媒介接近权的演进》，《青年记者》2007年第5期（下）。
(22)参见章羽、赵俊峰:《我国公民新闻的兴起现状与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3)参见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24)参见蔡雯:《“融合新闻”:应用新闻学研究的新视野》，《淮海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蔡雯:《媒介融合带来新闻编辑部角色变化——从新闻采编到知识管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4期。
(25)参见时统宇:《努力提升民生新闻的质量和品位》，《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
(26)参见王立纲:《新闻民生化之忧》，《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下）。柴素芬:《民生新闻该选些什么》，《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下）。
(27)参见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8)参见李彬:《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29)参见严功军:《中国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反思》，《新闻界》2007年第4期。
(30)参见杨华:《传播批判理论研究三题》，《新闻界》2007年第5期。
(31)参见吴毅斐、庄术梅:《传播元理论视野下的传播理论框架》，《青年记者》2007年第2—3期。
(32)参见高海波:《传播功能研究新论》，《新闻界》2007年第2期。
(33)参见郑保卫:《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个新闻学者的传播学观察》，《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
(34)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35)参见邓涛、强月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初探》，《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6)参见吴飞:《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7)参见姚君喜:《社会转型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
(38)参见范龙:《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9)参见连水兴:《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胡河宁:《文化:理解人类传播行为的密码》，《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
(40)参见庹继光、吴定勇:《从施拉姆的论断看传播学的新使命——兼论“传播学的本质:研究人的信息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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