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号”滑翔机

“大公报号”滑翔机——记《大公报》倡导中国滑翔运动始末

王芝琛

“大公报号”滑翔机是中国第一架滑翔机。

当抗战刚进入第3个年头,1939年10月20日,在祖国的大西南的成都,“大公报号”滑翔机首次正式飞上天!这一天,在成都隆重举行了“大公报号”滑翔机献机仪式暨飞行表演。出席大会的有戴季陶、陈立夫等。陈立夫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高度赞扬了《大公报》对中国航空事业所作的贡献。驾机表演的是中国滑翔第一人,时任滑翔训练班主任的韦超。

时隔不到1个月,即11月18日,“大公报号”滑翔机运抵陪都重庆,在珊瑚坝机场举行飞行表演。那天,山城重庆“万里晴空,薄有雾气”。“山城的每一段阶层上都站满了热心的观众”,特别是“珊瑚坝机场里,千余人都仰首向天,等待大鹏展翅。”“下午3时整,在一片‘来了’的欢呼声中,发现有架教练机曳着滑翔机迎面扑来。这时正有几只老鹰在天空翱翔,大家惊讶那滑翔机长长的翅膀竟是老鹰模样。万人欢跃看滑翔,不禁起了一片欢呼声,那没有发动机的铁鸟忽的离开了教练机,在雾气里,下落而又上升,并作翻筋斗表演,博得了山城全体观众的喝采。”(见1939年11月19日《大公报》重庆版,徐盈采写的《万人欢跃看滑翔》一文)当滑翔机又绕了个大圈而降落后,整个山城沸腾了。当韦超下机后,人们将滑翔机抬起来前进,像是簇拥着一位英雄凯旋归来。“大公报号”滑翔机的表演,给被日本人疲劳轰炸熬苦了的重庆人,注入了一支清凉剂,给他们带来了对壮大中国航空事业的期盼!在场的航空委员会的周至柔将军,更表示了要由航空协会协助此项活动。

《大公报》为何与滑翔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还得从抗战前说起。《大公报》开设于天津,由于国弱民穷,国家屡受欺辱,尤其日本妄图侵略我国已见端倪。1931年航空救国的呼声震动南北,平津一带读者纷纷致函《大公报》,提倡义捐。至1932年4月,天津电报局同人自行发动募捐救国飞机基金,通告员工,按月捐薪,而以经收保管之责,托付《大公报》。正如《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所说:“大义所关,不容谢绝。”于同年4月4日,将此事于津版《大公报》披露之后,更得远近响应,捐助踊跃,期年始停。截至1933年8月8日为止,共收到现洋4万有余。因购买军用飞机资金不足,购买练习机尚无急需,故此资金暂且搁置。《大公报》深知此笔款项来之不易,不可随便处理,遂发起成立“保管委员会”,此会于1933年12月13日成立,委员中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银行同业公会主席卞白眉和《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等5人,所有基金本息都由保管委员会保管。

1935年5月,《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率王佩之赴日本考察新闻业。是时正是日本新闻界提倡“滑翔”运动正热,胡甚为重视,悉心考察。他深知,日本跟中国要打起来,空军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地位,而青少年的滑翔运动是发展空军的基础,决心回国后提倡滑翔运动。

胡政之回国后,一方面向保管委员会正式提议:以此项基金,发起滑翔运动。保管委员会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嘱《大公报》代为规划。另一方面,胡政之通过教育部郝更生的介绍,结识了韦超。韦超毕业于广西航校机械科,先到英国学习航空,又赴德国花了3年半时间专门学习滑翔,确是我国学习滑翔第一人。待韦超学习归国后,《大公报》已开设上海馆,在沪的胡政之与韦超两度商议,达成协议,决定由《大公报》在保管项下,拨款托韦超向德国订购大型滑翔机一架,拟定借1937年全运会开幕之机,献机并表演,以为首倡。但是,1937年平津沦陷,《大公报》津版停刊,急请卞白眉将保管委员会该项基金尽数汇沪,自是保管委员会事实上已解散,而保管资金的责任由《大公报》独负。战事蔓延,至12月上海竟也不守,《大公报》上海版复行停刊,而德国订购的滑翔机,恰也应在此时到沪。不得已,《大公报》委托韦超代表赴港交涉,中途起卸,且将滑翔机运至内地。本文开头所述,在成都、重庆表演的“大公报号”滑翔机,正是这架滑翔机。

飞行表演后,由韦超主持的滑翔训练班,更积极地投入各项工作中。在人员上得到充实,在装备上积极仿制H—一七式中型机。1940年3月12日,韦超奉命准备驾驶第一架国产H—一七式中型机赴重庆表演。但当时拖曳机的尾钩发生故障,他为了不使众人失望,延误表演,不顾危险,即时起飞。不幸飞机起飞后,拖绳脱离拖曳机的尾钩,拖绳又系住在路旁的电线杆,韦超坠地身亡。一个年轻的生命,一腔热血,洒在中国滑翔事业起步的路上。《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敬悼韦超先生》一文中指出:“我们决不因为韦先生之死而灰心丧气,偃旗息鼓,相反地,正应该景念韦先生提倡滑翔至以身殉的热诚毅力,踏着他的足迹,继续设法提倡,方可以对他在天之灵。”

韦超殉职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张照片,摄于1939年初夏,是韦超从重庆步行押运滑翔机至成都时照的。他戴着一顶宽边草帽,袒开胸前的衬衣,露出满脸愉悦的笑容,跟在运输车后,像一个青年农夫牧着一头健壮的水牛似的,在成渝路上奔走着。他押运的“大公报号”滑翔机,是奠定中国滑翔事业的根基。韦超是一个好青年,他尽心尽职,把他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的滑翔事业!

韦超殉职后,滑翔运动这棵幼芽受到挫折。但是,《大公报》一天也没气馁,相反,更加全力鼓励和倡导,《大公报》人一天都没忘记尽责。例如,《大公报》王芸生在一次外交协会举办的滑翔座谈会上所说的“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我们有人造的鸢飞在天上,人造的鱼潜于海底,国防就有办法了。”已为滑翔训练班学员所熟记。

在《大公报》热心倡导下,中国滑翔总会于1941年4月4日在重庆成立。于成立前一日,即4月3日午后,由滑翔训练班进行成渝300公里长途滑翔机拖曳飞行表演。滑翔总会成立当天,《大公报》重庆版发表了由王芸生撰写的题为《青年飞上天去!》的社评。社评说:“滑翔总会今天成立了!希望滑翔总会自今天开始负起这伟大时代的责任,向全国积极推动,务使每一个中学校均设一滑翔部,使大中学生,不分男女,人人都视操纵滑翔机如篮足球,如乘舟骑马,航空普及了,自然产生杰出人才。中国的青年都要飞上天去!这是国家命运所系,也是青年的幸福!”还说:“从今天起,5年内一定要练成10万空军!怎样练成这10万空中英雄?第一步完全要靠滑翔运动!青年飞上天去!青年飞上天去!”《大公报》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

滑翔总会成立后,起初还是有成绩的,到1942年底,就有百架中型国产滑翔机献礼。1943年8月底,第一架国产的“大公报号”大型滑翔机问世,于1944年一月试飞成功。

为普及滑翔知识,增进国人对滑翔运动的了解,《大公报》还聘请中国滑翔出版社编辑专业性的副刊“滑翔园地”,从1941年9月5日起在渝版上刊行至1944年4月26日止,共出版55期。

眼看中国的滑翔事业将如日中天,从起步到日趋壮大。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划”没能兑现,滑翔运动也没有可能如《大公报》所预想的那样开展。但《大公报》人苦心倡导的滑翔运动,热情鼎助滑翔运动,一片殷殷爱国之心日月可证!有人赞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我国滑翔事业的奠基人,笔者以为并不为过。

(原载1998年6月17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