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件难忘的小事

几件难忘的小事

陈伟球

予生也晚,在《大公报》工作不过10年(1942—1951),10年中经历3个馆(桂林馆、重庆馆、上海馆),凡事撷英,不少经历回忆起来,的确有一点纪念意义。现分别录之如下。

一、毛泽东第一张木刻像的见报

1945年8月,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党为了掩盖其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曾3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后决定接受邀请,并由毛泽东率团前往。这对新闻界来说是一件特大新闻。当时报社总编辑王芸生决定,在本报版面上突出报道。计划是除社论由他主笔外,消息和特写由著名记者彭子冈负责。当时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大后方(国统区)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没有见过毛泽东,大家想趁此机会,一睹毛泽东的丰采。可是在当时的大后方,物资缺乏,设备落后,要想在报纸上刊出一张照片,光制版就得十天半月。怎么办?有人建议用木刻像代替,但找一位木刻家来刻成一幅毛泽东像,也不是可以咄嗟立办的事。后来王芸生把我找了去,问我能不能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我那时负责资料室,专门配合报纸需要,供应国内外战事的地图,制版来不及,便用木头刻制。我平时原喜欢写写画画,又经常刻个图章什么的,心想搞个木刻头像,估计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就表示可以试一试。于是我们从中外报刊上寻找毛泽东的照片,经过仔细描摹后,居然颇为相似。我把它移植到一块木板上,只半天功夫就刻成了。拓印后,王芸生十分满意,叫放在头版头条配合消息和特写同时刊出。这在当时的大后方,只有《大公报》有此特色,是唯一的一张刊有毛泽东木刻像的报纸。

二、《大公报》第一号报头的重现

1946年春夏之交,一天上海馆副经理费彝民把我找了去,告诉我马上要办的一件事情:把《大公报》第一号报头拍下制版见报。我那时虽然已进馆工作几年,但对《大公报》的历史却知道得很少。正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费先生具体告诉我:“你到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去,找他们的管理人员,一定可以找到。”那时《大公报》上海版刚复刊不久,摄影部尚未成立,报社里连一架像样的照相机也没有,更谈不上专职的摄影记者了。但任务紧迫,等不及买了好相机才去照相,我只好把我那架旧式皮腔折叠式相机拿去凑合(这种相机50年代以后市场上已经淘汰)。找到天主堂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后,他既弄不清《大公报》第一号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旧的《大公报》放在什么地方,但他很热心,帮助我一同乱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在一间屋子的门背后找到了。原来当时的《大公报》,并不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报纸那样,是对开的一大张或几大张,而是一本直排的、类似今天的16开杂志的样子,印刷的粗劣更不用提了。我管不了那许多,连忙拿到屋外走廊下一通乱拍。我那时也是初学照相,对于光圈、速度、距离等专门知识也是模模糊糊,似懂非懂,心想不管如何,既来了就要多拍几张,总会有一两张清楚的,最终能让我完成任务。后来经过冲洗,确实还有一张清楚的见了报。

三、一份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画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帝国主义为了称霸远东,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美帝是“恶人先告状”,反向联合国诬蔑我们是“侵略”。中国政府为了向全世界人民揭示真相,以正视听,特派伍修权为代表,赴联合国说明真相。那时,联合国的代表席位还被蒋介石集团霸占着,我们在联合国也还没有特派记者,谁来报道我们的代表在联合国的活动呢?正当新闻界感到为难的时候,上海一位读者给上海《大公报》送来了一大包伍修权代表在联合国作报告的照片。得到这批照片,我们真是如获至宝。王芸生当即决定,编印出一份画刊,内容都是伍修权在联合国作报告的各种镜头,并找到上海最好的一家胶印厂印刷出来。发行的当天,上海新闻界为之轰动。不少读者收到这份画刊以后,纷纷打电话到报社表示感谢,并说,“看了这张画刊,使我们国人感到扬眉吐气,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让人随便欺负的中国了。”

事后,为了感谢这位读者的盛意,王芸生交给我一张名片,叫我到这位读者家表示谢意。据我当时的观察,这位读者文化程度并不高(他开的是家成衣店),给他寄照片的人,是他家的一个成员,他是遵循照相人的嘱咐,把照片送到了《大公报》。至于这位照相人当时在美国干什么,他如何能到联合国拍到这么珍贵的照片,我至今也不清楚。

四、和柳亚子干笔仗

诗人柳亚子文名满天下。他不仅是“南社”的著名诗人,解放初期他和毛泽东唱和,使他的作品更增加了光采。但在抗战时期的山城桂林,他曾和《大公报》打了一场“笔仗”,却很少有人知道。

抗战后期,桂林成了有名的文化名城,特别是香港沦陷以后,好多文化名人都在桂林呆过。当时柳亚子也由香港到桂林小住。这时,有位文化名人结婚(据说是许幸之),柳先生也去祝贺。因为柳先生是诗人,于是贺客们就怂恿柳先生赋诗一首为贺。柳先生大笔一挥,一首贺诗便写出来了:

××才子×××,南海佳人美绝伦;

今日结成鸾凤偶,双双同拜自由神。

(注:此诗收入《柳亚子诗集》已有改动,已经不是原来的句子了)

出席的新闻记者马上把这件韵事传了出去。这诗惹怒了一位姓罗的小青年,他给桂林《大公晚报》投稿,指出:这能叫做诗吗?名家写出这种东西,怎不羞愧煞人?——前面说过,柳老诗文名满天下,平生与他唱和的以及他接触到的都是颂扬他的诗文,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如此不客气地说话。柳老气坏了,他也撰写文章,寄到报社,指出什么样的一个后生小子,竟敢和他在文坛上“分庭抗礼”。报社领导看到这么一件小事,引起一场笔墨官司,未免有伤文化界的和气,便由报社记者曾敏之、陈凡等人去做工作,才把这场笔墨官司平息了下去。

五、天涯游子泪洒漓江桥

在桂林城外的漓江上,有一座漓江大桥,这座桥不仅方便了到城东七星岩、月牙山等风景名胜地区游览的游客,也给漓江两岸百姓的生活带来方便。不仅如此,漓江桥上,还是游客欣赏桂林风景名胜的一个最佳景点:游客只要站在漓江桥上,南眺,随着浩浩江流,美丽的象鼻山、穿山、宝塔山等,都罗列在眼前,当年大文学家柳宗元撰文颂扬过的訾家洲也在眼底左近;北望,只见俏丽的伏波山和远处的叠彩山、风洞山,像一系列的玉石屏风,郁郁苍苍,使人感到韩愈的千古名句“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形容得真是恰如其分,绝非言过其实。

桂林虽是一座“山水甲天下”的文化名城,但在抗战后期,因为香港沦陷,好多文化名人要到后方去,都要从这里经过。山水虽美,终究是路过者多,有心在此地流连山水、纵情旅游者少。这里实际上成了一座避难所。不仅如此,好些沦陷区的知识青年,也都到桂林来找工作。但是,国统区民生凋敝,哪里能提供给他们就业机会呢?

话说有这么一天,一位找工作找了很长时间也无法如愿的青年来到了漓江桥上,他手握又冷又湿的大桥栏杆,悲悲切切,心想与其这样整天流浪,衣食无着,倒不如死去来得干净,就想纵身一跃,投进漓江的奔流之中,以求一了百了;但是又想到在沦陷区的家里,还有白发双亲和其他亲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他不但能找到工作,而且还能随着抗战胜利的号角重新归来,这样草率一死,岂不辜负了亲人们的期望?他的思绪在死与不死之间斗来斗去,悲伤失望的眼泪流了一回又一回。最后他决定,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写成一封情辞恳切的信,投到《大公晚报》,要求报社发表,把他走投无路的惨况告诉全社会。由于他本人是个知识青年,文字颇有功底,加之文章感情真挚,这些文字发表后,果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同情。当即有一个单位给报社来电话,愿意收留这个青年去工作。一场人间悲剧,转眼以喜剧告终。这也是抗战期间,《大公报》为普通百姓做的又一桩好事。